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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统战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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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李维汉出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工作16年。他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善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功绩,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中国论文网 /1/view-314983.htm
  
  主持新中国统一战线盛会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李维汉于1950年3月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这是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和任务而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3月16日下午,李维汉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预备会议,研究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3月21日,李维汉在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明了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说明了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报告明确阐述了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4月21日,李维汉与徐冰向毛泽东汇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批评,我们连蒋介石都不怕,还怕民主人士的批评?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李维汉进一步强调了设立统战部的问题,各省委及一些重要城市的市委都成立了统战部,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工作系统。
  1950年至1963年,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十余年内,李维汉先后主持召开了13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为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为促进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确处理党派关系
  ――“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搞好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能不能牢固地掌握领导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大问题。但是,党内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针对这种状况,李维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党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原则,明确了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力,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团结非党员,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改善党同非党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这对全国政权机关和政协机关中统战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直到1954年我接替维汉同志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后,还感受到他在政务院工作期间为政权机关工作制度的建设所奠定的基础和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方面所做的辛勤努力,也感受到他善于抓大事和善于做组织工作的卓越才能。
  1950年12月,李维汉出席九三学社召开的建社以来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九三学社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长期存在、巩固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李维汉就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和巩固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希望各民主党派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强调“各个党派,有各自的特点,不是重新创造的,而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并阐明了九三学社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1952年10月19日,李维汉关于民主同盟的工作向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写出请示报告,指出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这几项如果做得好,民盟是可以在团结上、发展上和工作上都获得更多进步的。毛泽东对李维汉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意见。据吴晗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批语肯定李维汉报告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并指出,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这个批示为民主党派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和活动明确了方向。
  1954年3月20日至4月11日,李维汉出席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排工作问题。他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排问题》的报告中讲了两个问题:(1)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要不要统一战线。(2)在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还需不需要安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安排的原则和我们应采取的工作态度。各小组对会议文件和李维汉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4月11日,李维汉作总结报告,强调指出,统战部门必须把熟悉人物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坚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的忽视以至取消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他们认为在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统一战线是个“包袱”,主张“干脆取消”,认为在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再安排民主人士是不必要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会议的汇报时,及时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指出丢包袱、干脆取消是不对的。
  李维汉一直十分关心家乡湖南的统战工作。湖南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党的工作千头万绪。李维汉指示要重视对湖南和平解放有贡献的人员的安排问题。他说:“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都有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只能在上层人员间或是在有党派关系的人员间才有统一战线工作,而对于中、下层人员和无党派人员的统战工作,不予应有的注意,那是不对的。”根据中央和李维汉的指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在省政府49个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4人,在省直20多个厅局中党外正、副厅长有22人。此后,他又进一步指示:“安排后要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要加以信任,使他们能放手工作,负担与其相称的责任。”这个时期,湖南中共党组织与非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出现了非常融洽的好局面。
  1956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一些初步认识》,指出: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但使民主党派的成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和重视。李维汉曾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要全面地认识这一方针的意义,必须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更需要从实践中去体会。“我们应当宣传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既可以帮助人们澄清他们对于民主党派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怀疑,又足以鼓励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更多地从事有益于人民的活动。”

  
  开拓新中国民族工作
  ――“既要保证各民族繁荣、解放,又要保证国家统一”
  
