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连接：新媒介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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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明德 马骁
【摘要】随着新型传播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日益嵌入，学界开始了新媒体的研究转向。文章梳理了2017年至2021年国内学术期刊中与新媒体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按照主题聚类，将遴选出的文献整合成十大要点予以解析。文章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媒业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结构遭遇挑战;互联网颠覆大众传播线性模式，进一步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融;移动互联网创造了新的“现场”与“在场”，自由跨越时空变现;身体传播的重要性凸显，媒介传播成为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业具有特别价值，进一步解决了价值传输问题;短视频作为碎片化的冷媒介，带动视频文化和新闻生产的“转基因”;5G进一步推动传播变革，万物皆媒时代已经到来;社交媒体互联诱导浅层思考成为习惯，公共传播的理想模式亟待重建;媒介逻辑植入社会，社会媒介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现象级趋势;数字鸿沟再度演变，代际鸿沟、智能鸿沟越发突出。研究还发现，国内学者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在肯定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重塑传媒业及社会关系的同时，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之维的探讨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未缺席。
【关键词】新媒体 智能传播 身体传播 短视频 公共传播 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063-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08
一、人工智能技g推动传媒业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结构遭遇挑战
近年来，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已全方位嵌入新闻传播产业链条，在新闻业掀起了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不仅在新闻传播实务及媒体组织结构等方面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也重构了传统的新闻理念和编辑文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业的融入及由此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引发了学界研讨的热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正在从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等方面重构传媒业生态，传媒业原有边界走向消解。[1]例如，在用户平台方面，不仅对应着人的状态与活动，还有与人相关的智能物体和与人相关的环境，都可成为变量因素;在新闻生产系统方面，机器、数据、“云”成为新的关键词;在新闻分发平台方面，多种基于新的传播机制的分发平台成为中心。随着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理解未来传播模式应植入智能化逻辑，并将其作为传媒业生态发展的核心变量。[2]虽然机器人写作、算法运用、传感器新闻、与用户互动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于新闻行业，但这种智能化生产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机器人并不具备价值判断力。
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关系也带来一定影响。第一，算法作为中介，构建了一种数据化界面，重塑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第二，以匹配、调节与控制等方式建构了各种对象间的关系，算法权力因此不断增加;[3]第三，算法强化了既有共同体的边界，推动着新的共同体的形成;第四，算法传播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定制，也推动了信息的个人化转向，在技术现象学视野中体现了技术从离身转向具身，在“活的身体”基础上再造虚拟身体的趋势。但离身化的虚拟身体却有可能脱离并反过来控制“活的身体”，由此导致价值偏向、算法牢笼、消解隐私甚至破坏公共性等价值风险。[4]
关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依据人际关系互动强度的高低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提升效率、辅助和替代决策，而这三个方面的应用都会带来伦理问题。如人工智能既能提升效率，但同时也会诱发结构性失业风险;在辅助决策方面，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为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但也可能由此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在替代决策方面，模式识别、人机交互的深度应用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的痛点，但也会削弱人类实践能力，衍生出的新交往模式，还可能使社会关系面临破改废立。[5]当然，社会关系生态本身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技术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维度。因为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趋势，主要通过传播产生广泛影响，进而转化成社会行动，引发社会关系的改变。新媒体环境下，新型传播技术对社会思潮传播的影响呈现出交互性、传播过程的交融性以及传播结构的嵌套性等特性，不仅使社会思潮传播更加广泛和深远，[6]而且推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发生转向，社会公众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作用得以凸显。[7]
二、互联网颠覆大众传播线性模式，进一步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融
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成为网民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以其自由开放、去中心化等特征赋权网民，传受一体形成闭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线性模式被颠覆，多元传播模式层出不穷。互联网传播是一种典型的动态、开放、非线性传播的混沌系统，突出表现为传播时间的全时性和内容的碎片化。[8]在互联网逻辑主导的生态环境中，人与媒介的关系获得了深刻改变，互联网以对个人的激活以及无限连接的方式再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市场现实和产业现实。正因为有万千用户的加入，互联网传播模式本身就带有消解大众传播模式的意味，大众传播模式的消解则对传统权威的建构带来挑战。[9]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海洋里，人们需要足够的识别真相的能力，才能避免被假象所欺骗。[8]尽管人工智能在新闻编辑、数据分析、线索收集等方面彰显出技术理性的独特优势，但新技术并不能逼近事实背后的复杂真相，提供针对现实的深度解释。因此，未来应努力让技术在人类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追根溯源，这些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讨论已经超越经验世界，成为触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作为一组社会学概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分为四类，其中就包括基于目的的工具理性式行为与基于价值的价值理性式行为。[10]前者在意周围环境和他人的期待，具有鲜明的功利导向;后者则强调行为中的伦理、审美等社会价值。虽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适用对象，最初在于社会行为，但这种现象却是一种普遍存在。如在互联网环境中，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在发展早期曾被寄予成为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之厚望，但因其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与新闻反转频发，并在无形中对社会集群行为推波助澜，最后成为非理性研究的对象，[11]而结构严密、高度组织化的“饭圈”乱象更是将网络空间与社会共识推向撕裂的深渊。[12]也有学者根据网络传播的特性，将新媒体环境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解为：前者凭借定性用户画像、定量算法逻辑，将信息传播智能化，通过可量化、可计算的公式，在传播实践中寻求最佳方案、最佳手段、最佳效率，进而实现商业变现;后者则指不论是微观上的网络用户、机构，还是宏观上的整个互联网传播领域，都要践行传播所奉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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