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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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明确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通过文献检索，搜集到41项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上来看，乐观-悲观倾向均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有显著相关。（2）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显著影响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总体来说在美国被试中得到的相关系数高于中国被试。（3）大学生群体与非大学生群体中得到的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表明乐观一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这一关系受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乐观；悲观；主观幸福感；元分析
　　分类号 B842.6
　　1 问题提出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主观幸福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Diener，2000）。心理学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多有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既有外部的（何冬丽，2013），也有个体自身的（温娟娟，郑雪，2011）。在探讨个体自身哪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研究中，个体较为稳定的信念和认知倾向特点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陶沙，2006），而气质性乐观正是个体信念和认知系统中的重要方面。由此，我们推测气质性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重要关系。
　　气质性乐观由Scheier和Carver提出（1985），指的是个体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发展趋势及后果的信念和评价倾向，并据此编制了测量工具――生活定向测验（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后来他们（Scheier，&Carver，1994）又修订了这一工具（LOT-R），将气质性乐观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即积极的乐观倾向与消极的悲观倾向，乐观倾向是积极、正面地评价事情的发展趋势和后果，而悲观倾向则是对此报以消极、负面的评价。这两个测验是测量乐观-悲观倾向时使用最为广泛的问卷。本文的元分析即基于以LOT及LOT-R为工具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尹霞云，黎志华，2015；Diener，2000），研究者习惯将其分成两个基本成分，即生活满意度（SWL）和情感体验，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程度的判断；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方面。主观幸福感由对生活的满意、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乏所构成（丁新华，王极盛，2004）。本文的元分析选取采用以下工具进行测量的文献：测量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SWL）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测量情感成分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这两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并在国内外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颇受重视，一般认为，乐观的个体比悲观的个体更可能拥有幸福的人生（Cha，2003），即更乐观的人更可能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多的积极情感、更少的消极情感。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中国人为被试，测量得出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一0.01。同时，一些研究用同样的量表测量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如Meevissen，Peters和Alberts（2011）的研究表明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24，而Larson，Good和Fair（2010）的研究则测得高达0.51的相关。也有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齐晓栋，张大均，邵景进，王佳宁，龚玲，2012），发现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但并未进一步分析乐观与悲观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各个成分之间分别是什么关系。既然气质性乐观更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成分（即乐观倾向和悲观倾向）构成的，那么不同的成分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维度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深入探讨。另外，一些调节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首先，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中的乐观-悲观倾向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齐晓栋，张大均，邵景进，王佳宁，龚玲，2012；秦红芳，朴婷姬，2011）。例如，同样是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美国人为被试的测量得出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31，这与以中国人为被试得到的-0.01具有很大差异。其次，群体差异。目前的研究经常选取大学生作为测量对象，但不同年龄阶段中，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等的关系是否相同存在争议（温娟娟，2007），仍需验证。因此，进一步探讨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同时探讨一些影响因素如何调节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十分必要。
　　2 方法
　　2.1 文献搜集
　　文献搜集包括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文献主要从CNKI、万方等数据库中搜索题名、关键词、摘要和主题词中包含“乐观”的研究，筛选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相关的实证性文献。英文文献以“disposi-tional optimism”、“optimism”、“subjective well being”、“SWB”、“negative affect”、“positive affect”、“lifesatisfaction”等作为关键词，在以下数据库中检索：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并通过“百链”进行补查，没有全文的文献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获得。
　　2.2 文献筛选、编码
　　将所得文献通过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研究必须使用Scheier和Carver所编制或修订（包含翻译修订）的生活定向问卷（LOT或LOT-R），生活满意度量表必须是Diener等1985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必须是Watson等1988年编制的测量情感成分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或者单独使用了其中的某一分量表。（2）研究必须考察了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包括任一维度）的关系，并且直接报告了两个变量的相关。（3）文献中涉及的调查数据不能重复。（4）调查对象为各年龄段及职业的正常被试，不包括生理疾病患者（如癌症、艾滋病患者等）。对纳入文献进行编码时，为确保一致性，采用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段针对所有编码文献进行重新编码的方式进行检验。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选用CMA 2.0专业版软件进行元分析。元分析使用r作为效应值。
　　3 结果
　　3.1 文献同质性检验
　　按照文献筛选标准，最终获得满足元分析标准的研究有41项。其中中文文献8篇，英文文献33篇。学术论文39篇，学位论文2篇。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间段的编码基本相同，说明本研究的编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最终检索到的文献数量、所包含的独立样本数、样本量区间及涉及的被试总数、同质性检验见表1，用CMA2.0统计软件分析，Q统计显示文献间均存在异质性，可能是由于文献来源于不同国家、发表时间不同等原因。当效应值是异质时，通常采用随机模型分析方法。
