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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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研究则更少，以往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从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角度展开分析，参阅文献搜集出的以往研究中分析结果不一致或结论模棱两可的讨论点，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找出影响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相关因素，研究如何有效地改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福利问题，意义重大。
社会支持最初由拉什克（Raschke）提出，随后由学者们完善为四个层面，即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帮助行为同时能够产生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间所互换的社会资源形成；它涉及行为、认知、情绪、精神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心理活动。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角度来说，韦艳、刘旭东认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关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除了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还包括社会交往或社会活动 [1]。郝晓宁、薄涛认为社会支持是指从他人帮助中获得的诸如情感性、工具性、交往性等支持，由此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2]。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企业、社区等正式组织，它们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助老敬老政策等支持形式；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是家庭成员、邻里、朋友、同龄群等，他们提供情感、行为和信息支持等。
一、综述与假设
1.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1）核心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
孝文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在传统观念更为强烈的农村，子女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显得更为重要。朱喜、约翰・沃利（Xi Zhu，John Whalley）指出，在正式社会保障系统功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代际的转移安排为更高的社会资金作出了贡献[3]。周律、陈功认为子女是一种“战略投资”，或许是农村弱势老年人唯一可以依靠的资源[4]。
关于子女代际支持的内容研究，其结论存在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使老年人意识到自己对生活已失去控制，威胁到老年人的家长权威感；当子女经济生活并不宽裕时，子女代际间的稀有资源再分配会导致代际关系冲突；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需要子女提供的照料更为苛刻时，子女长期照料下滋生的不满情绪容易导致代际关系冲突，这些都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发展。王萍、高蓓认为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获得子女的起居帮助时，老年人下降的自我效能感不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5]。威廉（Willian）认为接受较多生活照料的老年人比接受较少这类支持的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健康风险，这是废用性衰退造成的结果[6]。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子女经常与老年人进行感情交流，使老年人得到精神安慰，排解了老年人的孤寂感。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社会支持的作用不一定要在面对压力的情境下才能发挥，其作用的发挥在于维持个体良好的心理情绪体验。王萍、高蓓认为农村缺乏正式的养老体系，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缺失性需求，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形成良好的心理情绪体验[7]。威克・斯特朗（Vickin R. Strang）指出子女代际情感是长期照料转变的基础，深厚的感情有助于老年人机体机能的维持和恢复，推迟了子女将老年人送往养老院的时间[8]。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着“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2）非核心家庭成员、非亲属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在当前的养老模式下，核心家庭成员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亲属网络是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养老资源，其中非核心家庭成员是指孙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老年人与同伴、朋友的相互依赖可以使其生活过得更充实，同时老年人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李建新认为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对社会支持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大，未来子女支持的资源会随着家庭子女数的减少而减少，而朋友邻里、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作用会日显重要[9]。李峰、马颖认为与朋友、邻居交流频繁的老年人其老年痴呆症患病率要低于与朋友、邻居交流不频繁的老年人，有信赖朋友的老年人老年痴呆症患病率要低于无信赖朋友的老年人[10]。张连杰认为，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亲属、街邻的关怀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可以转移他们对于生活压力的不满和对子女的思念[11]。街坊四邻的帮助、参加街邻组织的活动，可以让老年人脱离心情低落。为此，我们提出相应的假设2。
假设2：非核心家庭成员、非亲属提供的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着“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2.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在看病就医方面享受的政策福利较少，本身农村老年人经济条件有限，出现了农村老年人有病不医的情况。微观层面，农村老年人子女的经济支持不足以支撑养老时，社会宏观层面的支持则能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缓冲器模型”效应表现为在应付压力事件时起到缓冲作用，它作用于人的感知，可以减轻对后果严重性的判断，但不会改变压力事件本身。胡宏伟、栾文敬认为医疗保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年人基本医疗支出的总额，这让子女可以将原有部分供养老年人的收入用于其他边际效用更高的方面[12]。吴岳、郭成认为从社会支持来看，社会机构对老年人所提供的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13]。韦艳、刘旭东认为老年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获取社会支持也有影响，如老年人所处的社区拥有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室或类似相关机构等可以为老年人获得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搭建平台，从而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有利于降低孤独感[14]。在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着“缓冲器模型”效应。
3.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关系
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目前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具有挤出效应，其中挤出效应表现为由于社会保障的加入，使得养老资源中的供应或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子女代际支持的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挤入效应概念则与之相反，认为社会保障的加入会带动子女代际进一步地提供支持资源。顾佳峰认为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某部分支出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部分的减少[15]。另一种观点认为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存在挤入效应，社会保障具有认识效应和教育效应，老年人被迫参加养老金计划的行为促使其子女认识到经济供养的重要性，进而增加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胡宏伟、栾文敬分析发现，由于医疗保障释放了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支出和负担，子女为平滑老年人家庭消费，增加了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由此产生正向挤入效应[1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具有挤入作用。
