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对政府和企业家的新挑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　兰

　　中国目前面临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对政府的调控方式提出了挑战
　　
　　刘教授，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刘伟：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货币市场存在着非常突出的失衡，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和银根过剩。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二十八年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持续高速增长使国力确实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持续高速增长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使得市场对经济的约束性以及市场的作用程度提高。这使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完全不同，相对市场需求不足与产品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突出。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危险；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未来潜在的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的这么复杂的经济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选择就很困难，宏观政策既不敢紧缩又不敢扩张，于是便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今年以来，流动性过剩问题备受各界关注，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所谓流动性过剩，它的理论标志很简单，就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它的经验标志也很简单，是否存在流动性过剩关键是看银企关系：银行求企业，那就是流动性过剩；企业求银行，那就是货币不足。从全球市场来看，现在普遍存在银根过多、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因此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控制流动性过剩。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政策对控制流动性过剩的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贷差持续扩大，使得商业银行的寻贷冲动增大了，客观上抵消了银行收紧银根的货币政策效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仍然较高。虽然央行连续十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使其达到11.5％，但事实上，以往超额准备金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本来就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以，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影响也不大。虽然在实际上，基础货币M2(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和)的投放量和增长速度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得到了一定控制，但与2005年相比，2006年还是增长了16.94％，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绝对增长量并不小。大量的货币没有投入到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而是集中到了资本市场中，使得股市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市场也分流了一部分。这使得减少流动性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将大量的基础货币推到了资本市场中。
　　
　　那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是否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
　　刘伟：效果不太明显。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是国际收支失衡令紧缩货币政策效应大大降低。国际收支的失衡也使货币政策的选择上产生了新的困难。从中国国际收支来看，其表现为双顺差。首先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增大。外汇储备越大，所占用的人民币就越多。而如果汇率不变，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越来越大，通过这一通道投放的货币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紧银根的货币紧缩效应。我们再来看资本项目。在资本项目下，外资进入较多，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资本净流八大国。国际收支顺差下，外汇储备越来越大。但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是有成本的。从微观上看，外汇是企业或居民创造而留存在银行中的，银行需要支付利息。宏观上看，外汇储备越多，投放的人民币就越多，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越来越弱。
　　第二个是内需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一国储蓄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投资需求，另一个是消费需求。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消费需求不足，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储蓄不可能也不应当全部转化为投资，因为固定资产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矛盾。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分配增长的利益时出现了一定问题，使公平原则和经济增长的均衡都受到了伤害。消费需求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严重不匹配，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由于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整个国家内需出现不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产品便转向海外市场，银行为出口提供大量信贷，出口进一步被推动，使得国际收支中的失衡进一步扩大，外汇占款、货币流动性等一系列的宏观成本加大，这样就使得-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由于内需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
　　
　　如果从以上这些因素考虑，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货币政策应当做些调整?
　　刘伟：是的。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不是要建立更深刻的内在联系?引进外资的态度是不是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对进出口的态度是不是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已经从货币政策的难以把握这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宏观调控方式在新时代、新矛盾面前，需要发生重大的转变。
　　
　　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强劲
　　
　　我看到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情况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要实现当年日本、韩国达到的“四化程度”，还需要20年的高速增长。请问这一推断是如何得出的?
　　刘伟：一个是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基础，再一个是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因为经济学是经验的科学，不是主观想象的。
　　
　　对于您的这种判断，经济学界的同仁怎么看?
　　刘伟：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判断。因为现在从发展指标来看，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还是从经济结构，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来看，我们基本上就是中等收入偏低一点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可能有争议，比如说人均GDP水平，我国的换算是不是有问题?统计上是不是有漏洞?汇率折算的时候是不是低估了人民币的本币?这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总得来看，因为中等收入偏低这个区间是很大的，800多美元一直到2,000、3,000美元之间的范围都属于中等收入偏低的发展阶段，即使我们把汇率问题、统计误差等等都考虑进去，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事实。
　　特别是从结构上看，考察经济结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等因素，这里面没有汇率问题，是按实际人数计算的，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中，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全球平均是72％以上，温饱型的社会是54％左右，在50-60％之间，中等收入偏低一点的国家大体上是40％左右，我国现在是43％左右。结构是能最体现一个国家发展实质的，从这个结构以及GDP的水平上看，即使按照汇率法计算或者是按照购买力平价，大体上我们现在还是属于中等收入偏低的国家，我们能不能在近期内达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

家，然后再达到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达到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一般到了高收入发展中国家，通常才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基本上完成。
　　