  李维汉是受人爱戴的民族工作老前辈、老领导,被公认为民族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维汉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委组织起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工作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讨论》,李维汉在讨论中强调两点:一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区别中外(包括苏联)各种模式,严格地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政策;二是必须调查研究,从已有的经验出发,既要保证各民族繁荣、解放,又要保证国家统一,实事求是,制定全国性的民族政策。他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到政策阐释,从思想到实践,从原则到具体,既把中国民族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又脚踏实地结合实际,讲得十分透彻、清楚。
  10月17日,李维汉在民族问题报告会上作报告。面对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及首都各机关团体干部1000余人,他历述过去大汉族主义反动统治阶级所加于各民族种种迫害与摧残的事实,指出:中国人民――包括汉民族及各民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英勇奋斗的结果,终于把各民族人民公敌――美帝国主义走狗、大汉族主义代表蒋介石匪帮打倒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样便使得我们国内民族关系起了一个根本的、划时代的变化,把几千年来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变成平等友爱的兄弟般的关系。他着重就如何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认真实行区域自治和大量培养民族干部等问题加以说明。
  1951年,政务院建立政务院民族工作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和29个部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协调处理民族工作的一些问题。这种委员会议制度从此一直保留下来。
  1953年6月,中央民委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维汉在会议上指出民族工作的总的趋势,将从以政治工作为主逐渐转到政治工作和经济文化建设特别是改进和发展生产工作都应重视。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在目前,尤应注意那些地瘠民贫的地区,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兄弟民族改进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获得物质生活的逐步改进。最后,他说:风俗习惯等的改革或不改革,应由本民族自己决定,如果强迫干涉,是违反政策和法令的。歧视兄弟民族和蔑视兄弟民族干部的职权,这是大汉族主义最严重的表现,必须揭发和纠正。会议最后通过《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草案》及《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由此,重视经济成为李维汉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点内容,对于社会主义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当时,云南佤族地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直接过渡的方式,先不进行民主改革,而是由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直接地但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形象地说:这是一步走和千百步走的关系,一步走就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千百步走就是虽然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但是要让他们跟其他民族,能够大家真正达到一致的发展水平。
  
  具体推进民族区域自治
  ――“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李维汉就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采纳。《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会议通过李维汉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和《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是中国第一部民族方面的立法,对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维汉在民族立法方面具有首创之功。8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为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和国家从西藏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特点出发,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1951年5月2日,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正式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关系。在发生分歧和争论时,周恩来指示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认真听取西藏方面的意见,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友好协商,耐心地进行解释,讲清道理。
  5月23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协商制定的一个具有现实法律效力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对西藏的发展、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谈判正式结束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向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说:“在座的所有各位,为全国人民,为西藏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是愈来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诸位为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6月上旬,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李维汉等人,研究进军西藏的工作。毛泽东握住李维汉的手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了不起哇!”李维汉说:“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具体的事,协议的签订全靠中央决策得好。”
  
  为对资改造作出重要贡献
  ――“找到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船’和‘桥’”
  
  1953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李维汉奉命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赎买,以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李维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杰出贡献。

  1953年春,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行前,他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调查组对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及加工订货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制订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准备。在调查中发现:建国3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
  5月27日,李维汉把调查报告《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上报中央和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报告说:“总的说来,利用那些足供利用的资本主义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对于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利多害少,以至有利无害的。”对私营工业,“需要逐步地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过渡,这里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的一个主要环子。”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环子”,实际上就是党内许多同志一直都在寻找的,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船”和“桥”。一旦把“船”和“桥”确定下来,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自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之后,半年多来,中央领导层一直在探寻将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一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3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作了系统总结和理论说明,在中央决策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专门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一步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把它作为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成败的重大问题。
  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体构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讲话说:“我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一)由李维汉、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决议,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待将来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讨论决定。(二)由中央统战部管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
  李维汉主持起草、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中央统战部和李维汉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最终确立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明确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李维汉因此形成了一句口头禅:“统战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
  1955年11月,李维汉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到1957年底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实行定息制度。李维汉在会议发言中,系统地阐明了“双重改造”思想,提出要以企业为基地,结合企业改造,结合着新的工作(即劳动)和学习,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要逐步加以消灭的,而对于人则给予宽大的待遇,对他们实行赎买,并把他们包下来,使他们有工作、有政治权利、有经过教育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光明前途。“双重改造”思想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不仅对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争取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他们的才能、经验和智慧,从而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2%、资金的93.3%,实现了公私合营。
  李维汉还先后担任全国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他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交诤友,在许多党外人士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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