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考验阶段已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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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新常态，我们目前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的新阶段；另一方面，面对数年来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还需谨防因为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我们要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真正变成现实的动力与支撑力。
　　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问题。我们主张，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是人们在谈论的通货紧缩压力、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亟应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在优化结构方面把“供给管理”的文章做足，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要缓解这些约束之下的矛盾凸现，必须在供给端找到可行的对策。首先看看这些问题：第一，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局”，资源使用、能耗、环境压力等，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上的粗放特征，以及在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特别的高压力区间和高压力阶段中，由于种种因素形成的异乎寻常的“怎样才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挑战。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了。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来争取相对顺利地摆脱陷阱式潜在威胁。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导向下，我们已经面临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及其相关的公正性问题等非常严峻的挑战。
　　我们认为必须在供给方面考虑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形成可支撑“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供给方面大致有5项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前面3项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动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进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却会呈衰减之势，更多需要强调的则是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首先是转轨中的制度的供给。
　　如果提出对策，显然就是针对这五大要素，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比如首先在劳动力相关的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培育发展战略方面，必须应对现实的问题，终于看到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面还有必要动态优化我们的整个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又比如，要把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给提升上来，必须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重点考虑。这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中，举一个例子：关于已经在不断努力实施的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为使其绩效真正能体现出来，必须结合体制框架进行改造，即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整个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构架能不能如愿地得到“伤筋动骨”、“脱胎换骨”般的改造，这是真正的“攻坚克难”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只有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寻求治本，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运行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出我们的潜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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