4.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结果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是因果关系。王兴华、王大华认为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正性生活体验和正性情感就越多，负性体验、负性情感就越少，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17]。郝晓宁、薄涛指出社会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对应激的缓冲作用来为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对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18]。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是共变关系。王立娜、许晶晶认为前人的研究所用的社会支持一般是“觉知社会支持”，同样是老年人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社会支持的测量，因此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共变相关[19]。唐丹分析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觉知社会支持的原因，而非结果[20]。与此同时，唐丹还发现相对于主观的社会支持指标，客观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减小，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没有直接影响作用[2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是共变关系。
最终，本研究构建了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的分析框架，详见图1。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样本每两年追踪一次，本文选用的数据更新至2013年3月，剔除缺失值较多的样本后，保留样本量10229个，其中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样本数为4163。问卷包括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信息、家庭经济支持、家庭信息、健康状况与功能、医疗和保险、退休和养老金6个主要部分。
1.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综合指标说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包括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各个方面能力的完好性。本文从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生理健康由老年人健康自评、老年人日常生活习惯和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三个方面来测量。日常生活习惯包括是否抽烟、喝酒、有慢性病，其中慢性病主要选取了农村老年人发病率较高的几种，包括高血压、慢性肺部疾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和风湿（见表1）。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是指由于身体、精神、情感或记忆方面的原因导致完成某项日常生活行为有困难，且不包括预计三个月内可以解决的困难。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由测量生活自理能力来体现，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即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工具支持型生活自理能力（IADL）两个分量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包括穿衣服、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的自理能力。工具支持型生活自理能力包括做家务、做饭、管钱、吃药。量表选项由4级构成，分别为“没有困难”、“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有困难，但需要帮助”、“无法完成”，样本综合得分范围从11到41分不等，综合得分越高，意味着老年人身体健康越差。
心理健康主要由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自评、认知和抑郁3个方面组成。通过观察老年人能否能自行画出访问员示范的图案来判读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能画出图案的老年人占423%，不能画出的占478%。记忆力自评方面，认为自身记忆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占413%，认为记忆力较好的占111%，认为记忆力一般的占363%。关于抑郁的测试假设的情景如下：上一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孤独。设立的选项由4级构成，从1到4分别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不太多（1～2天）”、“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大多数的时间（5～7天）”。将各问题得分正向累加，样本综合得分范围由8～32不等，综合得分越高，意味着老年人心理健康越差。具体调查情况见表2。
身心健康的综合指标则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主要因子权重，然后将因子数值乘以相应权重计算得出。本文将所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变量指标提取出3个主成分，其中第一个因子主要由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指标表示，第二个因子主要由抑郁、认知等心理健康指标表示，第三个因子主要由老年人的辅助性生活自理能力的指标表示。经过最大方差旋转后，各成分的旋转平方和载入分别为17432%、16822%、16551%，根据各旋转平方和载荷占3个主成分总载荷的比例，将各因子权重设为343116%、331109%、325775%。
2.自变量指标说明 （1）非正式社会支持指标。
在问及老年人“如果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时最主要依靠什么养老”这一问题时，781%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主要依靠子女养老，25%的老年人认为主要依靠储蓄养老，98%的老年人认为依靠养老金或退休金养老。由此可见，农村老年人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依赖性比较强，尤其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占主导地位。非正式社会支持包括子女、孙子女、兄妹、朋友等对老年人提供的帮助，提供帮助的内容包括精神慰藉、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
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受益对象为老年人的相关题设：您多长时间见到孩子？您和不住在一起的孩子多长时间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联系？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社交活动？过去一年，您从孩子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您从孙子女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您从朋友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您从没住到一起的亲戚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您的子女有没有在日常活动方面给您提供帮助？您的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有亲人（除了配偶以外）或朋友能长期照顾您吗？具体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调查结果见表3。
由老年人提供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相关题设：过去一年，您给过没住在一起的孙子女任何经济支持吗？除了孩子上学，您还给予过他们较大的经济帮助吗？您给过其他亲戚任何经济支持吗？您给过其他朋友任何经济支持吗？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或孙女？详见表4。
（2）正式社会支持指标。
正式社会支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主要表现形式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相关补贴。本文选取的相关指标如下：你有没有参加补充医疗保险？您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政府是否支付体检费？您现在是否领取养老金
其中养老金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指老农保）等项目的养老金，不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企业提供的退休工资。？您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过去一年，您有没有领到下列收入：失业补助、无保障老年人生活补贴、工伤保险金、独生子女老年补助、医疗救助等补贴。具体情况见表5。
（3）控制变量。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可知，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都是影响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唐丹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抑郁症状呈上升趋势，而身体健康水平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22]。王萍、李树茁认为增龄可能导致老年人经济状况的恶化、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对代际支持需求的增加，进而代际支持的变化又间接影响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发展[23]。考克斯，道恩・艾利（CoxD，Dawn Alley）认为，关于教育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研究其结论并不一致[24]。张卫华、赵贵芳认为中国目前老年人独居的可能性大于以前任何时期，离婚丧偶后独居是损害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危险因素[25]。
