深切怀念薛宝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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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里我与薛老师见面，无话不谈，可是以悼念形式讲起薛老师，真的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心中充满愧疚，从大学毕业后，除了日常向老师请益以外，每年都会在正月初四去看望薛老师，一是向他汇报一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二是把自己对曲艺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地讲出来。他总是笑眯眯地听着，指出我的哪些想法很好，要做下去。每次从薛老师家里出来，我总像加满了油一样，浑身是劲。今年真是鬼使神差，因为家里一些琐务缠身，竟然没能抽出时间看望薛老师。正月初六那天，给薛老师家打电话，没人接，心想，老师可能又出去锻炼了。谁知上班后的第二天一早，师妹鲍震培打来电话，说薛老师患了重症，晚期，住院了，但不知哪家医院。我脑袋“轰”的一声，一片空白，赶紧与薛老师的公子联系，竟然没有应接，反复联系，均如是。春节后刚上班，单位里一堆公务要逐项安排，还要去京开会，我计划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再去医院探望。没曾想，当我2月27日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准备明天一定要找到薛老师住的医院看望他，28日一早，便传来老师早晨八点十分仙逝的噩耗，我那个悔呀！
　　3月1日，在天津第一殡仪馆的告别厅里，在悲戚低回的哀乐声中，我凝望着老师平静如生的脸庞，与老师三十多年深度交往的过去一幕一幕呈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有幸成为薛老师的学生，是上大二的1980年9月2日，我们南开中文系在全国较早开设了民间文学课，虽是选修，但选课的同学很多，主讲便是薛宝琨老师。那时薛老师也就四十多岁，穿一件深蓝对襟儿中式上衣，脸庞清瘦，头发黑，略长，额前垂发有点凌乱，像大多数中文系老师一样，没有讲义，只带了几本参考书，走向讲台，以低沉缓慢的语调开讲。记得薛老师虽然是从“民间文学”的概念讲起，但没有沉溺在理论推演中，而是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佳作和资源娓娓道来，一一呈现，其知识之丰富、新鲜，其用语之质朴、准确，其逻辑之清晰、严谨，其神色之自信、陶醉，令我等孤陋寡闻之辈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恨不得多生几只耳朵，多长几双手，把薛老师所讲所写全都记在笔记中。我虽然考进南开中文系，但语言文学修养十分薄弱，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古典文学两座宝库虽然于我魅力无限，心向往之，但毕竟底子太薄，生不出亲近感和成就感。而薛老师所讲的民间神话、民间笑话、民间传说、曲艺、民间小戏等等，一下子点燃了我的欢喜心和亲近感。特别是薛老师讲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民间文学都是这个国家文学艺术的母体和武库，研究民间曲艺、戏曲绝不低于研究莎士比亚，只有研究态度和成就的高下之分，没有研究对象的高低之分。正是这一思想对我和几位同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我们至今仍然从事民间文艺的学习研究，并因此而自豪。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驻津大型央企工作，心情很是不好，总希望能到一家文化教育单位工作。薛老师了解了我的想法，联系了几家单位，帮我写推荐信，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1986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成立，薛老师认为是个好机会，这所学校虽然只是一家中专学校，但却是我国唯一的一所综合性曲艺专业学校，又是国家文化部直属，应该有发展前途。其实，最初是薛老师要到这所学校工作的，只是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正在筹办编辑专业，另外就是筹建东方艺术系，两件事好像都需要薛老师加入，因此他放弃了去曲校，并把我推荐给了这所学校。当时主管领导赵俊杰副校长非常上心，才使我能够成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第一批教师。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薛老师的联系多了起来。一是请薛老师来校为我所在的文学专业学生授课，二是我写过的一些关于曲艺方面的论文拿给老师过目，三是和薛老师一起参加一些曲艺方面的理论研讨会。也正是在这些活动中，我对薛老师的艺术与曲艺理论思想不断加深了认识。
