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社会资本是影响金融发展的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机制。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之间的信任和互惠规范等方面,增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对非正规金融或民间信用的影响及社会资本在微型金融发展和关系融资中的作用等方面。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08)-0052-05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P.)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很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成为多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交叉研究的纽带,关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以及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一。在经济学界,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影响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
  社会资本主要是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之间的信任和互惠规范等方面,增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
  
  一、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分析视角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概念有不同的描述,社会资本尚没有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那样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观点很多,促成了这种复杂性。”福山(Fukuyama,1995;1997)指出,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主要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组织内部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一些非正式的价值观或道德规范,使他们的合作得以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复杂的,往往是一个神秘的文化过程。政府能够制定一个削弱社会资本的政策,却很难理解如何构建它”。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eier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内在的社会和文化联系、制约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和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当社会相互交往产生外部效应和促进为获取市场之外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资本就会产生效益。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合作和协调可以被看作是调节人们的交往和产生外部性的‘民间社会资本’”(Meier & Stiglitz, 2001)。
  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有着一些相似和差异之处,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1.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供投资的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值得人们投资,虽然投资者预期的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用的资本,它能够降低行动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资本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资本的工具性利用,这种价值的实现更多地内在于一定的网络而非市场之中。
  2.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专用性”(Coleman,1988)和“可转换性”(Bourdieu,1985)。物质资本能被用于不同目的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专用性”,行动者主要将其投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以助于实现一些行动目标。这一点也决定了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让渡性。而且,个体(个人或企业)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的资源优势能转换成经济的或其他的优势。
  3.社会资本在使用上具有互惠性和外部性。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可以使网络中的相关个体共同受益,实现互惠互利。社会网络是半公共物品,一旦形成,只能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之间;普遍的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则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4.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具有互补关系,也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如行动者通过建立和维护积极的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自身金融资本或人力资本的不足。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资本能提高经济资本的效率。
  5.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来源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所谓特定社会结构主要是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即“公民交往网络”(civic engagement network)。社会资本并非存在于行动者本身,而是存在于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中,这可能是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别。
  6.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和合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了信任、互惠和合作关系才能促进集体行动的达成,实现“公用地繁荣”而不是“公用地悲剧”。近些年来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信任可以建立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信任能够鼓励交流和信息流动,减少与管理多重代理人相关的复杂性,减少与契约有关的交易成本(Newman,1998;Moore,1999)。信任作为组织运作的基本机制,是合作的基础。
  
  二、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一)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信用水平和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均较高,不仅有助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吸纳储蓄等存款资金,积极、有效拓展对企业、消费者个人的信贷业务,较好满足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且能有效控制信贷资产风险。
  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0;2004)通过分析意大利国家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差异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同一国家,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较高信任度的地区,信用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家户们更可能使用支票,较少留存现金和更多投资股票,更易于获得正规信贷,对非正规或非正式信贷的使用更少。从理论上而言,归索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有其合理性。信任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相关,投资者选择不同的金融工具,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投资者对拟投资对象的不同信任水平。(1)在信任对投资者资产分配的影响方面,银行存款是居中的选择,因为它要求的信任水平比现金高、但又比股票低。(2)个人支票的使用是一项需要大量信任的活动,而且是需要来自交易双方的信任。生活在低信任水平地区的人们,较少可能使用支票。(3)借贷也是一项信任密集的活动,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个人和企业的贷款供给,受该地区的平均信任水平的影响,较高的信任水平有助于降低个人或家户与企业申请贷款被拒的可能性,更可能鼓励借贷。