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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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艳萍
【摘要】大众传媒不断推进跨文化的交流，尤其在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变迁中起到双重推动作用。在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建构中，大众传媒要坚持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和而不同”的格局中增强少数民族对自身归属感的认知和主流文化的认同，从而让少数民族文化在媒介化语境中获得传承与现代转型的活力。
【关键词】大众传媒 少数民族文化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构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众传媒作为意识形态产品，以传播信息、构建文化、引导舆论的使命不断推进跨文化的交流，尤其在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变迁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大众传媒悄然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化中相对滞后和守旧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契机和可能。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传媒的工具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中发生文化断裂现象，造成民族文化认同的模糊以及民族归属意识的淡漠，产生文化趋同现象。大众传媒如何在主导少数民族形象建构与自我认同中实现文化的延续，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觉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众传媒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意蕴
人类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性，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和价值冲突，而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又造成国家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类型的国家，在历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演绎历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守望相助、相依共济，共同创造出统一性、多样性交相辉映的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当前，在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与中西方文化日益频繁的复杂视域下，我国不仅是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立体文化生态区，同时还是一个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和碰撞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灵家园，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保持边疆安定的重要纽带。丰富绚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还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劲“引擎”。因此，如何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并促成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当前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商业时代，借助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无处不在，媒体通过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让个人来解释和描绘世界，引导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由此带来各种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媒体以其技术优势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导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的价值观构建。在大众传媒视域下，我国文化环境面临西方社会各种思潮的裹挟和激荡，迫切需要以文化整合推进价值整合和价值认同。另外，大众传媒使得原有的民族文化体系和价值追求不断被挤压、颠覆和解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主流文化的中心和权威正遭受着瓦解的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正统与非正统等观念的交融碰撞中，边界和规则变得模糊，原有的信仰空间、社会伦理、经济人格和环境道德观念相应被改变。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已经置身于世界性的关系网络之中，它的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权益等都会在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少数民族由单一的自我认同转向更多依赖外部的认同。可以说，在普遍存在、纵横交织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冲突的场域中，大众传媒参与甚至主导了少数民族形象建构与自我认同的过程。在现实世界中，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产生的归属感有所弱化，实现价值整合和文化认同的难度增加。由此可见，少数民族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以其内在文化结构为参照系诠释和内化其他客体文化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以其民族文化价值为核心，做到文化积累中的“转化”创新后继续保存那些根本的内隐与外显的民族独特要素。
总之，大众传媒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无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当下我们不仅要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本身进行反思，而且要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文化丰厚的历史底蕴。事实证明，“多元化的文化是传统的、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文化理念、思想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文化差别将持续下去，企图说什么文化优越、什么文化低劣，是没有道理的。”①为此，我们要重新发掘“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的新含义，在媒介化的语境中对少数民族文化扬弃、融合与创新，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再生产，让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与现代转型中获得新的活力，增强少数民族对自身归属感的认知和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产生双重作用
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确定自己民族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这种文化认同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本民族共有形象归属感的认知和认同；二是在多元文化中保持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分享。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绝非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文化、外来文化、历史因素等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过程。当前，大众传媒与经济、技术及社会的支持相结合，通过“议程设置”和精心设计的编码建构塑造了时空结构，把前所未有的音像流带进人们的生活，通过媒介工具改变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一方面，大众传媒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体系，它的理念、标准、内容等都以大众文化为主，而“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手段，既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也被来自民间的普通民众所拥有或享用，更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具有消费性、大众性、享乐性等特点”②。在产业化运作逻辑下，大众传媒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可以对破碎的民族文化进行“修补”，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觉的形成。同时，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过程中隐含着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媒介使用促进了和相同离散族裔成员间的互动，这点使他们建构一种安全感和认同的连续性，并且形成文化协商和共有的情感。③大众传媒在普遍价值观的渗透力和辐射性方面可以帮助建构积极的民族认同，在文化融合和观念认同方面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速度，对少数民族地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的限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引以自豪的文化传统，并以血缘和居住地形成了较为单一的身份认同。而大众传媒以及纷至沓来的多元文化破解了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稳固性和文化代际传承方式的单一性，造成少数民族在身份认同和主流价值观认同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在媒介化的语境中，尽管人们可以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利，但媒介文化最终使社会文化日益失去多样性，媒介内容更趋向一致，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空间方面进一步被蚕食。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只是作为被展示和被凝视的对象存在，在很多方面被“博物馆”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上的内向和保守，并进一步消解了基于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期望的主流文化认同力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少数民族成员在精神文化方面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群体性文化融合方面产生不适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国家意识形态感召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一些少数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不足；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到位造成一定程度上经济和文化的“分裂”和“脱轨”，给少数民族成员带来精神上的迷失与绝望；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抗拒以及无所适从产生族群归属意识，族群政治的兴起诱发新的社会冲突，而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冲突夹杂着中西方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势必会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