样本中可用的控制变量包括可变的控制变量年龄和婚姻状态，以及不可变的控制变量学历。其中本文只选取了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样本，主要受访者中男性占586%，女性占414%。中低龄（<80岁）农村老年人占867%，高龄农村老年人占133%。婚姻状态按有无配偶来划分，将没有领取结婚证但自称结婚者视为已婚。将已婚与配偶一同居住，或者由于工作没有与配偶同住均视为有配偶，约占669%；将分居（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离异、丧偶、从未结婚均视作没有配偶，约占331%。没有读过书的农村老年人占445%，没有读完小学但有读写能力的占211%。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村老年人占406%，高于平均水平的占28%。具体样本描述情况见表6。
三、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因素分析
1.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因素分析
将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因变量均赋值为虚拟变量0和1，其中生理健康较差赋值为0，生理健康较好赋值为1，心理健康较差赋值为0，心理健康较好赋值为1。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得出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影响显著的变量（见表7）。
非正式支持方面，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概率是那些子女没有给予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549倍；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概率是那些子女没有给予支持的老年人的1007倍，即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生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其生理健康的概率是子女不经常看望老年人的103倍；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的概率是子女不经常看望老年人的1061倍，即子女经常看望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概率是不经常参加活动老年人的1585倍；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概率是不经常参加社交活动老年人的1076倍，即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生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他人的帮助并不能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起到促进作用，且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不利影响更大。
正式支持方面，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概率是没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老年人的1243倍；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概率是没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老年人的1162倍。然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样本值的增加使得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发生的概率小于1，这说明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没有对其生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转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只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说明农村老年人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需求超过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保障范畴。目前正式支持所提供的保险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实际问题，但是能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压力，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
本文选取的社会支持的相关指标较为客观，不同于以往学者选取的老年人接受社会支持后的满意度自评。本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客观的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共变关系，假设5未得到验证。由此可见，子女代际的经济支持行为和政府的养老保障措施更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则需要通过子女提供的精神慰藉和参与社会活动来维持。 2.单因素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运用Logistic回归将二元变量指标进行拟合，重点考察子女代际支持、政府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其中因变量为因子分析求得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综合指标，将其转换为虚拟变量，身心健康较好赋值为1，身心健康较差赋值为0。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学控制变量、非正式社会支持中的子女代际支持和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内容包括日常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sig值为0189，在005水平下不显著，说明整体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良好
Hosmer-Lemeshow卡方检验中，当卡方值未达显著时，表示模型的适配度或契合度佳，检验的卡方统计量越小越好，卡方值越小越不会达到显著，表示回归模型越佳。，自变量可以有效地预测因变量，卡方值由5165减少到2421，表示模型较佳。
模型3在模型2的变量基础上加入了正式社会支持，包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相关变量。
（1）在年龄方面，中低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高于超过80岁的高龄老年人；女性农村老年人更易受到身心健康的损害；读过书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没读过书的老年人的1102倍，即读过书更能促进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2）已婚且与配偶共同生活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兄弟姐妹较多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更大；没有过世兄弟姐妹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有过世兄弟姐妹老年人的1087倍，这说明没有过世的兄弟姐妹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其身心健康的概率是子女不经常看望的老年人的1063倍；子女能提供日常照料的农村老年人其身心健康的概率是那些子女不能提供日常照料的老年人的1069倍；子女能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其身心健康的概率是那些子女不能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150倍，这说明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孙子女及其配偶能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那些孙子女及其配偶不能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047倍。
（4）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的1145倍，即参与社会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困难时除了配偶以外的他人能给予帮助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没有他人给予帮助老年人的1008倍；朋友能提供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不显著。
（5）参与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没有参与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老年人的1215倍，即参与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参与补充医疗保险在统计上表现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作用不大。由政府支付体检费的作用显著，但并未对老年人身心健康起到实质上的积极作用。养老金的积极作用显著，有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的1596倍，参与养老保险项目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那些没有参与养老保险项目的老年人的1534倍，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概率是没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1208倍，说明养老保障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影响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养老金、养老保险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3.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分析
