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他者的建构范式与欧洲认同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何蓉

　　【摘要】欧洲认同的界定在各历史阶段不尽相同，然而其内涵的建构离不开他者形象的描述和阐释。在梳理他者的建构范式之基础上，文章探讨这些范式与欧洲认同内涵演变的深刻联系，进而揭示欧洲认同的特质和建构过程中引发的问题。相较于此前欧洲对他者的建构，“历史作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
　　【关键词】他者 建构 欧洲认同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认同”概念释义
　　认同（identity）的概念最早出自社会心理学，它试图解决作为个体或集体的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自己和他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对认同的研究最初始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自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提出后，认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
　　从认同的社会和心理层面差异而言，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尽管路径存有差异，自我认同的核心特质在于回答“我是谁”。与自我认同类似，集体认同则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人与人彼此分享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有着共同目的的群体，以及异于其他群体特征（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塔吉费尔（Henri Tajfel）认为，集体认同建立在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之基础上。于是，集体认同通过对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而建立心理归属感，并以群体共同特征为依据，划分与其他群体的边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阐释到：“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过程、这种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①
　　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是其建立在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简言之，“我者（Us）指那些价值观和信仰与我相同的群体；而他者（Other）指那些价值和信仰与我不同的群体。”②也有学者将他者身份（otherness）定义为“一种在文化结构与特征上存在容易辨认属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种文化系统，也可以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模式。”③
　　在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仅关注我群（we-group）内部共享的要素本身往往无法深刻地解释认同的内涵，而通过观察其他群体与自身系统的异同远比没有参照可寻容易得多。换言之，集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不仅关乎“我们是谁”的问题，还关乎“我们不是谁”的问题。因此，圭里纳（Guerrina）毫不夸张地指出，我者和他者的划分是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无独有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④温特更为直接地将认同形成过程加以概括：“认同的基本原理就是：它假设‘他们’（they）与我们（we）是根本不同的，而提高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与我们是一致的。”⑤
　　“他者”建构的若干范式
　　对于“他者”的形象和内涵，无疑可以通过“描述”、“想象”或者“建构”三种不同的过程得以呈现。这三种过程看似独立而生，实则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正因为我者与他者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差异性的辨识亦当是中立的过程，如此便出现了对他者的“描述”。被描述的对象一定是客观实在的物质或现象，或有据可考，或亲身所见。正如安德森批评盖尔纳的那样，想象不是凭空臆想，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的初始来源就是描述。当描述的过程加入修辞成分的时候，描述则自然而然地过渡成建构。
　　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他者的建构势必包含不同策略。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曾将这些呈现策略精要地概括为为四大类。首先，将他者呈现为“存在的威胁”是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研究层面较为流行的方式。该流派提出他者在安全领域带来的威胁，因而主张将特殊措施合法化，例如战争。其次，给他者的性质贴上“劣等”的标签也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一种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惯用策略则是将他者描述为“异类”（exotic），并不断重申我者相较于他者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第三种建构策略，即不仅强调我者标准的先进性，还进而强调我者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他者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违反普遍原则的代名词，并顺理成章地被要求接受我者的原则。与这三类策略相比，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则无关乎对他者的价值评判。他者既不是低等的，也不是威胁，而仅仅是不同。因此该策略最大的益处在于减少了对他者实施有害干预的可能性。⑥
　　欧洲历史上的“他者”及反思
　　纵观欧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认同之建构从未脱离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演化过程。古代欧洲人群除了对地理疆界有些许模糊的意识之外，没有形成过欧洲的具体概念，更谈不上欧洲认同。随着对生活环境、日常规范和价值观认识的日渐积累，人们便产生了自我认知的意识。而这种自我认识的意识也在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加深，并在我者与他者的形象反差中得以巩固。古希腊时期这一关系体现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的对立。从词源上讲，“野蛮”（barbarian）最初是用来指涉语言的形容词，指“说话笨拙的，尤其是使用无法听懂的语言的人”。在古代欧洲背景下，该词用来特指“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然而这层含义渐渐又发生了变化，“不会说希腊语”演化成与“非理性”、“专制”和“广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来。这里的野蛮实际上指欧洲疆域以外的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亚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人素来以他们在哲学、数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更是被其后世称道。这些传统也确实成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与之相对，亚洲人在他们眼中却因不具备这些价值观而刻画为文明欠发达的形象。事实上，用理性的价值观衡量文明高低优劣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以希腊男性贵族为代表的群体方可称之为有文化的人，且这群人有能力理性地安排生活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社会。反之，希腊以外的人因为没有文化和理性管理民主秩序的能力，将在专制中过着粗野的生活。由此可见，非希腊世界的野蛮型构成古代希腊最为鲜明的他者形象，进而加强了欧洲人自身对理性思想的认同。 　　中世纪以来，伴随基督教成为当时统一欧洲大陆的绝对力量，对他者的建构重心也转移至宗教层面，以基督教的我者和穆斯林的他者之对立尤为突出。中世纪欧洲的他者明显给我者带来更多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欧洲所面临来自非基督世界文化体系的威胁，尤其是来自北非、南欧和中东的穆斯林的威胁。正是焦虑和利益的结合使得宗教冲突上升，其极端事件则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血腥的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由此撼动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随着基督教对欧洲统治日渐式微，文艺复兴关注古典主义和现世生活，激发了大众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思想自由。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文明经历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理性再次成为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重要特质。尽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冲突没有消亡，但宗教差异已不再是构建他者形象的主导因素。此时的他者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被引入社会进化的解释之中，进而出现了由于进化层次高低而产生的文化优劣。古希腊哲学推崇社会等级决定群体间关系，而社会等级又取决于理性思维能力。欧洲许多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比欧洲以外世界的人拥有更强的理性思维。欧洲文化位于文明的最顶端，而非欧洲文化则被贬为低等，需要被指引和统治。殖民主义时期，分隔我者与他者的认同界限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白人的我者与黑人的他者；文明的欧洲与被殖民的他者之间。