在法律实施机制较弱或效率较低、人们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更显著,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因为如果法律实施机制弱,融资交易的达成将更多地依赖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较少接受教育的人对金融产品的契约机制或准备进行股票投资的公司相关信息的理解很有限,他们需要更多地依赖信任。如果投资者不具备做出复杂的金融决策的能力或信息(例如管理自身的资产组合),他可以委托有经验的代理人来完成,但委托也需要信任他人。因此,教育水平较低、经验较少的投资者需要更多的信任才能签署金融契约、完成金融交易。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落后,公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高,社会资本可能是解释发展中国家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Guiso 等人通过对莱克和扎克(Knack & Zack,2001)对不同国家的信任测算值(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与那泼塔等人(La Porta et al.,1997)使用过的金融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国家的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程度有着正相关性,这些金融发展指标包括:证券市场资本化对GDP的比率、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上市公司数目、每百万人口IPOs的数目等。
  H. Harrison, J. D. Kubik &J. C. Stein (2004)的研究表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水平有助于提高经济主体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他们运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展的美国家户健康和退休研究项目的数据,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指出:在考虑到财富或收入水平、教育、种族及风险回避程度等差异后,那些经常与邻居保持联系或参加教堂活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家户相比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家庭更有可能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而且,与同辈效应(peer-effects)理论相吻合,在那些股票市场参与率更高的州,经济主体社会交往能力(sociability)的影响更强。社会互动影响股票市场参与的途径至少包含以下两种:第一,参与者之间口头传播(word-of-mouth)有关股票市场的信息与知识或观察式的学习过程(Banerjee,1992; Bikchandani et al.,1992;Ellison & Fudenberg,1993,1995);第二,股票市场的参与者能够从与同伴谈论关于股票的涨跌等话题中获得愉悦感,由此产生共享的兴趣促使他们更积极参与证券投资(Becker,1991)。李涛(2006)采用2004年中国广东省居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互动和信任都推动了居民参与股市,而社会互动对低学历居民参与股市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上述这些学者对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的政策视角:加强社会互动、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和普遍信任程度,能够推动公众积极参与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投资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信任有助于金融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诱导更多的经济主体参与证券投资,从而推动证券市场发展。
  社会资本影响信用水平和金融体系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增强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Guiso等人(2003)认为:“既然金融契约是主要的信任密集型契约,社会资本应当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主要影响”。对于金融交易而言,由于金融契约涉及的不确定性,信任非常重要。融资即是这样的一种交易:今天借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为的是在将来的某个时日获得预期的收益。这种交易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通常情况下,法院等正式实施机制成本高昂,而且有时缺乏效率、耗时较长,正式契约提供的保护很有限。契约本身固有的不完备性,也不可能为放贷人提供充分而完全的保障。即使在那些正式契约能得到较快和公正实施的国家或地区,放贷人对借款人的信任程度在促成金融交易的发生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信任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放贷者对潜在借款者的信任程度越高,越能够促成借贷契约的实施,提高潜在借款者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而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扩大信用交易规模,促进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受法律规则、非法律的实施机制和道德态度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与较高的信任水平相匹配,二者紧密相联。信任指标能在较大程度上衡量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人们之间拥有更多的信任。社会资本影响信用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社会资本为国家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广泛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二)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或民间信用的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市场侧重于给大型或国有企业提供融资,非正规金融市场(或民间金融市场)成为许多中小企业或非国有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与正规金融市场不同,由于缺乏直接的官方监管,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信贷交易通常比较灵活和具有弹性,交易参与者发展各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来处理不同交易中的信息问题。通过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内联性(market interlinkage),非正规信贷安排可以减少许多信贷交易里内在的选择、执行和激励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正规金融机构通常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例如,在非正规市场,放贷者利用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保障信贷合同的可执行性,能潜在地为缺乏抵押资产或担保的个人、农户等提供重要的金融服务(Adams et al., 1992)。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本质上是金融交易中的市场失灵,其解决方案既包括建立和健全征信体系、完善资本市场要求的信息披露机制及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也包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在非正规金融市场,通过运用社会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借款人的信用水平。非正规市场上的放贷者可以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或其他商业关系获取关于借款者的信誉和资金实力、项目运作情况等相关信息,而且因为放贷者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且贷放的主要是其自有资金,贷放对象基本上限于较为熟悉的借款者,更有激励也更有可能去了解借款人的信誉及项目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信贷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使得非正规金融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具有优势。而正规金融在处理这种“软信息”方面则处于劣势,因此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大多要求抵押或担保以降低风险。然而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这正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非正规金融中信用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关系型信用(Relational Credit),即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地缘、血缘、业缘和人缘为纽带,基本上发生在熟人之间。