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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谈判,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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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现如今,同样的一幕应该不会在巴黎再次上演
  2015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个重要节点。按计划,一项新的全球协议将于年底在法国首都巴黎达成,成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依据。围绕这份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190多个缔约方已经进行了近3年的交流和磋商。虽然各方仍未完全消除分歧,但随着最后期限临近,协议雏形已越来越清晰。
  核心是控制碳排放
  按照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决议,新协议将具有法律约束力,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在2015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于2020年生效。目前,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强制性量化安排的协议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第二承诺期将于2020年到期。这意味着,能否在巴黎达成新协议将直接影响2020年后全球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截至目前,已有约50个国家提交了各自的减排计划,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2015巴黎气候大会,将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的目标――达成一项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这意味着,抑制碳排放将成为会议的核心内容。
  2015年6月30日,中国正式公布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确定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新目标。
  分歧不小
  从2012年5月开启谈判至今,《公约》各缔约方已围绕新协议开展了多轮磋商。随着交流深入,各方共识逐渐凝聚,但各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依然有难以消除的分歧。
  第一,2020年后,各国如何划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对现在全球变暖负有历史责任,并用有着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应该承担强制性的主要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还有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需要,所以应该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前提下,开展多样性的减排行动。但是现在发达国家认为,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能力的增长,它们也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相同性质的强制减排责任。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接受的。第二,2020年之后,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各方也还没有达成一致。此外,在部分协议要素的法律约束力、对各国行动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等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其他一些分歧,比如,新协议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美国:高姿态、低承诺
  此前,由于作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美国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作出了减排承诺,按照众议院的方案,承诺美国温室气体减排17%。这个目标看上去很高,但若用1990年作基准年换算,实际上只减排4%。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的减排承诺,尽管是一种积极姿态,但依然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白宫于2015年10月19日主办气候峰会,为年底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铺路。白宫宣布,在当天的峰会上,81个“顶级企业”签署了关于气候保证的文件,设定目标包括减少50%的碳排放,减少80%的用水量、零填埋、100%清洁能源、从供应链上去除森林砍伐等,以此表达对巴黎气候大会取得过硬成果的支持,证明美国在气候行动方面持续的承诺,以及为“同行”树立榜样。不过,奥巴马的承诺能否兑现,还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参议院2016年才会讨论类似法案,相关减排提案的审议变数颇多。
  欧盟:继续引领碳减排
  尽管全球政府层面的减排协议难以达成,但这没有影响欧盟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带头作用。一向注重环保的欧盟,试图借助节能减排抢占先机,进一步抢占新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欧盟强调:到本世纪末,全球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不应只是减少有损健康的二氧化碳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量,其他有害成分的排放量也要减少。欧盟自身也要在这方面做出相应改善:欧盟的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0%;同时,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27%。
  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碳交易规模达447亿欧元,欧盟占比高达92%,而欧盟碳排放总额仅为全球排放的10%左右。从更深层次看,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欧盟一直主导着减排的前进步伐,对本区域的工业产品制定了更严格的节能与排气量指标,深刻影响了全球工业产品的竞争格局,使欧盟赢得了新经济竞争的初步优势,引导着新兴低碳经济、环保产业的发展。这种优势一旦形成,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消费者对美国高耗能产品的厌恶,并最终导致美国企业竞争的不战而败。
  日俄:减排有条件
  2009年11月1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减排作出表态,承诺202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但承诺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作出同等减排幅度承诺。为了在2015年末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多边协议,俄罗斯将减排作为既定目标,计划在1990年至2030年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25%-30%。俄罗斯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略低于全球总量的5%,远低于中国、美国、印度和欧盟。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数字,推进开发可防止气候变暖的技术符合俄罗斯力求摆脱依赖出口能源资源的经济战略,而且现阶段俄罗斯产业界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对意见。   早在日本前首相鸠山2009年当选之初,就承诺到2020年之前的中期减排目标是25%,但却设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前提:即所有主要排放国都要减排,企图把本不具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范围,模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日本2015年提交的计划是到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3年减少26%的目标。
  印度:立场模糊不清
  印度是继中国、美国和欧盟之后的第四大碳排放体。根据《世界能源统计报告》,印度2014年碳排放量约20亿吨,大约是中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官方对于气候变化的立场模糊不清,一方面采纳严格标准使用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又指责发达国家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
  印度向联合国提交减排目标前,国内曾热烈探讨不同地区及行业应如何以合理方式配合日后的新法律条例。各界最后一致同意的国家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将碳强度从2005年的水平最多减少35%,这也是印度至今承诺的最大幅度。此外,印度还承诺国内40%的电力将由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产生。印度虽然表示将按照气候大会上的协议就如何采取相应措施做出承诺,却没有给出时间表。
  巴黎会议能成功吗
  六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还让人记忆犹新。会议上各方代表的分歧明显,关键问题的谈判步履维艰,其间数度几近“崩盘”,在各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只达成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被广泛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现如今,同样的局面应该不会再次上演。
  首先,很多事实显示出利好本届气候大会的信号,比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治上拿出了减排的决心和力度。
  其次,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为全球所瞩目,两国的态度和行动对于大会成功与否有着重要影响。中美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全世界树立了良好榜样。中美两国的协调态度为在巴黎达成协议扫除了障碍,给了国际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中美领导人在中美减排方面达成的历史性协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全球政治,给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注入了新的乐观情绪。
  此外,欧盟28个成员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协调一致,这是巴黎气候大会值得期待的另一大理由。
  要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今后要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首先,需要有远大的框架,需要每个国家持续努力、做出贡献。其次,需要透明性,各方都需要看清彼此在做什么,如何达到目的;第三,各方要遵守承诺,在正确的方向上取得进展,对于成果、措施等进行有效的衡量和追踪。第四,非政府组织要传达信号,让各方明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符合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各国之间和公私领域之间相互协调,也对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有效成果具有关键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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