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三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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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科学发展观理论提出以来,对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贯彻落实不断深入,但在全国上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的浪潮中,不论是在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存在一些有待完整的问题。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科学发展观历史性、科学性及抽象性的阐述,为更好、更快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一点反思与探索。
　　关键词:理性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历史性;科学性;抽象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09)12-74-03
　　
　　科学发展观是在批判吸收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具有其历史性、科学性、抽象性等理论品性。只有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属性,才能在实践中努力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一、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
　　
　　本文把“科学发展观”理论提出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理念称之为“理性主义发展观”。始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一、人们由崇拜外部自然、崇拜超人间的神的力量转向崇拜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成为了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一切不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二、包括人的情感、价值在内的世间一切都成了理性认识的客体,人们相信支配自然运行的牛顿法则在人类社会也同样存在,通过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到那支配人类社会运行的成世不易的普遍法则;三、人们雄心勃勃、躇踌满志地抛弃了神学的诫命。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去重新规划、设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美好蓝图,科学技术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手段,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尽情地按自身的意愿去装扮、修饰、改造着曾与自身同为一体的自然与社会。
　　理性主义发展观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似一把双刃剑,在运用科技进步的力量带给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人情淡薄、信仰失落等问题已成为近代理性主义发展观、价值观所不能克服的内在弊端。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人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各个要素的统筹兼顾,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性主义发展观造成的价值偏颇,纠正了人们过高地估计科技理性力量的价值偏差,使人们重新认识科技理性的作用,思考科技理性的合理限度。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终将会存在”,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充满着历史感,道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事物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及新旧事物在时间与内容上的延续性。无疑,科学发展观比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先进性,但不能无视、轻视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在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时,认真对待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用历史主义的视野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地位与作用,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指的是用当代人情感、利益和视野去评价与衡量当代人的所作所为。用过去人的情感、利益和视野去评价与衡量过去人的所作所为,用当代人情感、利益和视野去评价与衡量过去人们的所作所为则是非历史性的。如,不要用当代人的观念去评价孔子,认为他的思想是封建残余,孔子及儒学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具有巨大的贡献,孔子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二十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涵:(一)、发展观,不论是理性主义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来自于对现实经济社会的观察与分析,其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过去正确的,现在不一定正确,现在正确的,末来不一定正确,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先天结构与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原则。这对纠正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中所出现的“科学发展观”万能论的观点及凡事不论大小开口必提“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是一种有力警示。(二)、正确评价并对待传统的理性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我们国家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虽然产生了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但没有二十多年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就没有今天国富民强、初步小康社会的实现。对于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萧条、国弱民穷的经济社会现状来说,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扩大的物质需求,理性主义发展观支配下的发展模式就是正确的发展观,也是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以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中,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不要视之为洪水猛兽,理性主义发展观在把握事物内在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在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视野下,科学技术是展示人类意志的最有效的工具,科学就是理性的代名词。科学发展观也强调发展的科学性,那么两种发展观中所指的“科学”有何区别?谁是真“科学”?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国人都认识到科学是件好东西,凡事给贴上科学的标签就仿佛身价百倍,但是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是否能被全世界的科学界所接受,绝不是由某个学术权威或权力集团所能主宰得了的。现代的科学普遍认为,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要符合逻辑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几个标准,缺一不可,具体地说:一、在逻辑上,它必须是自洽的、可被证否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只在一定的条件、领域能适用,而不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二、在经验上,其理论预测必须能被检验,结果可被重复,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三、在社会学上,它必须能解决已知的问题或提出可供操作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连这也办不到,这种理论就毫无存在的必要;四、在历史上,它必须能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问题,即与旧有理论有继承关系,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与其它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其它理论的存在。除此之外,科学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文化的界限,凡是声称某种科学只有中国人(或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能掌握或只适合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肯定不是真科学。
　　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得出的答案可能是,科学发展观是非科学的,比如,在社会性上,科学发展观可能并不能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问题。在历史性上,也不能完全解释旧有理论所能解释的所有问题。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来看,各地各阶层常常不分场合、不分具体的工作特点,开口闭口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如何如何…….似乎科学发展观绝对正确、永远正确,无所不能、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受中国特殊的文化、民族性格、现存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特殊国情的制约,并不是普世的,为全世界所共享的。
　　但我们认为,理性主义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科学”的,她们是一体两面的,理性主义发展观的科学性体现在对客观世界普遍本质与内在规律的追求上,求真、求实、求智慧是其宗旨,启蒙时代以来,人们相信理性、祟尚科学,相信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也存在着由牛顿力学所支配的自然法则,理性主义发展观在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积累财富方面已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但同时也使人沉溺于物质世界中,为物欲所异化,迷失了自身。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体现在对事物存在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上,求善、求爱、求和谐是其宗旨,科学发展观在承认理性主义发展观在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积累财富等方面巨大作用的同时,强调人本的思想,重视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她拓展了理性主义发展观认识事物的边界,把人类的理性从物的世界引进了价值与意义的领域,把人从被物的异化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反思发展的终极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的抽象性
　　
　　凯恩斯说:“讲究实际的人自以为完全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他们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的奴隶。” [2]曾一度占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思想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上世纪70年代末掀起的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观,这一理论成果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随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发展路径的选择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的确,不同的发展理念将会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影响着人、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状况与质量。科学发展观是在反思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所造成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天我们倡导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现实层面上有针对性,在理论层面上有先进性,但我们在阐释、宣传科学发展观上或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不能忽视的是任何理论自身所特有的“抽象性”。
　　理论的“抽象性”是任何理论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之一,任何思想理论体系,不论是哲学的、政治学的,还是经济学的、社会学的,都是通过归纳、演绎等方法用概念、逻辑、原理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描述,力求把研究对象简单化、结构化、抽象化,让充满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现实世界容易让人们理解,真实的世界不必如此运行,理论若要实现自身,达到与现实的统一,需要经过中间环节的转化。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在哲学思潮、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历史终结于以自由经济、民主政治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社会”。[3]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影响下,西方学者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一付如何发展的药方――华盛顿共识:以欧美为模本,推进经济自由化及产权的私有化改革、缩小政府职能,弱化国家对经济事务干预,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这条道路,中国与前苏联也以不同方式、程度吸取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但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各地区、国家实践的结果来看,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发展状况,实行休克疗法、一夜私有化的前苏联至今仍处于举步唯艰的复苏过程中,南美在度过最初高速增长的美好时光后走向了两极分化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更多的非洲国家连像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这样的基础设施都不能提供,只有在东亚新自由主义取得了一些成绩。面对新自由主义在各个国家不同的际遇,曾预言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的著作《国家构建》认为:“新自由主义倡导限制和弱化国家职能,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实施则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两者构成了一对矛盾。‘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其在南美、非洲等国家失败的最大祸根在于政府软弱无能,缺少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及可上溯到数个世纪前的传统文官制度使之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各地区、国家的实践证明,由于理论的抽象性,理论不会主动的实现自身,理论若要转化为现实,扬弃自身的抽象性,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能力与组织执行能力去克服偶然性对理论的冲击及理论的自我完善与调整。不论设计多么美妙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受现实发展状况、文化心理结构、法制观念等众多因素的制约,需要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政府去组织实施运行。所以,今天我们在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声呼唤“小政府、大社会”时,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时,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时,要警惕理论自身的抽象性,理论的实现需要具有强大国家能力和制度能力的政府的组织、运作作为保障,对国家治理来说,“国家力量的强度比国家职能范围更为重要”。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9.
　　
　　作者简介:
　　温丽萍,女,哲学硕士,江苏省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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