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的成绩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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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科独立，我国首批中医方剂学教材诞生，教材为传承中医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现代教材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指出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编辑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其成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成绩：问题
　　doi：10.3969/j.issn.2095-5707.2015.03.016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extbooks of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Republican PeriodHUANG Xin（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Ber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independence of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promoted the birth of first textbooks， which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 and also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extbooks. This articlepointed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analyzedthe reasons.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textbook； achievements；problems
　　中医方剂学是民国时期中医教育体系建立后新兴的一门学科，首批中医方剂学教材也随之诞生，这些教材不仅为传承中医药做出了历史贡献，也为现代教材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目前对其系统的整理及研究领域仍然空白。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所取得的成绩、在编辑方面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以供现代教材建设借鉴。
　　概述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传统的中医文化受到挑战和冲击。为了救存图亡，中医民间办学，将古代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师承、家传、自学、学府教育模式转变为面向社会招生，规模化、大批量地培训学生的全新教学体系，首次将中医分科细化，并且编写了历史上的首批教材。当时，教材的编撰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也无法抄袭西方的教材模式，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整理出头绪，将散在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确实不易。1906年周雪樵就曾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今之言改良医学者莫不知注重学堂矣。然医学堂有元素焉，则教员、宗旨、课本是也。教员之选尚非难事……若夫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而中医又不可废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则课本之编殆非易矣”。由此可见，当时教材编辑思想既要阐明中医药学术精义，又要适应时代要求“中西医相通”，其编写的难度可管窥一斑矣。
　　我国第一本方剂学教材为1927年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卢朋著编撰的《方剂学讲义》。据2007年薛清录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统计，1927 -1949年，全国各地共出现教材25种（见表1）。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教材在当时大多没有出版，只是在学校内部流通，供学生使用；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取得的成绩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在方剂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教材编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明确了方剂学科的基本要素及概念，有助于方剂学科的建立。（2）通过汲取西医新知识拓展传统方剂的使用范围，发展并创新了传统的组方思想。从传统的君臣佐使、性味归经配伍逐渐发展为按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疾病的病理特点等组方，为现代拆方配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等新的组方思想奠定了基础。（3）教材编写为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现代方剂学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教材的编写方法、编写内容，还是对方剂学基本要素的阐释，包括分类法则、选方标准、发展简史、学术流派、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等方面，都给予了重要借鉴。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实现了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对中医药的薪火传承功不可没。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存在的问题
　　早期中医民间办学，由于受到条件的各种限制，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编辑体例多样化、编辑不够严谨。
　　编辑体例多样化
　　早期方剂学教材的编辑体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书名来讲，尽管1933年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将“处方学”列入中医基础学科范畴之内，但当时的教材名称仍然没有统一，名“方剂学”者11本，名“处方学”者6本，说明当时教育界对“方剂学”作为学科名词并没有达成共识。从内容来讲，早期方剂学教材对于所收方剂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所以每本教材的方剂收录范围、收方数量、方剂分类法则、方剂编排顺序、方剂编辑体例等也大相径庭。
