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星梦奇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易 珏

　　当我们了解历史的种种细节之后,也许就不会像某些媒体对于“迪斯尼落沪”给中国人或者上海人带来多少自信,情绪高涨、血脉贲张。
　　
　　我们曾经谈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样本“杜拉拉”。当我们谈到上海时,恐怕还要以它为开端。
　　在上海总部,男主角王伟和女主角杜拉拉开始约会。有一回,在高级餐厅吃过晚饭,他们坐着奥迪路过百乐门。
　　拉拉惊叫:“百乐门!”
　　王伟顺着她的手指往车窗外一望,他奇怪:“是百乐门呀,怎么了?”
　　拉拉求证说:“是电影里的那个百乐门呀?”
　　王伟说:“是呀,舞厅嘛。”
　　拉拉兴奋地说:“吓!小时候看电影,资本家、特务、地下党,都到百乐门来。”
　　王伟随口问道:“你想去?”
　　拉拉八卦地说:“我想看看歌女是不是还在里面唱‘夜上海’。”
　　
　　老上海:电影二三事
　　
　　《夜上海》曾经是百乐门的经典演唱曲目。上海的“十里洋场、万千气象”就淋漓尽致地浓缩在上海这个最负盛名的夜总会之中。虽然世纪繁华褪去,历史封存在档案之中,但华人对那个摩登的上海充满向往。回忆三十年代老上海的电影不断地推出。这些怀旧的电影不仅强化观众对老上海的想象,更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风云儿女》、《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女性的呐喊》、《春蚕》等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在中国电影史教科书中成了早期的主流电影。阮玲玉、吴莺音、胡蝶、陈燕燕、周旋这些绝世女星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在当时的上海,看电影已经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30年代上海著名导演程步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在上学的时候,是个十足的早期影迷,下午连看两场电影,心里还嫌少。但他看的基本上是外国电影,而不是电影教科书上的那些主流。鲁迅也爱看电影,只不过他常光顾苏联电影,而非“左翼”电影。张爱玲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订阅美国的电影杂志,对好莱坞的影星如数家珍。电影对张爱玲的影响表现在,不仅她多次将笔下的主人公放在电影院中,还将从美国电影中看到的现代性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里。毋庸置疑,历史就是一项权力的叙事运动。
　　总而言之,解放前的上海电影市场的主流并不只有官方历史上的电影,外国电影也在争奇斗艳。程步高说:“早期的上海,是法国影片的天下。到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市场,遂开始为美国影片所垄断。”美国的电影工业从20世纪初起步,在3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好莱坞形成了八大电影公司分而立之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他们选择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世界第五大都市上海,在租界设立了办事处。1927年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信息: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上海就占了26家。事实上,自20年代晚期,一批相当规模的影院改扩建工程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奢华著称的大光明电影院于1933年开业,设有空调,装饰豪华,共计有2000个座位。
　　从1908年建立的第一家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到维多利亚影院、万国影城,再到大光明电影院,上海一流的影院已经初具规模。八大电影公司在30年代与高档影院合作,放映首轮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出品影片的80%都在上海发行放映。大光明电影院1933至1942年10年间仅放映1部中国电影,其余全是美国片,其中应该就有迪士尼公司1937年推出的第一部经典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它们是上海与迪士尼最早相遇的见证者。鉴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好莱坞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但以下的一则轶闻却是佐证:30年代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黎灼灼同男朋友张翼分手,理由是张翼没有“白人”那样浪漫。白人如何浪漫?当时偌大一个上海也只有区区7万外国人,可见虽然上海设租界,但没有观众从某些电影上看到的外国人扎堆的场面。白人浪漫大多只是从好莱坞的言情电影中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好莱坞女星也成为上海名媛和电影演员们争相效仿的对象。美国电影明星身上所携带的价值、审美观念已经渗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并影响了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
　　此时的上海就像一个摇曳多姿的时尚少女。但好景不长,二战爆发之后,大都市上海首当其冲。大量的财力物力转移到大西南,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半开半停。上海商业电影市场的萧条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
　　
　　新上海: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4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好莱坞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东亚大都市是它重要的销售市场,而当年的“东方巴黎”上海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女子。
　　在50年代,华特•迪士尼先生集中了大量精力为迪士尼乐园的建设和造势工作。1955年迪士尼乐园成功开放,成为迪士尼公司经营的新业态。
　　但在1985年中国电影市场重新开放之后,迪士尼依然选择了传统的电影进入中国。而1983年迪士尼却已经将它的新业态――迪士尼乐园带到了“东亚大都市”东京。
　　80年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来到外滩时,感慨万千。面对着“徐娘半老”的上海,他无法想象30年代旧上海的纸醉金迷,因为现实的景象与他这个“外乡人”所了解的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李欧梵的体验也许能够帮助读者感性地了解,为什么迪士尼在1985年再次进入中国之后的合作伙伴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而非“老情人”上海。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的增加,长三角庞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成了意欲扩展全球业务的迪士尼公司的考虑对象。200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指出,长三角区域拥有中国最富裕的1亿人口,光是这1亿人口就足以支撑上海修建一个迪斯尼乐园。上海预留的迪斯尼面积将是香港迪斯尼的4倍。届时,它将成为迪士尼的第四家海外游乐园。
　　迪斯尼公司的高管们承认,他们错过了最好的进入时机。20年前,在中国孩子对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最熟悉的时候,他们的游乐园并没有趁热打铁。可如今,在他们爱上了本土的喜羊羊之后,迪士尼的“小影星”却来抢占市场。
　　20年前的上海被冷落,当然不是迪士尼的政策失误。当时的总体消费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迪士尼乐园的正常营业。事实上,就算是今天市场极度发达的上海,我们仍然不敢判定它是否能达到30年代的繁荣程度。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影院----永华影城可容纳1398人,与大光明影院的2000人,相去甚远。
　　当我们了解历史的种种细节之后,也许就不会像某些媒体对于“迪斯尼落沪”给中国人或者上海人带来多少自信的种种,情绪高涨、血脉贲张。相反,上海电影市场这段阴差阳错的漫长的“婚恋”,似乎显得有点漫长。
　　然而,徐娘半老的上海终究凭借它犹存的风韵,迎来了一批好莱坞“小影星”的常驻,也算是功不可没。至于适不适应中国文化,鉴于对上海的了解,迪士尼公司的高层大概不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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