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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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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真性情人,在精研学问之外,也有一点点虚荣心,甚至不乏随波逐流的机巧
中国论文网 /1/view-226396.htm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去年被低估的两本传记中,一本是《我和父亲季羡林》,另一本引进台版书《巨流河》虽然被列入榜单,但却因被“静悄悄删改”了许多而少了几分成色。
  按理说,有公正心的评委们都应该注意到《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价值,也确有几个书榜初评还用它点缀了一下。知情人称,对季承先生这本书的打压出自高层。想像得出的理由无非是,它戳穿了又一个大师神话,还原了有缺陷的季羡林的人生图景。这当然不合当局的口味,点到为止的“封杀”已经算网开一面了。更重要的或许是,大众也不买季承的账――他们不愿意接受平平常常的伟人,因为那太不传奇,太缺少仰望的高度。仔细想想,“仰望”这种姿态似乎是从小就有的,对课本上的每一个铅字,老师都教会我们匍匐。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些被国家钦定的字词,仍然对我们发出强硬的指令。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真性情人,在精研学问之外,也有一点点虚荣心,甚至不乏随波逐流的机巧。但被传媒数道脂粉数道柔光处理之后,不免高大完美起来。令鼓噪者始料不及的是,季承先生拿出了自己用心写的文字。《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因为爱而显得残酷,便给某些人留下了恶意发挥的余地。
  季承先生文字平实,将所见所想娓娓道来,清新可读。他所讲述的季羡林先生的故事,其实是文化撕裂的必然结果:不止一代人丧失了人生的正当目标,在意识形态的强力塑造下,或积极迎合或消极配合,最终大都丢失了人性。描述父子之间的不和谐,难免有讥讽,但基调仍是惋惜和痛惜,他不愿意一个正直、有才华的父亲就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曲人性的挽歌。坦率地说,我从季羡林先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不愿意正视的人格缺陷。
  新年伊始,季承先生又推出了《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可以看做《我和父亲季羡林》的续集,讲述季羡林先生的日常生活情景,他的生活习惯――看报、散步、饮食等等,读来令人颇感亲切,但读到他饲养的那些猫的结局,和“季荷”的枯寂,则不免让人叹息再三。里面描述他的吝啬与豪气,一直埋在心头最后时刻才曝光的异性情缘,以及与胡乔木等政治要人的交往等等,比第一本更细腻和深刻。他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论的批评,以及临终前所做的绞杀秦始皇的梦,似乎展示了其内心深处那股不驯服的性情,格外令人遐想。
  更有意思的是,在讲述季羡林先生文章背后的故事之余,季承先生首次点评父亲的为文与为人,他坦诚而独到的评论远胜那些谄媚者的恭顺“解读”,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打量季羡林的那些传世之作。如果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被刻意遮蔽的季羡林先生一下子就活在我们眼前。接受一个从“国瑞”符号变为活生生的人的季羡林,对许多人而言,还有一道心理坎要过,跨过去了也就知道感谢作者了。
  台湾齐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虽被删减,却仍算得上一部光芒不减的真挚之作。作者一生艰辛,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家国沦丧,故土难再。行将走完生命历程,猛回首,却发现满目疮痍,心无所归。
  “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读之令人涕泗滂沱,悲情难抑。不啻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心灵悲歌。
  作为台湾2009年“1949历史热潮”畅销书中唯一在大陆成功出版的作品,台媒为《巨流河》成功“登陆”而额手称庆。“让台湾观点西进大陆,让不同的声音能够被重新听见。”报道称,作者甚至刻意将简体版书封名字改成正体字签名体,希望以此表达她的立场。但牺牲可谓“巨大”:简体版相较于正体版,减少了15%的篇幅。豆瓣网友细心对照,给出了一个删减列表:总共删去一整节、20余段又8句,替换更改数处,以“解放军”代“土共”,以“蒋介石”代“蒋总统”等等。“删减”基于某种可意会的政治考量,也不乏过于在意之处――本欲删除书中描述台湾文学发展篇章,但在作者坚持下才最后获得保留。
  其实,为了“还乡”,作者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妥协: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同意用河流写意图替换轰炸重庆做封面。“我确是用了时间和心力在读一校稿,希望减少编者的困难,也不伤我文学作家的骨气。”她甚至表示可以“体谅与同意”“删节”。大陆本着力所删减的除了“反共文学”介绍外,便是对大陆文学界在国际交流中打压、抹杀、边缘化台湾文学行径的控诉。
  “删节”其实不是问题。有删节传统的中国,一直有自己不成文的做法。删可以,但至少要告诉读者在哪个部位下手,删了多少不齿之字。远的不说,2009年6月出版的《浦薛凤回忆录》就是照此办理的。出版者黄山书社光明磊落,在出版说明里一一注明自己的“技术处理”原则:去中华民国化――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台湾当局有关单位名称加引号;处理政治立场――删节并注明所删字数。采用此处删去几字的方式,尽管有劳读者云里雾里猜,但终究知道个方向和轻重。人家能如此处理,自称有良知的三联书店为何不置一词,难道汝视读者为草芥乎?
  似乎是好面子,怕读者小瞧了自己,实则乃小肚鸡肠之作风,担心读者不买删减后的产品。在互联网时代,此种掩耳盗铃之术还是少用为妙。
  马英九先生最近指示,要称“中国”为“中国大陆”,既有扳民进党“去中国化”之意,也有回应中国大陆矮化拒斥台湾之力道。“一个中国”,对某些缺乏平等理念的人来说就是,中国由大陆和台湾构成,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大陆不是台湾的一部分,他们潜意识里的这种东西或可名之为“不可逆共生关系定律”。当我们立场与别人不同时,别人得无条件修改自己的言论。前不久,我在新华书店无意间看到了并排躺在一起的两本台湾作者的著作,一个在作者前标注“中国台湾”(《台湾史》),另一个只注明“台湾”(《大撤退》),这反映出大陆在处理台湾作者身份时的无奈与尴尬。
  被处理是共同的命运和待遇。格式化了的作者观点,总让人怀疑是假的,思想的连贯性、思维的逻辑性都会戛然终结。大陆读者享受的或可称之为“猜谜式阅读”:读的全是许可的观点和事实。谁都似乎没有办法――政治正确就可以做到这一步。为什么那么多读者在大陆看到一本台湾作者的好书,就下意识怀疑被处理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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