　　方剂收录范围不同 经方、局万等历代名方因其理论和临床均较为成熟而成为教材首选，而时方、验方等也因符合临床需要而被纳入教材。教材有专于经方（仲景方）者，如蔡陆仙《经方讲义》；有专于时方（唐宋之后方剂）者，如蔡文芳《时方学讲义》；多数教材两者兼收。
　　收方数量迥异 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对收方数量没有明文规定。除了仅收录经方的教材，如《经方讲义》《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等之外，其余各本教材收方数量差异较大，从几十首至数百首数量不等，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以收集经方、局方为主，仅收方43首，而王一仁《分类方剂学》则以病为经，以方为纬，分57门，内容涉及各科，共收方608首。 　　方剂分类法则各异或在《医方集解》分类法的基础上加减，如卢朋著《方剂学讲义》；或按八法分类，如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或按疾病脏腑门分类，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或按西医治法分类，如杨则民《方剂学》、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或自分门类，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将方剂分为治气、理血、太阳方总论，而包识生《伤寒方讲义》以主方、单方、偶方、复方、合方、加减方、六经方、六淫方等将方剂归类整理。
　　方剂编排顺序差异各教材都将方剂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而其编排顺序差异较大，这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提到，“脾胃为后天之本，故以脾胃门为端，次以阳虚、阴虚、痨瘵。人生于空气中，因饮食起居之失宜，又易受空气之毒，故以中风，伤寒……次之，又次以……”。
　　方剂编排格式迥异传承类教材大多将具体方剂按项列出，包括某方的组成、主治、适应症、禁忌等；而汇通类教材则多将某类方剂按项列出，包括某类方剂的适应症、药理、禁忌等，具体方名仅一带而过；还有个别教材将法则按项列出，并不突出强调方名和药物组成等，如蒋文芳《时方学讲义》。
　　教材中各方剂后面所列项目更是大相径庭。有方名后单列主治症、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分类方剂学》；有方名后罗列药物及剂量、主治、方论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仅列方名、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杂病方讲义》；有附属方歌以方便记忆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附属病案并加以分析者，如戴达夫《方论讲义》。
　　编辑不够严谨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各种限制，近代编辑往往兼作者、编辑、校对于一身，早期的教材编写也不例外，多数教材缺乏明确的编辑规范和严谨的编辑流程，所以难免产生编辑粗糙的问题。
　　教材编辑体例混乱 民国时期教材的编辑体例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格式。一方面，和现代教材相比，多数早期教材没有明确的总论、各论之分；和很多古籍相比，一些早期教材甚至连古籍必备的凡例、序言、目录等都阙如或代以他名。例如，卢朋著《方剂学讲义》没有目录；杨则民《方剂学》的凡例、序言、总论均阙如；钱公玄《时方讲义》以卷首语代替总论；杨则铭《中国处方学讲义》为抄本，页码阙如，使用不便。另一方面，为了方便临床使用，近代教材的编辑体例灵活多样，譬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以附录的形式摘录孟河丁甘仁外科方药；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在首页设附告（即广告），对作品进行宣传。
　　书名、目录出现明显错误 民国时期的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出现了不少错误。如封面错误，蔡陆仙《经方讲义》的封面书名为“经方”，扉页写“经方讲义”，书脊写“经方讲义三年级”，书名的不统一可能是笔误所致；时逸人所著《中国处方学讲义》的封面笔误，误写成《中药处方学》。再如目录错误，包识生《杂病方讲义》目录和正文方名不符，目录为“痉湿喝病方”，正文则为“痉湿喝方”。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目录将处方外疗法的“法”字印倒，想是笔误所致；将“消炎利尿剂”误为“消炎尿利剂”。
　　编辑知识性错误 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的学术水平受到时代限制，且与作者的知识结构、临床经验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现代教材相比，早期教材的学术水平良莠不齐，存着一些知识性错误。譬如，杨则民《方剂学》中记载，“鬼臼为毒草类，亦名山荷花，一茎独上开花，于顶下有七叶，俗称七叶一枝花”，其实“鬼臼”和“七叶一枝花”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中药，杨氏仅凭鬼臼的形状就想当然将两者视为一种药物，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
　　小结
　　分析早期方剂学教材编辑所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有以下5个方面。第一，方剂学教材的编写时间短、起点低，作为新生事物，教材从出现到逐渐完善需要一个摸索的发展过程。第二，民国时期学术风气开明，各家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学者们勇于将个人的临床心得及学术见解融入教材，这就造成了编辑风格各异、学术水平良莠不齐的局面。第三，受到民国时期社会及医家自身知识结构、西医发展水平等多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限制，许多医家没有受过系统的西医教育，缺乏对中西医学实质的分析，以致在汲取西医新知识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难免有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处。第四，民国时期中医被迫民间办学，受到人力、物力、财力限制，甚至面临关门的窘境，且战乱频繁，各校之间学术交流不便，给教材编写带来了重重困难。第五，在教材的编辑方面，由于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教材编辑标准，缺少专业的编辑人员，阙如严谨的编辑流程，欠缺各校教员间的学术交流，多数作品完成后即在校内印刷供教学使用，缺少审定、修改等环节，所以难免出现明显的纰漏之处。当然，也有个别教材例外，如包识生《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及王一仁《分类方剂学》等有专人负责参校。《时方讲义>为钱公玄在医学院校讲课时所编写，“钱君在各院讲授之余，随时删补修正内容益臻完善”。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确实取得了零的突破，为中医教育贡献颇多，但是也存在着编辑体例不统一、编辑不够严谨、学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然而，瑕不掩瑜，早期编写中医方剂学教材的实践活动承上启下，对现代方剂学教材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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