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与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葛　檬

　　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奖项，一直为国内外经济学界所推崇。获奖者不是学术先驱，就是集大成者，其研究的方向和学术观点亦影响了广大经济学研究者甚至决策层。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概述
　　
　　1990―2005年间，瑞典皇家科学院共向来自8个国家的28位经济学巨人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涵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学分支等领域。按照获奖年龄计算，平均获奖年龄65岁，年纪最大的83岁，最小的52岁；按照国籍计算，获奖最多的是美国人，共计18人，占总获奖者的60%；按照学术分支计算，获奖最多的是微观经济学分支，共计11人，占总获奖者的36.67%。
　　在15年间的获奖者中，既有罗伯特・卢卡斯、罗纳德・H・科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也有约翰・F・纳什、丹尼尔・卡尼曼这样的由数学、心理学方面研究取得经济学成就的先驱。除1996年获奖者之一的威廉・维克里因心脏病逝世外，其他获奖者均健在。归纳3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人生足迹，具有以下特点：
　　（一）少年早成
　　近15年来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巨人们包括科斯（1991）、贝克尔（1992）、卢卡斯（1995）、森（1997）和蒙代尔（1998）年，
　　上述获奖者的共同点就是很早就发表了几乎是最终获奖理由的学术著作：科斯于1937年（27岁）发表《企业的性质》，首先阐述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贝克尔于1955年（25岁）完成了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卢卡斯于1970年（32岁）完成《预期和货币中性》；森于1970年（36岁）完成了《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这一代表性著作；蒙代尔于1963年（30岁）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
　　从获奖者发布代表性著作的年龄上看，普遍早于国内经济学研究者的一般。按照国内的培养体制，一般的经济学研究者于22岁左右完成学士学位，26岁左右获得硕士学位，30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能够取得诺贝尔奖获得者水平的学术成果者，恐尚无先例。
　　（二）辛苦耕耘
　　虽然获奖者早年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但是其获奖往往距离其取得成果的时间长达几十年。其中：最长的是维克里，等待了47年；最短的是诺斯和莫里斯，也等了22年；平均每个获奖者在其获奖成果完成后等待了漫长的33年。在漫长的等待期间，除了纳什因身体原因未能继续其研究成果外，其他的获奖者均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辛苦耕耘，取得了一连串的研究成果。
　　（三）学术渊源
　　从马克维茨到普雷斯考特，所有的获奖者背后都具备极深刻的学术渊源。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资料统计，最为突出的是芝加哥大学，共有6位教授、2位校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佛大学以3位教授和2位校友位居理论经济学类获奖者中的第二名。与数学关系最为密切的获奖者中，麻省理工大学有1位教授和5位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有3位教授和1位校友；与金融学相关的获奖者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更是拥有3位教授和1位校友。其中：既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获奖者的传承（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舒尔茨），也有经济学巨匠的门生（萨缪尔森、琼罗宾逊夫人），更是体现了以经济学突出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以数学见长的麻省理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以金融学突出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贯以来的学术氛围。
　　（四）鲜明的学术观点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纵观15年来的所有获奖者，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往往不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态势，而是鲜明地提出对未来经济态势的观点和解决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前瞻性，另一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比较突出的就是马克维茨―米勒―夏普的资产定价理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默顿―斯科尔斯将学术理论转化为高回报的长期资本公司、蒙代尔“创造”欧元以及一直以来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
　　
　　二、国内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虽然华人在物理学界、化学界不断取得诺贝尔奖，但尚无一人被提名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该奖项主要的研究方向均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华人学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高度重视：
　　（一）培养体制混乱
　　从目前我国的培养体制看，高等教育对数学、应用英语的基础教育明显滞后于基础经济学培养，财经类院校重视应用方向培养而忽略基础方向教育等问题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从事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就业水平、待遇水平低下，另一方面是相关教育方案安排不尽合理。以某国内知名财经大学为例，高等数学（微积分）和基础英语（公共三级）在大学本科一年级开设，经济学（学士水平）同样在一年级开设。由于国内外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普遍出现定量化分析的侧重，就读学生往往无法准确地应用数学手段解决经济学学习中的问题，亦无能力通过阅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原文资料提高对经济学研究的认知，经济学基础教育形同虚设。同时，该校并无专门的教师奖励基金用于鼓励中青年学者专门从事经济学基础研究，而从事各类社会执业资格考试的教育者却可以从培养费用中取得大量的补贴，造成基础研究领域师资力量的流失。
　　（二）学术研究缺乏梯队
　　由于经济学涉及正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异常广泛。无论是基础方向还是应用方向，都需要多年龄层次、多知识结构的研究梯队。从国内著名的部分院校看，这个方面的安排缺乏相应的计划且“近亲繁殖”现象普遍存在。以国内某著名大学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数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学者后，十多年时间里仍然是这几位老学者“当家”，并无新的后晋学者诞生。一部分原因是基础方向经济学研究的边际效用递减，造成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由于该校并无专门的引进和培养方案，多方位、多角度地安排研究梯队，造成“空位”。同时，由于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后来者往往是该位学者的徒子徒孙，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下，既没有超越前者的信心和能力，亦没有修正或驳斥原有理论错误的勇气。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任何一家国内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存在一支可以接近上世纪70－9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水准的研究梯队。
　　（三）经济学研究边缘化
　　从目前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看，纯理论研究的人员与成果越来越少，评论经济现象和应用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但成果普遍是定性而非定量的，经济学研究逐渐社会学化、边缘化。经济学的初始是以研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开始的，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定量化，理论方向的成果往往是以长时间的、基础性的、不为人知的工作为基础的，取得的成果往往很难直接转化为对应的应用。与之相对，评论经济现象和应用研究可以较为直接引用基础研究的工作成果，经济现象重复出现或应用结果产生即可证明研究成果的正误，亦可以迅速被社会所接受并直接成为善恶的判断标准。因此，更能为研究者带来实际效用，从这一点看，国内经济学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边缘化。
　　
　　三、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与否并不能完全代表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是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但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奖项，获奖者的共性可以为国内经济学学者所借鉴，改进研究方法，提升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高国内的整体经济学研究水平。
　　（一）改进大学基础教育机制
　　现阶段，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基本上延续了中学的应试教育方法，以正规化考试作为学习成果的检验，学分和选修体制形同虚设。按照经济学基础研究的一般需要，大学本科阶段的经济学类学生必须拥有相当的阅读与书写能力，能够良好的运用各类数学工具。因此，有必要在本科阶段引入适当的数学和中文读写选修课程，作为必修课程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当适当地区别和间隔基础教育与经济学理论学习的时间，以利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与理解。
　　（二）增设国家级的经济学成果奖项评定并改善人才培养机制
　　国家为了推进科学技术方面的理论研究曾经先后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863工程”等国家级成果奖项，对于推进新世纪我国的科学技术基础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亟待设立类似的奖项予以评定，以推进和保障经济学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派出中青年专家学者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培养体制与人员，大力促进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国际交流，确保国内经济学基础研究与国际接轨。
　　（三）适度分离经济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目前，由于国家对社会任职资格考试的多样化和具体化，经济学类的应用研究广泛开展，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从国际水准上看，主要是借鉴国外已经实践过的应用研究成果，在国内环境下进行具体化、本土化，对应的造成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和前瞻性不足。由于应用研究较基础研究能够更早地转化为经济成果，因此基础研究人员和成果进一步下降。现阶段适度地分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将基础研究留在院校、应用研究推向社会，以社会化、市场化的研究机构代替原有的院校研究更能符合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够使基础研究更为专业化、去边缘化。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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