　　3.2 主效应检验
　　表2是随机模型分析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比较在统计意义上乐观与悲观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有无显著差异，进行组内比较，表2表明，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及积极情感的关系显著高于悲观与两者的关系，而与消极情感的相关则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乐观-悲观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维度（积极/消极情感）的作用是否相同，结果表明虽然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的相关（r=0.41）在数值上高于与积极情感的相关（r=0.35），但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Q组间=3.59，df=1，p=0.058）；悲观与认知维度的相关（r=-0.30）也稍高于与情感体验维度的相关（r=-0.23），但也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Q组间=0.79，df=1，p=0.372），说明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两个成分的关系没有显著差异。
　　3.3 文化差异及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从搜集到的文献看，悲观与积极/消极情感的文献数量较少，无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因此，以下调节效应检验不包括悲观与积极/消极情感的相关。
　　首先，进行不同文化背景的检验。本文中为了避免因样本较少引起的偏差，在进行文化背景比较时只选取中国和美国。结果见表3。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群体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程度是否与非大学生群体不同，将文献中的被试分成大学生和非大学生进行编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3.4 发表偏倚检验
　　首先，虽然本次元分析中学位论文只有2篇，但在涉及两篇学位论文的分析中，未出版文献中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相关为0.44（k=2，N=821），出版文献中两者的相关为0.41（K=33，N=10312），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Q组间=0.24，p>0.05）；未出版文献中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50（k=1，N=304），出版文献两者的相关为0.35（k=24，N=7478），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Q组间=3.39，p>0.05），且均为未出版文献中的相关略高于已出版文献，因此可以认为本次元分析不存在显著出版偏差。其次，从元分析输出的结果看，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8588、1942，证明额外需要有至少1942篇以上乐观一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相关无显著性的类似研究，才能否定两者间的重要关系。另外，漏斗图可以直观看出是否存在明显发表偏倚，CMA2.0软件作图，发现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漏斗图均基本对称（图1，图2）。因此，综合来看，可以认为本研究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4 总结与讨论
　　4.1 主效应讨论
　　从此次元分析结果来看，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两者之间具有稳定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跨文化、跨群体的一致性。其中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悲观则正好相反，从宏观上再次印证了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说明乐观的个体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更多积极的心境，体验到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之所以乐观能产生高度的心理收益，是因为乐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人格特质，能使个体更多地看到事物好的方面，积极面对现实，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和应对压力。正是这些积极力量的作用使乐观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增加人的心理能量（付志高，刘亚，2012）。在众多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乐观-悲观倾向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内部因素。当然，由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错综复杂，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可能解释全部的变异，以后研究中仍需深入探讨包括乐观-悲观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在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中可以看到，首先，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高于悲观与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这说明乐观与悲观更倾向于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如欲加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培养其积极乐观倾向的作用可能大于消除其悲观倾向。其次，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并不相同，这也可以从相关研究中得到佐证，如Cha（2003）的研究中发现乐观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高于对积极/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最后，虽然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因素（生活满意度）相关高于与情感体验（积极/消极情感）因素的相关，但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乐观-悲观倾向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4.2 文化差异及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讨论
　　首先，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元分析结果发现，中、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同，在美国被试中得到的相关高于在中国被试中的相关。美国文化更注重个人主义，自我提升，个人目标的自我实现是社会的主旋律，个体一般可以随意地尽兴地表达“希望好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想法（余欣欣，郑雪，2011），并且可以因此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Carver，Scheier，&Segerstrom，2010），因此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自我抹消是正常的，表达乐观可能反而难与其他人相处，招致消极的人际间反应（Chang，Asakawa，&Sanna，2001），降低社会支持，因此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较弱。
　　其次，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大学生群体与非大学生群体中得到的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没有显著差异。由于大学生的取样方便，一直是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常选取的调查对象，此次元分析中大学生群体也占大多数，这也曾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本次调查说明在研究乐观一悲观倾向时选取大学生被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非大学生群体差异不显著。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整体上来看，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2）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显著影响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总体来说美国被试中得到的相关系数高于中国被试中得到的相关系数。（3）大学生群体与非大学生群体中得到的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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