　　冷战的爆发则为现代欧洲建构他者又一次提供了机会。随着世界秩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前苏联成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他者。一方面，意识形态的鸿沟也将东欧和西欧隔绝开来，使其再次陷入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冷战也为欧洲勾画全新的理想蓝图创造了环境，使得欧洲之父们沉下心思考寻求安全、合作和稳定之道，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后冷战时期，欧洲认同中的我者与他者更是各种关系交织的总和，愈加复杂。经济上，战后崛起的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强国对整个欧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对欧洲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欧洲渴望在经济领域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以保持其作为经济体的独立性。就意识形态而言，前苏联的瓦解使欧洲一时间失去了参照物。不过，欧洲人迅速让标准回归到了占多数的基督徒与占少数的穆斯林的区分上来。事实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就是极佳的例证。自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绝至今，入盟谈判迟迟未得进展。就入盟条件中的经济因素、民主治理和人权等问题，欧盟已屡次对土耳其发难。然而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另一阻碍土耳其入盟，但不能点破的“窗户纸”正是敏感的宗教差异。更有甚者，2003年西班牙和荷兰就曾要求将基督教身份写入欧盟宪法。虽然这一提议被欧盟拒绝，但足以可见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能欣然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到欧盟这个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联盟中来，更何况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中心地带。
　　除了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他者，当代欧洲同时还面临文化软实力层面的对手。文化软实力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⑦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主要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展开。众所周知，美国文化的精髓根植于欧洲大陆，而后两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欧洲的高雅文化（highbrow culture）和美国的俗文化（lowbrow culture）之间的碰撞。欧洲大陆向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诩，而美国显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消费和传播方面游刃有余。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美国的流行文化被大量制造，并以多元的表现形式涌入欧洲大陆，例如好莱坞电影、MTV、肥皂剧、快餐等一系列成批量生产的、“粗俗”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品位也渗透到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文化意义上的他者。美国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直被欧洲许多政治家视为一种威胁，尤其像法国这样的传统西欧国家，难以容忍将高雅的文化拱手出让于低俗的商业市场。许多欧洲国家所打出的“文化主权”和“文化例外”牌都是为抵制美国流行文化入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欧洲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接受度却是一些政治精英不愿直视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粗俗的美国货“令人遗憾地”在工人阶层消费者中大受欢迎。欧洲用美国流行文化的“他者”形象反观塑造出我性特质，继而引发的难题却是如何与之博弈。它关乎文化间的对话策略，更关乎如何看待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欧洲的他者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重建构，这些对立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欧洲人寻找自我认同。然而深入剖析对他者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二元对立界定是多种偏见综合的结果：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宗族的。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托马斯・迪兹归纳的前三种他者建构策略的局限性之中：要么是存在的威胁，要么是劣等的异类，再不然就变成有待改造的群体。
　　结语
　　欧洲的他者建构过程难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相伴而生，它为欧盟树立当代的认同观既提供了策略借鉴，又起到了警醒作用。在“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中找寻欧洲认同是当下欧洲的对外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对我者与他者的反思也是不可获缺的一环。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将规范性力量定义为外交关系中非军事的或经济的，而是通过观念和价值起作用的行动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用以“塑造规范的观念”⑧。他认为欧盟建立的基础正是规范性原则的集合，它们包括了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法治，甚至包括欧盟建立的政治理念，如主权共享。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交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军事行动以及与潜在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悖论已经引发学界对该话语影响力的质疑。同时，欧盟通过何种方式将其规范性力量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也可能会触碰欧洲中心主义的雷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剖析规范性力量中所暗含的他者。这个他者的形象并不一定要从外部世界获取。如果说当前和平的共同体的形象是我者，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是它的特质，那么欧洲的战争和分裂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所透出的人性的泯灭就是对他者的一种描述。这类似于欧洲部分学者所论及的，应当将欧洲自身碎片化的历史视为他者加以否定，以巩固欧洲认同甚至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相较于此前欧洲对他者的建构，“历史作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它避免了策略的局限性，不失为欧洲认同的有效解释。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社会话语论视阈下的欧洲认同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SZYQN110）
　　【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3页。
　　②Roberta Guerrina. Europe： History， Ideas and Ide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③张生祥：《欧盟的文化政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地区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的变化》，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脱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⑥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33，3）， pp. 628～629.
　　⑦邹广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建构路径”，《人民论坛》，2014年第24期，第41页。
　　⑧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no.2， 2002， pp.239～240.
　　责编 /许国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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