即使老年人已享有正式社会支持的福利，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比例仍然增长，从1133增加到1150，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比例从1056增加到1069，由此可见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对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经常看望老年人对其身心健康的促进比例有所下降，从1067降至1063。说明正式社会支持的加入并没有取代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作用，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的重要性仍在增加，但是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经常看望老年人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说明正式社会支持可以补充不同住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的非正式社会支持。
不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的农村老年人，有保障的农村老年人比无保障的农村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更高，有养老保障的农村老年人比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的医疗费用低。不论是参与了养老保障还是医疗保障的农村老年人，相较于没有保障的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而言，医疗费用都较高。这意味着有保障的群体释放了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使得医疗费用支出增加。表9中的交互表分析也说明了这种情形。
高收入水平的农村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相较于低收入老年人的数额更高，一方面是高收入老年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子女的经济支持相应需要更高，另一方面高收入老年人因为拥有相对较高的支付能力，其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更大，从而需要子女对老年人给予更高水平的经济供养。有保障的农村老年人比无保障的农村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较低，有养老保障的农村老年人比有医疗保障的农村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老年人的子女在老年人参与了社会保障之后，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减少，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存在“挤出”作用。
四、小结
本文根据2013年更新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原始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得出：非正式社会支持和正式社会支持均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且正式社会支持的加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非正式社会支持中的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显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有效地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且传递着子女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孝敬，符合“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文化，老年人的社会交换感和家长角色感得到维护，从而提升了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农村老年人获取情感慰藉的渠道单一，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能够满足他们情感上的缺失性需求，良好的情感支持还能使老年人感知到潜在的实际支持，增强其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提升了其角色掌控感，从而对其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融洽的代际关系是子女对父母地位和付出的认可，农村老年人得到了安慰并实现了自我价值，体现了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起着“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由于本文中关于非核心家庭成员、非亲属提供支持的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且其他相关指标数据缺失严重，假设2未得到验证。 正式社会支持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但是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帮助不大，这表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只是作为缓冲器作用于参与人的认知系统，老年人通过感知自我的应付能力，减少了对压力事件后果的严重性评判，提高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缓冲器模型”的效应，假设3得到验证。
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同时存在挤入和挤出两种效应。养老保险直接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缓解了子女养老压力，由此，子女可以减少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转而偏向其他的消费投入，诸如孩子教育和自身的日常开支，因此，对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具有正的挤出效应。医疗保险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医疗保险能减少老年人的医疗负担，进而降低了子女资助老年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医疗保险的存在打消了老年人有病不敢医的顾虑，释放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老年人有购买更多的医疗服务的倾向，进而增加了总的医疗支出，同时增大子女经济支持老年人的力度，对非正式社会支持起到促进作用。当医疗保险的挤入效应超过挤出效应时，同时超过了养老保险的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社会支持起到了挤入作用，假设4的前提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得到验证。
正式社会支持作为农村老年人基本经济支持的提供来源，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成效，并得到了农村老年人及社会的广泛认可。但由于正式社会支持的覆盖范围有限，提供支持的力度并不尽一致，使得其在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照顾、身心健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有限。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以及情感支持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特别是来自于子女的代际支持，构成了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与核心。对于农村老年人，应该加快推动和普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步伐，提高保障水平，加大保障力度，为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其他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措施。
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年人存在挤入效应的实质是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分配存在群体差异性，不同群体对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的利用效率不均衡。由此暴露了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诸如不合理的付费制度和相对较高的自付比例等弊端，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低收入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的充分释放，不利于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建立一个覆盖全民、公平分配、无系统性差别的健康保障与福利改进并行的养老机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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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玉，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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