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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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 珏
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
在解释经济学领域,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1991年,他“因为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人熟知这位解释经济学大师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他不仅是《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的作者,也是科斯定理的重要诠释者和解释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张五常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大概意思是经济学首先要能让人听得明白,看得懂,他曾经专攻数学,并在数学之于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有了一定的心得,而最终却发现,太多的公式数字,虽对解释经济有一定作用,但数学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张五常与科斯的研究范畴内,经济学理论不再是高深莫测的,往往看似高深的理论倒像是“大师们”跟热门玩的数字或理论游戏。但即使经济学的大师有着如此的洞见,也难以明了经济学背后的社会学含义,终究还是在经济学的框框里打转。所以,当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消费的时候,让人看到一条被忽略的解读经济本身的向路。
潜在的工作伦理
现代性制造了一系列的规则,在使人们乐享技术便利的时候,也逐渐使人们主动走向“被奴役”的阶段。西方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上班族对现代的办公条件已经产生了近乎极端的恐惧,上班与下班之间的界限近乎消弭。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让工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工作的环境之中,这些都是这种极端恐惧的来源。实际上,这种恐惧在现代化办公未普及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任何我们看似合理且积极的方式,未必都是看似那么合理。在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中,不仅给了一个全新的审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视角,更深度剖析了诸多为我们忽略的问题。
这本书中,鲍曼首先提到了工作伦理的概念,并预设了两个前提,其一是人类为了获得生存与快乐所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其二是“满足于一个人所获得的事物并且安于拥有较少而不是更多的东西”这种论断是错误的,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的活动。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隐藏了一些忽视的内容,就是工人所从事的工作,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另一方面,不工作则被认为是错误的价值观。显而易见,工作本身已经近乎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工人只能被动去遵守。
在鲍曼看来,这种工作伦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工作规训,“不用理会荣誉和荣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尽管你并不能看到自己这种工作节奏的意义和原因,也无法解释自己这种努力的意义何在。”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渴望生产更多,而越来越多的贫民则不愿意如企业家所期望的那样工作,这是进入生产社会以后就客观存在的一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工作伦理自然就派上了用场。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任何个体的人都逃不脱一个经济行为――消费,不论是过去以生产为主的社会,还是如今以消费为主的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消费概念,在鲍曼的剖析下,成了一个社会性极强的特殊概念。
鲍曼的批判
鲍曼认为,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使每个人都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并以不断追求消费带来的满足感。李嘉图・佩托拉(Ricardo Petrella)更指出,当前的全球趋势指向,“通过大幅缩短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经济开始堕入朝生暮死、反复无常以及不稳定的生产格局。”如此可见,身为消费者的每一个人,也是眼下一部分消极情状的罪魁祸首。
当然,消费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往往是短视的生产者所看不到的或者忽略的。在鲍曼看来,现在我们已经处于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之前,则是生产社会。“两类社会的差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这种重点的转移却是在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深刻而普遍,以至于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具有独立且独特类别的社会――消费社会。”
如今,消费社会和生产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消费已经成为主导、普遍、必不可少的行为。如今的消费者以追求消费、物质属性来满足自己的满足感,这是不言而喻的。包括生产者、促销者在内的共同努力下,一切引诱消费的行为和方式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这导致消费者往往堕入其中的陷阱,并且以为自己的消费是主动的、独立的。
对于生产与消费这种互为因果的概念逻辑,道出了一个新的阶层――鲍曼笔下的“新穷人”。鲍曼认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穷人,这与生产和消费的存在一样普遍。对于穷人的怜悯与恐惧,成为消费社会中人们的复杂心态。但穷人也有其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源于穷人标准的重新设定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显然,比对穷人的同情更强烈的“恐惧”,来源于这一阶层的潜在力量。所以华康德才认为“‘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且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的穷人,简言之,就是那些像不存在一样做事的人”。
消费社会中的穷人,似乎已经没有了像马克思眼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产生革命,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逻辑。这种社会形态中消费者的角色,让穷人安于现状、自甘清贫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新穷人”思索的,只是自己眼下的消费与生存困境。如同威廉・曼彻斯特的那部著名的《光荣与梦想》中描述的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的穷人一样,每天装作体面地出去找工作,黄昏时候悻悻而归。他们内心深处则感到自己失业与无力养家的可耻。他不会想到更深层的原因,更不会将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失业归咎于胡佛总统或者更深层次的政策或体制。这是1932年的事情,却仍然能与今天的“新穷人”相对照。
抽象的答案
在现代的东西方国家,无论是处于竞选中的党派,还是论辩中的经济学派,“消费”都是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最终答案。“消费可以导向复苏”“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等等,已经像圣经一样,主导者信奉者的行为。于是,生产继续,消费继续。
鲍曼视线中的现代性与现代问题,则不断告诫着人们,不要盲目追求效率而忽视效率服务对象和对人类苦难造成的副作用,那些以统计数据形式呈现的“今胜昔,明胜今”的数字本身,并不一定总有好处,往往,这些漂亮的表面背后,都是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的集体被破坏。
倒是可以看看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提到了一个对比,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富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20%的穷人收入的114倍。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是1998年,12年之后的今天,在可见的参考数据中,这种差距只是更大了,而非得到缓解。国内对灰色收入较有研究的学者王小鲁认为,实际的贫富差距数据,比我们看到的数据往往更为严重。
从2008年到如今,最受关注的经济现象莫过于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对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无非是投资、消费和国际贸易,至于生态、环境等因素,则相对靠后。在鲍曼等社会学者的眼中,这种单纯关注经济本身的视角显然是狭隘的。尽管如此,在他的书中,仍然是一个学者的姿态:在探讨了工作伦理、新穷人和消费等等话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援引了众多学者的观点之后也没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这是鲍曼引用的帕特里克・克里的原话,鲍曼也表示同意。但对于潜伏在消费等类似双刃剑的手段背后的消极未来,身为社会学家的鲍曼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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