　　薛老师反复与我讲过，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那些几年，特别是受到侯宝林、刘宝瑞、孙书筠等先生的提携与影响，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曲艺的艺术价值。虽说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在河南的一个农场与侯宝林、刘宝瑞大师一起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但却使他的理论研究有着很鲜明的实践精神与人本情怀。加上他在北大中文系受到过严格的理论训练和诸如吴晓铃、高铭凯、游国恩诸位名师的教导，因此他的曲艺研究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就曲艺谈曲艺，而是在中国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整体框架里，不断探寻中国曲艺与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相同相通之处和独特魅力所在。关于这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侯宝林等人合著的《相声溯源》《曲艺概论》中已经得到明显体现。这两部专著，不仅成为当代曲艺学的拓荒开山之作，而且从那时就奠定了曲艺学的高度，即它是中国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脉络，产生过优秀的曲艺大家和精品力作，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所以一当薛老师完成了这些拓荒工作以后，他马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更深层的思考。《笑的艺术》（1984年出版）、《中国幽默艺术论》（1989年出版）就是老师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在老师眼里，不仅滑稽类曲种是笑的艺术，中国曲艺整体上都呈现出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喜剧态度、喜剧精神，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正是支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文化营养。薛老师为此又对历来不为正统文艺史所重视的一切中国的喜剧形态的表达方式给以收罗，涉及到俳优讽谏、唐宋说话、民间笑话、文人幽默等众多喜剧传统，老师虽然对这些民族喜剧形式作了史的演绎与排序，但重心却是想要开掘、提炼出中华民族的喜剧审美特质和喜剧精神。《笑的艺术》《中国幽默艺术论》这两部著作似乎还没有表达出老师自己对中国喜剧审美的态度，所以他又写出了《中国人的软幽默》（1989年出版），老师当时专注于想把历来为中国老百姓（包括文人）推崇的幽默特质概括勾勒出来。他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几次与我交流，他的标准是既准确又通俗。我提出几个说法，他都不满意，后来他想用“蓝色的”（受当时白领、蓝领影响），也不满意，直到书出版了，我才知道叫“软幽默”，实在太传神了。我自己也正是受到老师的深刻影响，又加上在曲艺学校任教，所以就率先在学校给相声班的学生开设了“喜剧理论基础”课，得到了老师的鼓励，讲授十几年，比较受学生的欢迎。经过不断积累修改，我将这本讲义整理补充为《喜剧美学基本原理》出版，老师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予了肯定。其实薛老师对学生的深刻影响、提携、关心、帮助的事情非常多，我只是众多受惠于老师的学生之一。
　　在我们眼里，最令我们佩服与感动的，不仅是薛老师的学识、思想、提携后进、耿介通达的修为等等，还在于他对师母徐老师的关爱、忠诚。薛老师中年时一派文人形象，虽说不上风流倜傥，但也是一表人才，而徐老师温良贤淑，漂亮开朗。记得1981年寒假返校后，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望老师，徐老师当时好像不到50岁，穿一件红缎子中式上衣，笑盈盈地招待我们。从老师家里出来，几个同学都夸徐老师真漂亮。后来我们把这个评价告诉薛老师，老师的脸笑得像开了花一样。但是有一天，记得那是1984年秋的一天下午，我专程去老师家里看望他，却发现徐老师不在家，薛老师告诉我，徐老师因为更年期综合症，全身关节疼痛，住了医院。也正是从这天起，徐老师再也没有起过床。在徐老师生病的二十多年，薛老师要承担本科生教学，要连续不断地写作、出席会议，要照顾刚开始上初中的一儿一女，当然还要无微不至地照看卧病在床的妻子。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常常去帮助薛老师做一些他做不了的家务，看到老师对师母照顾得细心与耐心，总是在背后夸赞。薛老师曾对我说过，在他人生最为艰难的每个时期，都是徐老师支持他，独自抚养孩子。如今她病了，怎么能不对她好啊！那个时期，无论开什么会，薛老师都是参会、发言，绝不吃饭，他着急回家给师母做饭。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二十多年啊！想一想，薛老师正值盛年，如此爱惜师母，忠诚师母，一直到徐老师病逝，我们几个同学都在背后说，薛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啊，但老师对此从未表白过，只是日复一日做下去。
　　要说的话很多，要记的事更多，不想多说了。薛老师虽然走了，但他对中国曲艺的贡献永远留在了人间，他对中国曲艺的价值和影响将会与日俱增，愿老师安息，在天堂里笑看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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