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理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　超

　　摘要：所谓渐近理性，是指人类在解决目标问题时既非一无所知也非具有完备理性，而是处于由非理性或无知向完备理性逼近但又无法达致的过程之中，是一种理性不断增进的过程。渐近理性是由无知向理性逼近的一种“动态理性”，是人类目标行动中存在渐近理性机制的结果。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策略性参与人，其目标行动也只有通过渐近理性机制的运作才有利于博弈均衡的出现。由此我们以渐近理性代替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折衷”。
　　关键词：渐近理性（机制）；比较制度分析；认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030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０214-02
　　
　　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大致是在两种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认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种则认为是非理性的自发演化的结果。如进化博弈论制度观与古典博弈论制度观就是两种从博弈均衡角度分析制度变迁的在认识论上相互对立的典型代表。
　　青木昌彦（2001）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包容古典和进化博弈论两种观点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从而大大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整合和发展进程（North，2001），但却没有对其中的两种制度观在认识论上的对立进行任何调和与整合。应该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也就难以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系统理论。
　　
　　一、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在认识论上模糊
　　
　　青木放弃了规则是外生给定的这一制度分析的传统，坚持政府是博弈参与人，认为博弈方式是由政府和民间部门通过策略互动内生的，为参与人认同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因此，他认为，制度是政府与民间部门作为参与人的关于博弈如何进行所达致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的自我维系系统和符号表征。由于认为制度是通过参与人的“共同信念”以博弈方式表征出来的，因而“共同信念”的概念就化解了进化论和古典论在制度演化机制描述方面的分歧，同时也解决了规则的存在和变化如何被参与人意识到的难题。
　　更为不同的是，青木认识到进化论和古典论的局限是都假定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固定的，“但是，某些参与人通过归纳推理或从其他地方学习最优经验，也许能够意识到一个‘更好’的均衡的可能性。”（青木，2001）“如果我们考察从制度（演）化到能力和潜能发展这种反馈线路，那么继续将参与人的行动集合视为外生和固定的就不再合适了。”这一假说上的突破，为他的博弈参与人在制度均衡演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演化机制的描述扫除了障碍。同时，这实际上也暗示了他的新假说以及“共同信念”框架是建立在并非完全非理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一认识论并没有被他一以贯之地坚持，相反，由于受自发秩序观的影响，他甚至认为，尽管“（某种）主观博弈模型最终变成一般认知均衡取决于环境（如技术）、跨域互补性决策、个体参与人的主观设计、学习、模仿和试验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更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它更可能在外部冲击催生内部变化的情况下发生。”（青木，2001）他有时也赞成“在博弈论发展尚不完善阶段，进化论和古典论可以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青木，2001）这些似乎都说明他在理性与非理性或有限理性亦或“无知”之间摇摆不定而采取模糊策略，或者进行一种所谓的“折中”。
　　因此，尽管青木意识到了“共同信念”框架对古典和进化博弈论在描述方面的有机整合必然要求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认识论趋于“折中”，但他在认识论上摇摆不定或简单的“折中”，必然使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新假说和“共同信念”框架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无法为整合后的制度分析框架提供一个统一的认识论基础，同时也将无法实现以理性观为前提的动因剖析与制度演化机制描述之间的一致和统一，导致“共同信念”框架就仍然是一个描述性框架，而非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诚然，参与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究竟是因理性而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因非理性或“无知”而处于被动适应状态，似乎无法在同一个制度分析理论体系内得到调和，但在“共同信念”框架中却必须得到明确说明。如果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就会迫使青木或愿意为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冒险的学者对参与人的理性及其增进作深入分析和辨正。
　　
　　二、渐近理性及其实现机制
　　
　　1.渐近理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人的行动受理性思考支配。某些认知论者（如霍奇逊，1993）认为，在现实中最重要信息的获得与深思熟虑的决策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因而所谓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认为，理性受制于知识的不完备和预测的困难，但理性不是固定的。学习机制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防止理性自然折旧和增进理性程度的途径。但若要对行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进行更深入讨论，却容易陷入广泛的哲学和经济学上有关认识论的争论，若试图得出一些结论将更加艰难也极具风险。
