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管理之道在乎科学与人本的齐头并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管理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是人、事、物三者的辩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的管理史。因为大到国家的兴衰,小到企业的成败,都与管理是否得当有着密切的联系。粗略地讲,中国文化的重感性与西方文化的重理性直接导致了其在管理思想上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其实,片面地强调人本管理或科学管理都是不正确的。
  
  一、对中国管理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这些管理思想及实践的精髓在于和合的文化传统,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义代利”,关注人际关系问的和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对“仁、义、礼、智、信”推崇倍至,并提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和为贵”等主张;在个人修养上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而道家思想中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将人与“道”、“天”、“地”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更是强调要治国,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放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之后。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本为核心的,也就是说,从管理学的角度,即把“人”或“民”看成管理活动的首要因素,看成是管理活动的根本,其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强调管理者要关心人、爱护人,为他人着想,并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进行管理,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以及对“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关照正是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并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其糟粕的一面,比如过分强调一团“和”气往往会导致在管理过程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讲平均主义,忽视制度建设,以至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常常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而“求同存异”以及“中庸之道”,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行为准则,它以忽视个体的发展与独立人格的形成为代价,将直接影响组织的活力与被管理者的积极性。
  
  二、对西方管理理论要辨明良莠,善于扬弃
  
  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特别重视理性的科学精神。从20世纪初泰勒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到管理实践中以来,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管理理论已演变成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体系,并因其在管理过程中对制度、规范和条例的头等关注,实现了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了管理学的普遍规律,并建立了一套有关管理理论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使得管理者开始摆脱凭经验和感觉进行管理的传统。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效率,这是雇主和雇员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而要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就是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二战以后,科技的迅速发展,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方管理学界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系统论、信息论、博弈论和网络技术等理论基础,诞生了众多学派并存的现代管理理论学派,又称“管理科学学派”。
  这些管理理论有较好的统一性、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地个别人员的变化而影响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国家的治理,还是企业的运行,均有赖于力求完备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唯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纲举目张”。而这些“法”、这些“纲”正是我国未来管理模式必须加以借鉴的。
  当然,发展到“管理理论丛林”阶段的西方现代管理学说,始终没有超出理性主义的传统,将人置于技术管理手段的控制之中,过分强调“工具人”的有效性而忽视“目的人”的价值性。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对物质的过分迷恋以及对定量化和技术手段的完全依赖,造成了对管理的“灵魂”――文化价值观的忽视,特别是对人的精神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巨大能动作用的忽视。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的:“在西方世界,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也就是说,西方的管理者通过一整套规范制度,把人和物都纳入其中进行组合。人在劳动中实际上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而是被物化成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人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亦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者只是被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以食物给予他们,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炉,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忽视对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视,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将人物化为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在现代复杂的管理问题和现象当中,它呈现出一种捉襟见肘之势。继而,科学管理的机械主义如何应对日益人性化、知识化的群体协作就成为西方管理学界难以避免的挑战,亦促使我们尝试用新的视角为管理研究和实践去开辟一条新路。
  
  三、中西合璧的管理之道――科学与人本的相融相谐
  
  西方管理模式高扬理性,崇尚科学,注重制度、规范,强调物的使用和效率的发挥,属于“硬性管理”,因而在面对“有人参与的”复杂系统时,这种理性、线性、确定的管理模式就会出现“控制”困难和“合成谬误”。而东方非理性文化模式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重视自我修养与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的重要性及整体协同,以至于管理以柔见长。柔性管理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创造性,而硬性条理化制度的约束在管理过程中又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今天强调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反思的必然结果,是用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两类不同方式去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日本在短短20年里就从二战的废墟中堀起,究其原因,一半在于执着地把握科学管理的工具和技术,一半在于吸收、借鉴了中国人本管理理念的精髓,是中西管理思想结合的最佳典范。因此,未来的管理趋式理应采取一种中西合璧的模式,将二者进行补充与融合,这种补充与融合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杂拌,而是有倾向的交合融汇。只有将人本管理与法规管理结合起来,通过组织成员的统一意志及和谐协调行为的形成,提高管理的效益与效率,才能实现人物相宜、刚柔并济。
  总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已历经了上百年的历史,其完整、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自有其合理性,而东方文化的重整体、重情感,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又是处理西方管理症侯的最佳出路。我国学者据此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该理论在体系的构建上体现了古今贯通、中西结合及文理互补,它“不仅关注现代管理活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既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也注意反映中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预料,随着东西方科学、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双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及形成统一的世界管理文化的步伐将会比以往更快,它们之间定会更多地互取长处,弥补不足。因此,我们有理由深信,中华民族的管理文化需要吐故纳新,只要我们善于为东方管理思想的新陈代谢提供养料,拨开观念、思维上的雾蔼,就能使先进的管理文化走向圆融,迈向世界。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0483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