　　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太盲目乐观。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刘伟：是的，所以我在谈这个事实的时候容易给人造成一个不好的感受。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经济社会向新型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经济的转型。到今年，中国实现了29年高速增长，我们前些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6％，从2003年到现在更快，2003年到去年年均增长10.4％，今年应该不会低于11％，我估计你们问卷反映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今年如果不低于11％，就等于中国，改革开放2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6％以上。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日本经济起飞的29年，我们等于追平了这样一个记录。但问题是，日本通过20多年完成了增长和发展的目标，而我们通过29年的高速增长只到了发展中国家阶段，只到了它们的一半或者是接近一半的样子，后面还有很远的路程。人们就会怀疑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发展质量到底怎么样?但是实际上这后面的客观原因，就是大国和小国的成长可能不一样，大国道路和小国道路可能不同。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二元经济的性质极其突出，十几亿人口总量的发展和几百万人的一个地区或者是上千万人的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动力和时间显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克服的阻力显然也不一样。比如，即使说日本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也不如我们大，这是一。其二，我们特别要注意，日本的二元性结构没有中国强。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变法几乎同时进行，但是从那开始，日本真正的工业化启动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完成了结构性的变化。二次大战之后的发展其实是日本经济的重新振作，但是它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而且从明治维新以后它的人力资本投入存量是非常大的，远远不像我们这样少。
　　
　　可否说当年日本是在一定基础上的恢复性发展，而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伟：对，我们没有达到过这个水平，没有这个基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跟日本简单比较。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二元性又这么强，可能客观上需要的时间就长，不能简单地跟日本比发展时间的长短。
　　但是从反面看这个问题，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只要一个国家没有战争、瘟疫、政治动乱的严重威胁，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会停滞下来，增长速度会放慢，甚至难以想象它会出现衰退。
　　所谓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也就是均衡运行和均衡增长，实际上是完成工业化之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由于种种原因，结构变化速度开始放缓，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再加上基数效应越来越大，增长自然就放慢。所以结构效应和基数效应的双重作用往往会使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更体现出它的增长稳定和均衡性，而不体现它的持续高涨的特征。工业化完成之前的社会，一方面需求总量在扩张，工业化加速，特别是到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工业化朝着重工业阶段转型，投资需求是非常活跃的。再加上我们这个阶段恰恰又是人口、消费极其活跃的时期，所以消费需求也是相当活跃的，另外往往这样的国家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迫使它对外开放的程度迅速提高，所以它的出口需求以及对国际市场资源依赖水准也在空前的提高和扩大。这几个方面就导致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一个社会又进入了工业化加速时期，因此经济发展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
　　
　　制度环境是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如何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否还是制度环境?
　　刘伟：对。我刚才讲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不会变成现实是需要创造很多条件的，其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制度环境。我认为制度环境至少从两个方面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一个方面就是能促进效率的提升。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高速增长，如果增长方式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从主要靠扩大要素投入量向主要靠提高要素效率转变，中国不存在能够支撑20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条件。所以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效率。
　　要想提高效率就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所以制度环境影响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另一方面就是促进创新的活跃。我们说制度重于技术，就是说一定的技术创新根源于一定的制度创新，有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它才会推动和迫使技术创新活跃。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根本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在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鼓励竞争，以提高效率。但鼓励竞争、提高效率面临的重要命题是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如果片面鼓励竞争势必扩大差距，而差距过大，不仅有损公平目标，也会从根本上损害效率。当然如果片面强调差距缩小，甚至强调平均主义，则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这就需要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在鼓励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使公平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基础。
　　
　　几年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做过一个关于创新的调查，发现企业家认为最难的还是观念和制度的创新。
　　刘伟：对，其实说起来制度创新是软的东西，但是它的作用是实际的。比如，按现在的计算方法，欧洲中世纪的几千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几乎是没有增加的。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人类文明贡献非常大，这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还有李约瑟等西方人对东方科技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技术发展的水平，也是评价很高的。
　　而整个西方世界对近现代文明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近现代文明的技术发展和重大技术进步当中，从电力到电话、汽车，几乎没有中国人任何一项贡献。是中国的人种不行吗?比欧美的人种差吗?那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的祖宗不如我们的祖宗?那能说明中世纪的欧洲人人种不如东方中国人人种吗?这恐怕不是一个技术创新能力的问题，核心是制度问题。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更有竞争性，因为我们当时可以买卖土地，欧洲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欧洲中世纪的制度安排具有更大的惰性，而不具有竞争性，因此它们的市场交易很不发达。中国的封建时代市场制度关系是很繁荣的。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周朝废井田以后，我们的土地就可以买卖了。我们的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农业是封建时代的基本产业，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耕地很早就可以买卖了。买卖就意味着有竞争，要善待土地，不好好经营就可能被别人兼并，就有竞

争的压力。
　　马克思说过，欧洲的贵族地主是消费的阶级，还不如资本家阶级。资本家是积累的，扩张的，地主是消费的。因为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也就是庄园，是国王封的，封一个官就得到一块地，这块地的经济权利是他们拥有政治权利的奴仆。他们拥有财产和土地的多少不取决于他们经营能力的大小，他们拥有财产的时间长短不取决于他们持续经营的长短，而取决于他们是不是一个官，是不是拥有特权。因此庄园主是不能在最终产权上处置土地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第一保证长子继承这个土地，不要丢失；第二，要想办法把每年收获的庄稼消费掉。
　　中国不一样，除了恶霸大地主，一般的地主对生活的节俭程度，对土地经营上心的程度，是欧洲贵族根本没法想象的。这不是中国人的秉性比欧洲人更勤俭、更勤劳，而是有一个竞争的制度。如果搞不好土地就没了，比如广大的小农很脆弱，抵御不了各种灾难和风险，往往容易破产，卖掉土地，这等于就失业了，很容易就起义造反，所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的规模和次数欧洲根本比不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失业现象，这是当时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征造成的。
　　同样是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和欧洲是不一样的，在欧洲制度下是不会形成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而中国土地可以买卖就有这种问题。但是有一弊，有一利，就是中国有竞争、有效率，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不稳定；欧洲没有效率，但是得到一个好处就是稳定。在这种制度下就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生产技术进步肯定要比欧洲要快。
　　
　　比较中国和国外的土地制度，能给我们思考未来的发展以什么样的启示?
