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胡德良 张素果

　　 在前一个10年中期的时候，美国保持低利率的决策是否导致了购房的增加呢？或者，那些年期间房市的繁荣是否源于人们预料政府不会提高利率？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要想理清这些混乱的因果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依靠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思想，提出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一方面有助于识别政策变化和经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识别政策变化和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
　　 西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萨金特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他们两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是同学，都是在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他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当了好几年同事，但那时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由于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萨金特和西姆斯将分享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项的正式说法为“瑞典皇家银行经济科学奖”）。
　　 在物理领域中，多数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如：推动一个球，它就会滚动。相比之下，像减税这样的政治措施跟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原因在于，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做的决策，都基于对其他各方的未来表现所怀有的预期。例如：对决策者行为的预期会影响公司对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同样，当政府制定增加税收等政治措施时，也会受到预期的市场反应、投资者反应和消费者反应等因素的影响。
　　 西姆斯和萨金特都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和其他事件所发生的短期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宣布利率上涨或者打压石油价格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萨金特帮助人们理解经济政策的系统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例如：他研究过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如何实施有利于促进通货膨胀的政策，然后又为何转变为以减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萨金特的研究表明了公众和银行如何通过逐渐的学习过程来适应政策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通货膨胀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该奖项一宣布，两个获奖者都在不知不觉地回答各自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解释自己的研究为一个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世界可能提供的教训。两个人的回答都很谨慎，不肯谈及政治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这需要通过观察数据来进行漫长的研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宣布该奖项的新闻发布会期间，西姆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说，“我所采用的方法和汤姆（对托马斯・萨金特的昵称）所提出的方法，对于摆脱这种糟糕局面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跟诺贝尔基金会官员的会晤中，萨金特是这样描述自己和共同获奖者西姆斯的：“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型的人物，我们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大卫・巴克斯（David Backus）称，萨金特和西姆斯对数百名学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多数是他们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员工时共同指导过的学生。巴克斯说，两人都以热心辅导学生而著称。“即使在当今，他们研究的领域仍然处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前沿。由于几十年以前所做的研究而获奖，这是很稀有的事情。”巴克斯说。当接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时，西姆斯正在睡觉。他告诉记者说：电话第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的妻子没有找到电话上的“通话”按键，因此他们又开始睡觉了。当最终接到电话时，他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了瑞典口音的话语，这时他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想：‘噢，也许是诺贝尔奖的事。’”西姆斯说。大概，这就是理性预期吧！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总是有其理论依据的，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到今天博弈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经历了一系列演变。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处在大萧条时期，当时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解决不了大萧条问题，而且几乎使资本主义覆灭的大萧条被认为是政府自由放任的结果，这为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开始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当时在西方得到迅速传播。后来，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还将凯恩斯的学说和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战后20余年的时间里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支配地位。在该理论指导下，财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调节手段。通过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西方经济出现较快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并不高。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国家通胀率节节攀升，西方国家想用“微调”或者“斟酌使用”的政策来抑制通胀，而同时又不想使经济陷入萧条，结果虽然使衰退得以减缓，但物价却继续猛涨。到了7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即通胀率和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使新古典综合学派受到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攻击。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实施的唯一政策就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然而，在货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比货币主义更具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就是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它以自己独有的理性预期理论反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被看成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
　　 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想预期的分析，将对传统的帕累托最优分析作出适当的修改；在宏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性预期、货币中性、自然率假说，将改变传统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并将否定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相易位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经济学方法上，将会较多地采用经济计量方法，论述随机变量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
　　 就理性预期假说而言，理性预期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以及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所做的经济决策，构成了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基础。因此，要探讨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探讨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行为和决策，这样也就必须进行微观经济分析。使宏观经济微观化，宏中有微、微中有宏，这正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伟大之处。正因为如此，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者萨金特和西姆斯所获得，毫不意外。
　　 从宏观经济理论这一演变来看，无论那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因素，只要人们尊重客观规律，并善于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经济活动中对国家和个体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换言之，对经济发展有价值的理论，就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客观实际中。就像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一样，从微观处得到宏观政策依据。（编译自：美国《科学》杂志网站）
　　 编译者：胡德良，邢台学院外语系公外教研室主任，教授，河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张素果，邢台学院贸易经济系教授
　　 （责编/彭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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