传播是文化的本质，因而大众传媒不仅要视为一种经济行为，更要重视它在深层次上所具有的一种社会担当精神。“它既是我们反思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历程的概念工具，也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发展路向的思想方法。”④传播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机制，是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工具。大众传媒要承担起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使命，强调传统特色的同时反对形成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民族文化需要寻求多元的传播渠道，只有将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传播媒介有机结合，才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提出的一个命题，如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性前提和迫切要求，同时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走向复兴的重要理念。在借鉴和参考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大众传媒要坚持主流文化的大方向，坚持“多元文化”观的发展思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理念导引的路径”是要“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⑤，在“和而不同”的格局中促进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实现。
文化认同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基础，面对价值多元中普世价值、市场价值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挑战，大众传媒必须关注到主流文化的塑造，规范意识形态的引导，尽力避免“守望缺失”、“媒体失范”的现象产生。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互动中，加强对本民族文化保护，防止被西方异质文化同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任何国家的主流文化都是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它是国家的主要统治思想和整体的精神支柱。任何国家在主流文化的建设中都不可能放弃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推广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时，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地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地域属性，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融入世俗生活的元素。为此，大众传媒要在坚持多民族平等关系和对主流价值观共享的基础上，合理进行议程设置，突出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融合多种传播形式形成“三个倡导”的多元表达，在日常性和广泛性结合中引导媒体舆论导向，产生一种“正统化”的传播效果，避免“媒权寻租”所产生的责任异化，进而潜移默化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尤其在当前网络已成为各种政治思潮、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场的大众传播生态下，大众传媒要努力找到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政治文化的契合点，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做到政策解读权威可信、典型引导科学有力、文化培育潜移默化、形象塑造真实可靠、舆论引导基调准确，通过制度安排、社会管理以及社会控制建设良好的媒体生态，通过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素养增进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整合。
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判，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抛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单元，是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观念、行为模式、审美情趣等内容的综合体，其中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和基于信仰共同文化和共同生存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模式。如少数民族对天地、祖先和诸神的祭祀等不仅是虔敬神圣的表示，更蕴含了对自然顺应、对英雄崇拜、追求团圆幸福的朴素文化情怀。一些传统节日和风俗活动几千年延续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表达了少数民族成员自强不息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等精神，更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多姿多彩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要利用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同质性方面进行能动地反映，用现代人的思维重新审视和诠释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并进行解构和重构，自觉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并加以表达。
为此，大众传媒要担当起以人为本的社会道义以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立足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与地方风格，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视角，不仅传播多元文化信息，还要维护和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既要重视传播内容，又要重视形式的多样性，要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不仅要通过大众传媒的各种信息修复少数民族文化，保存和传递民族文化符号，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辨识，还要在尊重并深入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基础上，有效解决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传承创新少数民族文化中达到认同的目的。 基于西方媒体以其自身的价值和取向歪曲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大众传媒要提高少数民族对外传播实力，要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符号化过程的提炼，以价值提升的新的结构形式来进行意义建构，通过有效链接各种传播载体，将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社会关系、传统艺术、民间信仰等方面变成展示少数民族文化风采的重要窗口，把陈旧的、落后的、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东西统统改造掉，改变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不对称的现状，通过不同地域的民族历史、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文化载体展现独特的文化气息，使少数民族文化独有的文化价值不断传承和演绎。同时，要引导大众去反思没落的原因和寻找少数民族文化复兴的办法。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者要提高自身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关注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积极学习和挖掘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掌握现代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大众传媒多层面多角度地再现少数民族文化，唤起少数民族地区成员的民族意识，使参与者在潜移默化的民族文化精神沐浴中增强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心。
总之，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复杂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参与。借助大众传媒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觉，推进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它无形构筑起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共同性方向，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
（作者为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内蒙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地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JDB024）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②王埃亮：“大众文化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1期。
③Shi，Y.，"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Ethnic Media Use，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Activis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005， 19（1） ， pp.55～72.
④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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