　　在作应用科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研究时，你可能会明显感觉到对完全理性或完全非理性的假定难以接受，于是可能出现两种选择，或者不予讨论和明说，或者借用“有限理性”或“相对理性”等作为认识论基础。然而，“有限理性”或“相对理性”等都是静态认识论观，与“边干边学和边学边干”的“渐近理性”相比较而言，似乎后者更具有表达性，也更容易认同和令人满意。
　　所谓渐近理性，是指人类在解决目标问题时既非一无所知也非具有完备理性，而是处于由非理性或无知向完备理性逼近但又无法达致的过程之中，是一种理性不断增进的过程。实际上，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就认为，理性不是固定的，学习机制是防止理性自然折旧和增进理性程度的途径。
　　“有限理性”虽然也是因为不认同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所提出的，并且西蒙所要表达的人类理性的真正要义就是指动态的和在实践与学习过程中不断增进的理性，但静态的“有限理性”概念恰恰又没有直接表达和完全表达出这一要义。阿罗的“干中学”论断也类似于“渐近理性”，但却没有提炼出类似的认识论概念。
　　对渐近理性过程来说，其存在似乎是一个既得不到证实也不可证伪的命题。也即人类在解决目标问题时，既非一无所知也非具有完备理性，而是处于由非理性或无知亦或有限理性向完备理性逼近但又无法达致的过程之中，即是一种动态的渐近理性。但问题是这一渐近理性过程的存在是否具有稳定性，也即其实现机制应当得到揭示，或者说需要解释渐近理性是如何实现的。
　　2.渐近理性机制
　　“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的命题几乎是所有社会和经济理论研究作为前提而采用的既得不到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一个概念（霍奇逊，1993）。“任何实践活动，无不包含着‘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西蒙，1976）。“所谓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就是成为一个有目的的行动者。人们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duree）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正如认识一样。”（吉登斯，1984）因此，我们把人们确立目标与实现目标的行为过程称为目标行动（或决策）。
　　目标行动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般要经过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修改和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这种循环往复过程将使得各种主客观要素能够有机协调并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在连续的行动之间实现着知识、信息的传递和主体能力的积累，使目标及其行动不断趋向科学、准确和更具适应性。换言之，行动主体在这种循环往复过程中实现了理性增进。
　　因此，我们把从目标行动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贯穿行动始终的那种关于行动方案（如计划、策略等）的制定、实施、修改及再实施的往复循环的内在机能和一般特性，称之为渐近理性机制。因而，渐近理性机制是内含于人类目标行动之中的一种普适性机制，是增进行动主体理性的一种循环机制。

　　以政策活动为例。首先是确立政策目标，然后考虑政策的对象和设计政策的原则、方法，以及实施政策的手段和政策目标的稳定性与应变不确定性之间的协调。也就是为什么而制定、如何制定以及如何实施和修改政策方案等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是机制框架内的具体内容，因而可以认为目标和实现目标所必备的专门知识是渐近理性机制的两大要素。专门知识还包含建立信息搜集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知识。因而必备的专门知识更像一个知识域，如同夏佩尔的信息域一样，它是与政策运作相关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知识综合体，我们称之为专门知识域。而专门知识域则在知识、信息的传递和积累的渐近理性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实现扩展，不断增进政策活动参与人的理性能力。
　　
　　三、总结语
　　
　　博弈论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分析工具表达了理论对现实的回归，博弈均衡是主客观因素的矛盾统一的稳态，因而其认识论的基础应当是非理性或有限理性趋近于完备理性的辩证统一的过程，而不是偏执于某个极端。汪丁丁（2003）认为，“与制度的演化和均衡一样”，可以“以‘知识过程’作为对有限理性与完备理性这一辩证关系的超越。”我们也认为，人类是具有能动和反思特性的主体，“组织或个体是一个具有学习与适应能力的理性体系”（西蒙，1976），因而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不是静态的，包含学习机制的渐近理性机制是人们在目标行动中增进理性的内在机制，揭示了行为主体不断经历决策活动有助于积累认识备选方案和具体环境的知识，提高预测行为结果和决策创新的能力。这种动态过程使得行为人既克服了能力的自然折旧，又扩展了理性的程度。相反，那种设想不遵循渐近理性机制的自发和被动的行动过程，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必然自然折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渐近理性是对有限理性的超越和对完备理性的逼近，是制度演化博弈观的合理的认识论基础，制度变迁的动因就是参与人因经验学习和能力积累而对来自外部冲击所引发危机的认识，或在策略互动中所凝聚起来的自觉创新的动机。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汪丁丁.螳螂自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6]张超.计划机制范畴、政府行为与“共同信念”框架：第3辑[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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