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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涵义、制度功能、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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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就是不断优化和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质量和水平。科学技术等要素资源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跨越才有可能,要素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制度重于技术”,越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越需要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文章在阐释制度涵义与功能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
中国论文网 /3/view-12099532.htm
  关键词:制度涵义 制度功能 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3-016-03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结构转换、技术创新、资本投入等要素,恰恰忽视了一个与经济增长更为密切的关系――制度创新。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L、自然资源R、资本K和技术A,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Q=AF(K,L,R)。其中Q=产出,F是生产函数。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对日本、荷兰两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它们虽然拥有较少的资源,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因是它们都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体制机制变了,效率与效益就会大幅增加,这份多出来的活力与创造,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红利、创新硕果。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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