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葛　岩

　　喜欢娱乐是人类的天性和人类拥有的权利，但娱乐背后是利益分配的过程。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开心之外还需要悲悯，我们就不该在利益的操纵下迷失了自我
　　
　　关于娱乐时代最经典的例子大概是里根对演员与政客、娱乐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当记者追问原本是演员的他怎么能成功地当上美国总统，里根回答说：“这不是问题，不曾当过演员的人成了总统才是问题。”而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喜欢美国大选，因为那就像一场游戏、一场足球比赛而已，带给人无限欢乐。
　　
　　是天性让人们选择娱乐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被娱乐化？因为喜欢娱乐是人的天性。无论是观察幼儿活动，访问简单社会中的人群，还是调查在我们后工业时代生活的同类，都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不管在什么时代，人，至少是大多数人，都不可救药地喜欢娱乐。当然，娱乐也有成本，隐性的成本是时间，显性的成本是金钱。我们祖先的娱乐应该比我们少些、简单些。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了太多，有了无数能够满足娱乐天性的技术,因此有了挥霍人性的可能。
　　在我们的大脑渐失严肃思考能力的同时，我们也用空前发达的指头灵巧地按动大的或是小的按键，顷刻为我们带来了娱乐。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仿佛昨天我们还必须“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才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敲敲键盘，就能够和地球另一端的N个虚拟情人同时调侃。娱乐改变着今天，也颠覆着昨天。鲁迅和周杰伦可以并列文化英雄的排名榜。其中的道理，我没能看得出，除了两人都姓周之外。
　　既然人性如此喜欢娱乐，形形色色的机构、企业，拥有各式各样权力的人群当然会热心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营销讲求娱乐，让你和我都能心情愉快地花掉了本不该花的钱；新闻也讲娱乐，让你和我在读到犯罪的报道的时候，会像重温《福尔摩斯探案集》一样刺激和快活。报纸因此获得了市场份额，电视因此提高了收视率，广告主因此销售了产品，GDP也因此狂升不止。制造娱乐竟是如此赚钱的生意！甚至，教育也能娱乐。现代教育家不断告诉我们“愉快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还从报道中获知，在中国上一堂《疯狂英语》可以如出席了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样令人激动。原来，“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学习方法证明的不外是祖先们的愚蠢，抑或整个就是一个神话。
　　我不反对娱乐，一点也不。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年代，当我在最关心到哪里为我养的蚕寻找桑叶的时候，却必须哭丧着脸聆听孔子如何虚伪，商鞅怎样伟大的深刻讨论，带着这样的记忆，我当然相信易中天讲“三国”是了不起的进步。没有人能强迫我，高兴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他的调侃大笑，不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反对乃至谩骂。娱乐大家，大家娱乐，这没有什么不好。不喜欢开心的人也许有，但毕竟是太小的概率。我常想，既然人性如此，就让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人性的自由。娱乐是一种权利。这是大道理，可能也是硬道理。
　　
　　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过程
　　
　　不过，“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每当我们拥有了一种权利，其后就会有一堆权力试图操纵这种权利，赋予它超出本身的意义。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的过程。“超女”是娱乐。通过“超女”，蒙牛强化了品牌，草根们享受了参与的快感，湖南卫视赚走了大把的钞票，竞争电视台却收视率狂跌。网络游戏是娱乐。小的和不那么小的孩子游戏得天翻地覆，废寝忘食，网吧老板因此赚了不少，更成就了一伙亿万富翁。我希望亚当・斯密英明伟大，永远正确，希望娱乐总能使大家各得所需。
　　比较遗憾，事实不总是如此，即便推动娱乐的力量基于我们的天性，是自由选择。比如喜欢吃是人的天性，我乐于相信，如果法律中没有强迫人们节食的相关规定，公民们就有选择大吃、进而选择肥胖的自由，尽管肥胖会危及健康。人类如此好吃，我猜想，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果。进化是很伟大的力量，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造就了人性，包括我们贪吃、好色、喜爱娱乐的天性。然而，进化不能预测。进化的结果只能说明某种行为适应了过去的环境，却吝于透露该行为是否适应未来的环境。于是，我们继续挥霍我们的天性，并理直气壮地捍卫自由选择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我们热爱娱乐的天性大约进化自缺少娱乐的远古。在这个娱乐泛滥的时代，天性也变得措手不及。自由使我们不再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也使我们除了韩剧什么也没时间看。我们忘记了“权利”意味着“同意”、“弃权”或“反对”，以为只有“同意”才张扬了权利。当孩子们沉湎于网游无力自拔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网游大亨的行为从来理智清醒。当我们观看开发商载歌载舞推出高价新楼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楼价已和教育、医疗费用一起成为轰然崛起的“三座大山”。当权利被歪曲，权力就得逞。个人选择如斯，社会变迁亦然。波兹曼把生前最后一本描述后工业化社会的书命名为《娱乐至死》，也许有些夸张，但并非没有道理。
　　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仍然相信刻苦努力是成功之母，仍然相信除了开心还需要悲悯，仍然相信调侃之外还有批判，我们就不该以天性为理由滥用自由的权利，就不会在选择的名义下放弃真正的利益，更不该在权力的操纵下迷失了自己。
　　
　　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娱乐至死”
　　
　　“乐而不淫”，孔子作如是说。
　　我有过一个黑人同学。当有一次我盛赞黑人孩子超常的体育素质、文艺天赋时，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美国主流文化总是这样说。打球、跳舞使我们的孩子快活，但几个人能成为NBA球员、好莱坞明星？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师、会计师，是教师和大夫，但这样的专业人才不是在球场和迪厅里玩出来的，靠的不是总要感到快活。我有时觉得，这是一个使我们永远贫困的阴谋，一个我们很难战胜的阴谋。”事隔十几年，她说话时悲哀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五、六年前，我有过一个白人同事。一次我们路过纽约东哈莱姆的一个拉美穷人居住区，赶上那里几乎每月必有的街坊节。看到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跳舞、饮酒，我惊叹：“这些人活得真快活，似乎从不为贫穷担忧。”同事回答我：“是呵，他们整天傻乐，不好好念书和工作。不过，怎么说呢，这是他们的选择。再说，社会也需要有人这样，毕竟总需要有人在加油站做工。”他一脸的不屑，我至今还记得真切。
　　看来，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娱乐至死”，但确是有人“娱乐至死”。是谁？波兹曼没有说明。但他比较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他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剧。”我猜想，滑稽剧的导演和演员不会“至死”，“死去”的大多是信以为真的“粉丝”。（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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