　　刘伟：制度重于技术。因为现在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同以前不一样，它的竞争空前提高，所以在近现代文明上，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推动了整个欧美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而中国迟迟没有过渡到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当中来，因此竞争压力自然要比欧美差得多，所以创新能力就不够，就有问题了。因此我们说制度重于技术，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保证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要强调效率，就要强调制度环境的建设，就要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竞争，所以制度安排一定要有竞争，有竞争才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足够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环境是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在目前的形势下，企业家不能异化成社会活动家，而要实现市场经济的人格化
　　
　　您刚才从宏观方面对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在这样一种不断调整和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家应如何应对挑战和寻找机会?
　　刘伟：我始终觉得从现在来说，中国的企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就是中国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企业家不要更多的异化为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官员。如果企业家异化成社会活动家或者官员，就意味着企业家不是更多地受市场的约束，不是市场经济的人格化，而是更复杂的、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甚至是行政权利的人格化。企业家如果是这种人格化，那他遵循的规则和追求的目标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了。比如说，国有企业能不能更快地从行政体制和级别当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涉及到政企分离的问题，但是只要企业家作为官员或者是受行政控制，他就会以满足行政指示为首要目标。现在有一个倾向，过去学生毕业后对国有企业是不太向往的，但是现在对国有企业却很向往。
　　
　　大学毕业生选择去国有企业就业，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刘伟：主要是国有企业本身情况有改变。因为这些年我们抓大放小，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我们经过3年的抓大放小，基本上实现了目标，虽然当时的目标不算高，但是作用很大。伴随这几年的改革，特别是十六大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对产业结构有了一个大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集中在垄断资源型企业方面，基本上退出了其他一般竞争性的领域。中共十六大讲得很清楚，“战略转移，有进有出”，更多的集中于这种资源型领域，或者是命脉型的部门里面。另外一个是战略重组，就是善意的强强联合，而不是恶意的兼并。通过这些手段把国有企业迅速搞大，最后可能也就是一百多来家。这样就形成了国有企业的一些战略性的航母，它们占领了命脉性经济领域，在结构分布上，每一个微观个体经过了一系列战略重组之后，抵御风险和创造能力增强。所以目前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无论从微观竞争能力上，还是从宏观结构分布状态上，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它们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也在剥离，没有了那么多的社会责任，给它们和市场对接的通道越来越宽，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自由度和融入世界的自由度都在强化，整个外部环境在改善，同时内在的个体实力也在增强，它们分布的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域，这是目前我们国有企业大体上的形势。
　　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生对国有企业很感兴趣，毕业都想分到国企。他们说民营、外资企业是贵而不尊，而国有企业既有地位，又有相应的经济待遇，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是既尊又贵。
　　民营企业是贵而不尊，不如国有企业。国企有钱又有地位，所以很多学生愿意去。这说明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的行为目标受很大的社会行政性约束，因为有了行政冲动和行政约束，所以他是不是企业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市场条件的激励还难以确定，这是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我认为企业家确确实实要实现市场经济的人格化。
　　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同样的问题就是，家庭宗法的关系能不能确确实实的真正转化成市场的文化。如果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政企不分，那么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问题就是家企不分；国有企业如果是行政异化，那么民营企业方面很多是宗法性的异化。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中最需要注意什么?
　　刘伟：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家从经营的方向上看，从产品多元化和纵向深化的角度上，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适合自己企业能力、适应市场变化的主导产业，并且能够持之以恒。
　　就中国企业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一般性中小企业、大企业，部门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营会有一些虚，虚就容易产生泡沫。一般来说，企业涉及的产业不要多元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产业多元化，那样跳跃性会比较大，技术路线、市场路线、人力资本管理上毫不搭界，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目前这种宏观形势下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持，明确企业主导产业的方向。
　　
　　责任编辑：董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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