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通常面临自有资本不足的困境,对于信贷资金等外部融资具有强烈的渴求,在正规融资渠道不畅的条件下,以网络和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我们可以运用“嵌入性(embeddedness)”的观点来理解社会资本在民间信用中的作用。在过去十多年里,嵌入性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学家所采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针对性概念(counter-concept)和分析框架,该观点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交易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网络中会对资源配置和价值重估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学家把它当作理解经济过程的一个独特方法(Granovetter,1985; Zukin & Dimaggio,1990)。一些学者运用嵌入性的分析框架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金融市场(Portes &Sensenbrenner, 1993; Romo &Schwartz,1995; Uzzi, 1996,1997)。德国学者简斯・贝克尔特认为,嵌入性指的是经济情境中决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的结构,它指出了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了“社会嵌入性”的概念,认为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孤立、自足,可以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而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之中,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其具体作用机制是通过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中关联博弈的声誉机制实施的。在社会交换域的社区重复博弈中,作为一个有社会声誉的社区成员,将会获得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基于特殊信任关系的民间信用参与主体,其交易域是民间信用组织内的金融契约博弈范畴,而社会交换域则是其生活范围内的非正式社会结构的乡村社区(罗杰、黄君慈, 2005)。对于民间信用而言,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备和基于法律的公开执行机制的缺失或成本高昂,通常依赖声誉机制作为私人契约的主要执行机制。在关联博弈中,社区规范域文化作为共同信念,致使违约惩罚变得可置信,合作性预期得到强化。尽管民间信用的借贷契约是不完备的非正式契约,缺乏法律制度等正式机制的保护,但由于社会资本中信任和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民间信用主体的信贷博弈能有效地嵌入到其赖以生存的社区交换域的重复博弈中,有关参与者信誉状况的信号传递效率较高,也能有效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信用相对正规金融而言,其交易区域较为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资金使用情况的成本较小,且具有重复性的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在一些情形下,借贷双方没有签署正式的书面合同,意味着基于声誉和关系的隐含契约安排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借款人自身的信誉或声誉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实物资产抵押,信贷契约的有效执行主要不是依赖正规的法律体系,而是依靠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和参与者的自律机制。民间借贷的非正式执行机制是一种关系契约,意味着交易必须取决于交易对手之间的信任。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殊信任主义是减少民间信用道德风险的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基础,借贷主体利用长期稳定存在的社会网络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完全和契约执行问题,并形成长期互动和共同(互相)监督,降低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民间信用制度具有一定的效率,但这种效率限于一定的社区范围内,建立在有效利用社区信用资本的基础上。如果交易超出了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范围,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再对称,基于声誉机制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和信贷交易域与社区交换域中的关联博弈便失去约束力,民间金融对于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因此,社会资本对民间信用的作用机制具有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超出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与地域范围,社会资本对民间信用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将受到限制。而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扩展个体之间的“信任半径”,创造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信用环境,既有助于扩充民间信用的作用范围,也有助于增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任度,减少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社会资本在微型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微型金融(Microfinance)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当局意识到微型金融对促进穷人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推动他们自主就业(self employment)、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减轻贫困方面的显著影响。微型金融是相对于“主流金融”(Mainstream Finance)而言的一个术语,主要是指为那些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或渠道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穷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传统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实行以小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将联保贷款( group lending) 机制广泛运用于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融资业务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联保贷款实质上是一种连带责任制的合约安排,融合了正规银行的规模优势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传统上利用小组的贷款模式(Besley Coate & Glenn Loury, 1993)。这种合约安排充分利用了本地信息和社会资本,是鼓励当地家庭执行合约的核心机制。这些机制依赖非正式的保险关系和从社会孤立到物质惩罚等不同的威胁方式,从而得以推动向缺少抵押品的贫困家庭放贷(Besley & Coate, 1995)。
  在孟加拉乡村银行中,小组由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农户自愿组成(成员一般为5人),小组成员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监督项目运行、承担还贷责任;在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贷款农户分期还款,定期参加中心活动,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依据规则,如果一名成员违约、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就不能获得新的贷款。乡村银行的客户经理每周召集小组开例会,办理小组成员的存款或贷款业务。乡村银行的联保贷款模式不仅在孟加拉国的微型金融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北美和欧洲的一些不发达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微型金融机构得到广泛运用。
  社会资本在微型金融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微型金融以小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督贷款的使用和偿还情况,为诱导借款人与放贷人合作、增强双方的信任程度、抑制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激励(Morduch,1999)。
  (四)社会资本在关系融资中的作用
