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上海建筑师曹慈凯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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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钱国忠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esephNeedham)博士(1900-1995)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在上世纪中叶，他以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李约瑟以西方人的眼光，发现并证明辉煌的中国古代科技曾对世界近代科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令世人对东方古代文明刮目相看。李约瑟同上海也有着不解之缘，与众多的上海科学家和学者如冯德培、王应昧、曹天钦、谢希德、童第周、谈家桢、王吉民、宋大仁、张孟闻、胡道静、苏渊雷等人的友谊渊源流长。在抗战的大后方，李约瑟为支援中国科学界，相继访问了内迁至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及歌乐山的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由此结识了诸多上海科学家。2007年5月，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举行的“李约瑟与上海”档案图片展上，陈列着上海著名建筑师曹慈凯(1914～1991)建造的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几幅照片。曹慈凯与李约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942年秋，李约瑟衔英国皇家学会之命，赴华执行援助任务。1943年3月，来华不久的李约瑟发现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没多少事可以做，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却大有可为。是年6月，他建议英国政府在重庆创办一所服务机构帮助中国科学界从印度和英国采购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在获得批准后，遂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后来成为联教组织实地科学合作馆滥觞的机构，由17位中、英科学家组成，李约瑟亲任馆长。后来随着合作馆援华业务的不断扩大，当时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的办公场地已不敷使用，故扩展场地已迫在眉睫。次年1月，李约瑟要求扩展合作馆的建议被英当局批准，允其可在渝租赁或建造一座合适的房屋用以安置。对此，李约瑟起初还亲自四处选址和测量，准备自建，后来在嘉陵江边的两浮路(今长江路)山坡上，发现有人正在建造八幢楼，十分壮观，为此他异常欣喜。经李约瑟打听，这个名为胜利新村的建筑群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从上海来的著名建筑师曹慈凯。
当时在重庆建筑业崭露头角的曹慈凯，是上海人，他八岁时丧父，家境贫寒。曹慈凯早年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澄衷学校，但毕业后却无力继续深造，当时其母考虑让其从事建筑行业，以维持生计。曹家后来对此有一信念：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无论何人都要住房。1931年，曹慈凯拜褚伦记营造厂的老板褚文彬为师，在他厂里当练习生，同时利用工余时间参加万国函授学校的房屋设计绘图专业的学习。寒来暑往，春华秋实，曹慈凯终于在建筑专业领域登堂入室，在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准。1935年，四川华西实业公司因建水泥厂等项目，派遣工程部主任汪和笙来沪招聘工程师，曹慈凯经考试后被录用，享有优厚的待遇。当时他在重庆既负责四川水泥厂的施工工程，同时又承担华西公司董事王方舟住宅的设计与施工任务，扎实的基础知识及老到的组织才干，使曹慈凯在重庆建筑行业大显身手，独占鳌头。1937年．重庆市体育场登报征求建筑图样，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投标，结果拔得头筹。1938年，曹慈凯和华西公司的合同期满后，便独立创办了新亚建筑设计事务所，后来，他又在一次竞标中取胜，承担设计并营造国立四川中学合川男子部校舍的工程，成为当时重庆《国民日报》和《新蜀报》追踪报道的一大新闻。1938年底始，曹慈凯经多方调查和勘察，在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向阳的一个山坡上，向一罗姓人氏租得一块好地，陆续建造起八幢两层楼房，名为胜利新村。
再说李约瑟因出于时间紧迫的考虑，放弃了建造计划，决定向曹慈凯购房。虽然当时胜利新村的工程尚未竣工，脚手架也未拆除，但李约瑟独具慧眼，一下就看中了其中的一号楼，准备作为合作馆的馆舍。后因当时英当局未及将购房款汇出，大度的曹便慷慨地答允新楼竣工后先交其使用，李约瑟对这位中国朋友的此举十分感动。从李的首任秘书黄兴宗的回忆文章中可知，在胜利新村竣工前夕，曹还请李约瑟及其合作伙伴吃了一顿饭，以示庆贺。竣工后的胜利新村气度不凡，这片排列整齐的两层中式建筑，楼内厅门及走廊又不乏西方建筑的元素，可谓是中西合璧的佳构。曹慈凯的这个得意之作，堪为当时陪都难得的一个好景观。兴许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如翁文灏、王世杰等均在胜利新村居住，瑞典、比利时、澳大利亚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公使馆、大使馆也相继进驻此地。李约瑟从此与曹慈凯成了无话不谈的异国好友，李约瑟在难得的晚上闲暇时也去曹家串门聊天。后来，英国方面的购房款迟迟未到，李约瑟还为此对英国大使动了肝火。尽管如此，曹慈凯也不以为然，认为权当自己为抗战事业作了一件好事，但他又不乏商家的头脑，委婉地向李约瑟了解一些商业信息，希望以此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如今，李约瑟给他的一些商业资料还珍藏在曹家。
曹慈凯是一位在中国传统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建筑师，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一直恪守着忠、孝、仁、义的人生信条。他后来的事业之所以能如日中天，除其为人仁厚、坚韧不拔的因素外，还同他乐于施善的母亲朱太夫人的品格有关。当时曹家施善的门风是出了名的，朱太夫人贤慧仁慈，是一位虔诚的佛家信徒。她平时一贯食素，常做善事，受到远近乡邻的普遍赞誉。她常常说，与其遗财于子孙，不如积善于后代。曹家因将客堂命名为“积善堂”。在朱太夫人病故后，有人赞其一生，为她题写了“为善最乐”四个字。曹慈凯自幼耳濡目染，无论在其从商前后，抑或在重庆、上海，他始终怀有一颗与人为善、乐于施善之心。抗战时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曹慈凯在重庆报上见到一则新闻，云一户人家，因生活逼迫，无法活命，全家数口准备自尽。这则令人心碎的消息，深深地震撼了他，令其大动恻隐之心。他马上捐赠了一笔钱，挽救了这家人的性命。他的这个义举，多次受到其继父的夸奖，以致后来曹家门庭若市，求助的穷人不断。曹慈凯回上海后，还有一则助人的轶事。李约瑟、鲁桂珍的密友程英美当年在购置了兴国路上的房屋后，发现该房没有进出的通道，这下可难住了这位女主人。程英美于是同毗邻的曹慈凯商议，他二话未说，便在自己的后花园为她划出一条通道供其出入，直至今天，程家一直依靠这条通道进出。
1964年，随李约瑟访华的助手鲁桂珍，从当年金陵女大同学程英美处获知，曹慈凯就是她的近邻，鲁桂珍将此事告诉李约瑟后，他十分惊喜，马上约曹慈凯去北京饭店会面叙旧，于是，他们重又建立了联系。李约瑟后来在给曹慈凯的一封信上说：“我非常怀念在重庆的日子，我们在晚上像一家人似地交谈……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们离开合作馆时的照片……”由于李约瑟的关系，曹天钦、谢希德伉俪也结识了曹慈凯一家，并时有往来。
李约瑟在当年援华的近四年时间里，访问了中国的10个省，作了8次长途考察旅行，在战时的大后方驰骋近4万公里，访问科研机构近300个，并结识了一大批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李约瑟之所以能够完成上述这些令人难以想像的援华任务，固然与他热爱中国、酷爱中国文化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坚强信念有关，但假如他的合作馆没有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工作场所，如此浩繁的援华工作是肯定要大打折扣的，中国科学家的受惠程度也将大为逊色，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曹慈凯对李约瑟援华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支援了我们民族的抗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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