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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模式”看英国的衰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朱恒光

  摘要:“英国模式”的观点是对英国近代发展方式的高度理论概括。“英国模式”催生了走在近代化最前方的英国。但英国没有从“英国模式”的传统中突破出来,最终导致了英国的衰落。
  关键词:“英国模式”;英国的衰落;传统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初版于1991年,当时即独具一格的观点让学术界耳目一新,一时好评如潮。2003年以再版的形式,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文化模式的思考。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英国模式”的观点:“英国现代化是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实现的,这就造就了英国的和平、渐进、改革之路;所谓‘英国模式’就是指这样一条历史发展的道路。”经过时间和学术实践的检验,“英国模式”已经被学界广为采纳,成为解释英国最先走向近代的原因的不刊之论。“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那一个国家的衰落是不是也受其历史影响呢?那么英国(在不同时期,“英国”所指代的内容不同,但这不是本文考察的内容,故本文沿用《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中“英国”的概念)的衰落,是不是跟近代英国发展的这些特征、与“英国道路”有关联呢?本文试沿着此思路,期冀对英国衰落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王权与议会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作者将其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简要地向我们展现了从自由的产生到君主立宪制(虽然学界已有对英国政体名称的不同观点,但是文仍沿用旧称)的萌芽再到其最终确立的过程。通过作者的笔触,综观这段历史,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在王权与议会的斗争中,议会实力逐步得到增强,王权一直在收缩(斯图亚特时期王权骤然加强,这恰恰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而在王权与议会这对矛盾中,权力的天平,无论是在趋势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倾向于议会。英国最早进入近代,在政治上,不单是王权与议会逐渐并最终统一于君主立宪制,更缘于王权对议会不断妥协,由议会引导着自由民主(这并不是否定王权对自由民主发展的积极作用)。
  “任何演进,无论多么缓慢,总有一天会大功告成的。”这并不意味着王权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意味着议会及其背后的新贵族和中下层资产阶级就会自觉地带领英国走上“康庄大道”。从《自由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的一系列法律性文件,都强调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和议会的利益要求,而没有对议会自身加以约束。而一旦“权力”的闸门被打开,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很难被遏制的,特别是对掌握话语权的阶层来说。当议会拥有特权后,它却固步自封了,一方面不肯将自由民主权利轻易给予一般平民,另一方面进一步腐化。结果是,即使是他们鼓吹的“民主精神和多数优先的原则”“甚至在资本主义时代,其发展也总是被社会既得利益者所遏制,使英国上层建筑的变化一再显露出滞后性”。作为其对立面,168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英王还有较大权力,掣肘着议会。直到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竖立起英王权威的大旗,掀起一股强劲的逆流,激荡着整个英国社会。“在1784年至1832年,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遭到破坏”,此时,议会内部上下议院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这双方又是不平衡的――代表上院的贵族操纵着下院。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表面上看权力是和平过渡的,但“其回报是上流集团的新成员们在时间上给以宽限,并接受贵族的许多价值观念”,英国上层政治一直深陷于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任何一点进步都会遭到反对,甚至要以一定的退步为代价。
  二、工业民族精神与绅士风度
  正像作者所指出的“绅士风度”“它偏于保守,它过于尊重传统”,“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厌恶竞争……尽管英国是最早产生出竞争意识、最早用自由竞争的理论唤醒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的国家,但由于弥漫于全民族的向上流社会看齐的取向,它的竞争意识却逐渐淡薄了。”而“工业民族精神”强调“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平等的追求”。这样的话,那“工业民族精神”与“绅士风度”在某些方面是不是更像是一对矛盾呢?
  通过“绅士化”这种社会吸收机制,“资本家阶级中对工作、发明、物质生产和赚钱的热情让位给了对优雅生活方式、追求享乐和政界供职等更具贵族性质的兴趣。”这种厌恶竞争对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害,“当英国的工业在世界上还独占鳌头时,这种危害还不显眼,但在19世纪末期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丧失,美、德等后起之国奋起直追时,这种危害就十分可畏了。”但英国人就是沉湎于此,教育上以培养贵族为目标,忽视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生活方式上,“回归乡村”,中下层对贵族过度模仿。
  可以说,“绅士风度”的弊端一直伴随着英国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生――对“厌恶竞争”的忽视,而这是不是也是英国的一种新生的“传统”呢?
  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研究英国历史文化必须触及的内容,但长期以来,各方莫衷一是,对于英国的“保守主义”,其集大成者柏克曾就改革的问题谈道:“不是出于对变革的热爱,而是出于对变革的痛恨,我才提出了我的改革方案。我无须麻烦地推演精确的逻辑图式,就可以认定,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东西。正是为了防止那样的邪恶,我当时提出了那些措施。”
  “保守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英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展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欧洲大陆被法国大革命席卷之时,英国民间的保守势力自下而上自发地组织起来,办报刊杂志、集体向政府和国王效忠并与教会相结合,抵御这一激进思潮。虽然“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激进主义仍然是赢者”,不然英国如何能率先进入近代呢?
  而“激进主义”本身就具备浓厚的“保守”特征。“与保守主义反自然法的世界观相反,激进主义把自然法奉为社会理论的基础,因此在激进主义理论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回归过去的因素。”激进主义“它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又总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追溯传统,而且对传统否定得越深,这种追溯就越古远”。而“借助于一个更深远的(尽管是臆想的)传统去否定另一个(尽管是实际的)传统,这成了英国激进主义的重大特点”。这一点暗合了“保守主义”的特征之一――“对历史和传统的极端尊重”。所以,当宪章运动“悄无声息”来临的时候,“激进主义”连同“保守主义”将其镇压就成为必然,连曾同情过宪章运动的密尔也降低了他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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