  小企业是信贷市场上信息最不透明的群体之一,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在新兴经济体中尤其严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小企业的财务报表通常不规范,也很少经过审计,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也不太规范。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获取小企业借款人的“硬”信息――真实的财务状况、还款能力、信用级别等相关信息相对较难,更多地是根据借款人的“软”信息,如企业领导者的经营能力、诚信状况、员工素质,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所处社会(社区)的信用环境等作出贷款与否的判断。关系融资(relationship financing)和以交易为基础的一般意义上的融资即距离型融资(arm's-length financing)的区别在于,关系融资不是根据借款人的“硬”信息和标准的信贷政策,而是根据借款人的“软”信息为企业提供持续地融资支持。这些“软”信息的积累和获取与贷款人和借款人长期的合作关系息息相关,且具有不容易被其他人观察到、不容易被证实、不容易传播等特点。关系融资的贷款方通常是本地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本地的小型金融机构,例如社区银行。关系融资实质上是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信任、重视合作、追求双方的长远合作利益基础上,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提高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关系融资是小企业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而关系的强度或深度会对信贷的定价和可获得性产生影响。
  关系融资可以减少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放贷者在与借款人、其所有者和当地社区持续的互动和观察中能够从多方面了解和积累企业的具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借款人品质等有价值信息。对向信息不透明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而言,这些经过相对长时期收集的信息有着显著的价值,其重要性可能超过公司的财务报告、抵押品与信用评分等。银行会试图维护其关系融资服务,因为他们了解借款人的内部真实情况,能够获得“信息租金”,这种“信息租金”也是贷款人从双方长期建立的信任、合作关系中获取社会资本收益的一种表现。信贷市场上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不能完全削弱银行对某些客户的信息垄断优势,特别是维持关系融资所需要的“软”信息。而借款人也可以从关系融资中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与较为优惠的贷款条件。银行“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关系借款人的信息事前评估投资项目的风险特征和施加压力,使借款人提前放弃那些坏的投资项目”(Rajan,1992)。青木昌彦(2001)认为“关系型融资的一个好处是企业的财务问题能够在早期被发觉和解决,避免了成本高昂的破产程序”。
  “嵌入性”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在关系融资中的作用。Uzzi(1999)阐述了“嵌入性”在创造金融资本中的积极角色,他运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1989年开展的全国2400家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社会关系和网络有助于企业在信贷市场上获得融资,企业和银行将他们之间的金融交易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网络等“社会附属(social attachments)”中,能够增加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而且融资成本相应降低。在关系融资中,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嵌入性”联系有助于他们建立信任和互惠的长期合作预期、抑制借款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促进企业自实施(self-enforcement)机制的实现,降低银行签署、监督执行贷款合同的成本,减少优质客户的流失,以合作均衡解的形式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嵌入性”联系能够激励网络中的信用交易伙伴共享私有信息和资源,促进企业提升治理机制,与银行形成稳固的信用与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关系融资对借贷双方都有利,因为双方可以共享更多的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
  社区银行从事关系贷款的能力较强。社区银行是从当地住户和企业吸收存款并向当地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提供融资支持和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它们利用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所收集到的信息作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社区银行一般将人性化服务作为其最重要的竞争手段。例如,在美国,许多社区银行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展示其服务和本土特色,它们参加民间组织、与当地商会合作、支持当地学校、赞助当地的公益事业,并向社区的低收入人群提供特别的帮助,这些都是社区银行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和方式。美国社区银行的资产质量略高于区域银行和大型银行,1992-2003年,社区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仅为1.58%,而同期区域银行、25强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1.61% 、1.86%(康卫华,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区银行针对信息不透明借款人的关系贷款业务模式是有效的。社区银行通过与客户人性化的互动中积累了较多关于当地借款人或潜在借款人的“软”信息,培育了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本,与当地住户和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有助于控制信贷风险。
  
  三、结语
  
  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人际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用与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尤其是在法律制度等正式机制相对落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它对于提高经济主体的信用水平、减轻企业或个人的融资约束,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特尔.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弗兰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郭熙保,张克中.社会资本、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J].经济评论,2003,(2):3-7.
  [5]简斯・贝克尔特.经济社会学与嵌入性:对“经济行动”的理论抽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85-95.
  [6]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40-45.
  [7]罗杰,黄君慈.非正式社会结构下民间信用演进与生命周期[J].财经研究,2005,(9):49-59+70.
  [8]李涛.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经济研究,2006,(1):34-45.
  [9]玛格里特・米勒. 征信体系和国际经济[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0]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1]乔纳森・莫多克. 小额融资承诺[J].比较(第26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89.
  [12]徐淑芳.全球微型金融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金融研究(实务版),2007,(9):22-32.
  [1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73-78.
  [14]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5-144.
  [15]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482-513.
  [16]Guiso L, P Sapienza & L. 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04, 94(3).
  [17]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R Vishny.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333-338.
  [18]Morduch J. The microfinance promis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 1569-1614.
  [19]Uzzi B. Embeddedness and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64(4): 481-505.
  [责任编辑:李国燕]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05009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