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丽莉

　　摘要：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r~e'g"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改造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充分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二是利用制度创新提升社会资本。只有结合传统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特点，积极创造和培育新的制度优势和资本优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1-03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社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从目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状况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1)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持久关系网络有关。”布迪厄定义的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能够涉取被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指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3)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国内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比较宽泛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普遍地注意到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文化导论》、《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地区形象论》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以及信任、规范、制度、传统文化、网络及形象等诸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2)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制度、规范及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作者认为，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向制度理性化的道路。(3)直接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直接介绍、研究和应用，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博士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无疑是忽略了制度、规范、信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突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清晰，理论体系并不完备。另外，对社会资本的功效问题还有待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尚不成熟，大量的争论和理论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但为我们透视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这样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二)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关于社会资源或者说社会稀缺资源在这里不仅是指以土地、货币和财产等体现的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利、地位、名望、荣誉、信息和心理满足等各种精神资源。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摄取。一种是国家权力授予的分配形式，另一种是市场的功能性分配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浮躁的，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交易、生产竞争等有关这些复杂性的全部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精确的法律规章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精确

的规定，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作为一种协调人际行为的非正规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必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做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但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其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四、创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对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行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家族化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妨碍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更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复苏不仅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等。鉴于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改造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充分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百家、会通诸子的文化形态，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冲突、交流和整合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但作为存活于社会秩序间的生活能力的经济文化，一方面要保持伦理与道德的秩序文化，另一方面应是依存于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的进步文化。只有将伦理道德与外来的科技整合在一起，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具有良好秩序。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并不是构建法治秩序的障碍，只有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是合适的法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成为法治的弥补。正式制度只有建立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和调节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因此，以德治国的提出，从检讨和发展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并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的角度而言，对推动以法治国的进程无疑将发挥意义深远的作用。
　　其次，必须利用制度创新提升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应该主动、积极、有效地进行非正式制度的投资，包括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投资。科尔曼认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是，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动”，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由政府主动提供并维护有效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对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的中国而言，构建新的社会资本更加需要政治权力积极、有效和合法地参与，为社会资本的构建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政治权力的介入，不仅通过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而且还可以运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政治权力也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构建总体的社会资本。应该放开经济体系内部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的控制、管制和压制，创造宽松与扩展的社会环境。政府必须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努力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只有结合传统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特点，积极创造和培育新的制度优势和资本优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之理想。
　　
　　[责任编辑　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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