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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生:两种艺术,一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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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长生被公认为中国杂技团的活档案,从1951年入团到1992年退休,团里大事小情、时间、地点、人物,何老先生心里门儿清。如今已78岁高龄的他回忆起过去的辉煌岁月,仍然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言语间,将一幅生动的中国杂技团发展史呈现在众人面前。从最初乐队演奏员、指挥,到艺术处干部,再到中国杂技团副团长,一路走来,何长生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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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杂技伴奏的岁月让何长生魂牵梦绕,尽管音乐与杂技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却融入了同样炽烈的情怀。
  
  懵懂少年与音乐结缘
  1947年,15岁的何长生一心想要离开家乡,这个叫做河北省衡水专区安平县大何家庄的村子,“太穷,老闹水灾,没吃没喝”。机缘巧合,一日,何长生得到了华北军区征兵的消息,他二话没说,跟着两个同学直奔石家庄参加考核。那时候,何长生只是为了参军,对音乐一窍不通,并不知道征兵部门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军乐队。当时的主考官是军乐队队长,大名鼎鼎的罗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军乐队总领队、总指挥。
  面对毫无音乐基础的三个少年,罗浪想了想,说道:“那你们唱支歌吧。”在钢琴的伴奏下,他们分别独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人之中,只有何长生顺利唱了下来,另两人却因跑调被淘汰。罗浪认为他的音乐敏感性较好,大有发展空间,就这样,何长生阴差阳错地踏上了音乐之路。
  1948年6月,何长生正式参军,然而,分配的乐器尚未发到手,他竟被调入华北人民文工团。从参军到转业,只用了短短3个月时间,何长生还没回过味来,军旅生涯便结束了。当时要人的是中央乐团有名的指挥李德伦,由于华北人民文工团刚从解放区来到石家庄,人员短缺,于是促成了这次人才流动。李德伦也是何长生的启蒙教师。
  在乐器的选择上,何长生依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最初练小号,后因嘴型不适合而改吹长号。仅练了一个月,1949年3月,何长生便登台演出了,为歌剧、话剧伴奏。在实践中,何长生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几年下来,在五六个长号演奏员中他的业务便拔了头筹。
  1950年10月20日,中华杂技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成立,第一个任务便是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庆典。这是新中国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大型艺术团,意义非凡。中华杂技团主动找到华北人民文工团,抽调了一支精干的队伍,何长生虽未参与其中,但印象却颇为深刻。这支临时组建的乐队实力强劲,每位成员都是文工团的骨干力量,其中更是不乏名人。乐队队长卢肃,《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指挥:黎国荃,著名的小提琴家;小号:田宝生……经过短暂的磨合,杂技与乐曲彼此融合,相得益彰,对杂技演员的表演来说,无异于锦上添花。
  
  为杂技伴奏的日子
  1951年,在领导的安排下,何长生随着整个军乐队40多人一同调入中华杂技团。1953年,中华杂技团更名为中国杂技团,何长生的人事关系才正式转入。何长生笑言自己这一生从未跳过槽,永远服从上级安排,充分发挥螺丝钉精神。
  19岁的青涩小伙子何长生作为长号演奏员,正式开始了与杂技相伴的日子,第一场演出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1951年4月的先农坛体育场里座无虚席,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杂技演出伴随着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何长生明显感觉到,跟伴奏歌剧、话剧相比,与杂技配合起来难度要更大些。“杂技是一个新的行当,讲究技术、技巧。歌剧是准谱,而杂技则由我们现选谱子,后来又专门为杂技谱曲。对于长号演奏员来说,乐器的使用率大大提高了,几乎是从头吹到尾。”何长生如是说。
  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该活动是国际和平组织在1947年发起的,每两年举办一次,象征着世界民主青年的大团结,同时也是青年艺术展示的盛会。作为8名乐队成员之一,何长生第一次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当地民众的热情令何长生惊讶不已,杂技团每到一处,都会受到贵宾般的接待。文化使者的身份让杂技团每一位成员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同台演出,何长生感到既新鲜又震撼。我国的杂技节目技术性强、民族特点浓郁,而前苏联杂技更擅长马戏、空中飞人等节目,也让我们杂技团的演员大开眼界。
  结束罗马尼亚之行后,中国杂技团直接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友好访问,深入基层,为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们演出,广受好评。中国杂技团在异国他乡不断地上演着精彩的节目,向世界宣传新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和生活,播撒友谊的种子,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中国杂技团获得“外交先行官”的美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友好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没。
  
  管理者的成长历程
  每年,中国杂技团在全国各地的巡演达到了300多场,这样的工作强度让很多现代人难以想象,而年轻的何长生一直把忙碌视为一笔财富。随着舞台经验的积累,1954年,何长生成为了乐队指挥。与演奏员相比,指挥更需要具备宏观调控的能力,这对何长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从1958年开始,何长生担任乐队指挥的同时还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带队全国巡回演出。整个马戏队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加起来共110人,同时,要随车携带能容纳3000观众的大篷、座位,更别说还有琐碎庞杂的道具。全部算下来,能装整整6个火车皮。何长生要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前提下,拿出高水准的演出,每个细节都要有所考量,简直是千头万绪。
  最为惊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福建,全体人员正乘坐火车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途中突然遭遇山体滑坡。幸运的是,火车紧急制动,在大量的泥沙滚落前便稳稳停下了。与死神擦肩而过,大家抚额庆幸、后怕不已。三天之后,铁路才修复完毕,火车继续载着队员们奔赴下一站。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杂技团自然也裹进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当中。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真实地上演了,“革命杂技”便是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武术》改成《敌后武工队》,《车技》叫做《样板车》,扔花棒、舞飞叉等动作集合起来叫做《庆丰收》……
  1972年,周恩来总理抓住外事工作的契机,将“革命杂技”恢复为传统节目。集中训练了50天后,1972年11月,王笑一任团长,带领中国杂技团在西亚、北非的7个国家访问演出,何长生也参与了组织工作。正处于“文革”漩涡中的演员们到达后,看到别国正常的经济建设和人际来往,一时感到非常拘束。“我们还是‘文革’的思想,当地人们非常热情,搂搂抱抱,蹦蹦跳跳,但我们放不开,很紧张。”何长生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基本脱离了乐队表演,只是偶尔补补缺,“打小镲,敲敲鼓”。
  中国杂技团重新发展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总理的极力保护。
  1975年,何长生担任业务组副组长,从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到编导、作曲,包揽了大部分事务性工作。1980年后,业务组改为艺术处,何长生便担任起艺术处处长一职。这段时间,何长生的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在1987年的民主选举当中,他以超过80%的得票率当选副团长。
  时年55岁的何长生在管理上颇有心得,在他看来,业务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担任团领导的5年里,分管的各方面事务井井有条,为中国杂技团稳步上升做出了贡献。
  “在杂技团工作了40多年,总的来说,职业生涯还是比较顺利。我喜欢这份工作,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杂技这项古老的艺术一直吸引着我,这份感情是深厚的。作为老同志,一直关心着中杂的发展,对现任团校领导班子所做工作也是非常认可。”何长生用一贯朴实的话语道出与杂技的缘分。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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