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才是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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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来说,国有资本在对抗经济危机中扮演了“正面战场”的作用,其作用固然十分显著,但是,应对危机不能只靠几个战场的胜利,而必须有强大的“民防体系”,这就只能依靠小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了
　　
　　“国退民进”几年前曾因郎咸平教授声讨国有资产流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国有企业改制也曾因此而停滞过一段时间。但终究感情替代不了客观经济规律,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已经成为历史不可逆转的方向,关注的重点应在于如何公平合理透明地操作国资改制,而不是因噎废食地阻挡经济发展的大潮。
　　“国退民进”现象出现之后,国资管理部门对于下属企业采取了一些宏观指导措施,笔者就曾参与制定深圳市国资委对25家直管企业主业目录的制定,明确每家企业应该重点从事的业务领域,要求企业限额内的投资必须先报国资委审核,对于非主要业务的投资进行严格的审批或者不予批准。中央国资委对于大型央企也是采用这样的调控方法。在明确主业之后,可以看到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交通、军工、化工、资源、房地产、公用事业、特营专营等产业领域,形成逐步缩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局面。但是,这一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后发生了局部性逆转,山东钢铁整合日照钢铁、山西关闭小煤窑等事件,作为代表性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退民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已得到了证实和支持。在同一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低于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为新增就业的贡献率不低于90%,明显改善了产品质量和市场供应,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一支主力军。国有企业目前仍主要在资本投入高、规模大和带有公用性质的行业具有优势。另外,就是部分垄断行业仍无法容许民营经济进入。改革30多年来,应该说,国有和民营经济在整体上有了一个较平衡的组成结构,国有经济退得还不够,应该开放更多的垄断领域,降低实际进入门槛,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去,对国有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态势,以促使国有企业提升经营效率。既然民营经济产权更明晰,责任更到位,更有活力和进取精神,就应该让民营企业进到位,充分发挥其经济推动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政策最现实的考量因素。
　　金融危机实际上倒逼了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的二元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中央政府曾考虑减少国企垄断的调整政策,应该说,当前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并没有政策转向的迹象。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而中国经济中固有的以投资为主动力的结构,必然使得这笔资金仍主要配置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而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承接救市资金的主力队员,资金实力迅速放大。这与即使在正常时期都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形成了强烈对比。在抵御危机的“正面战场”上是国有企业,而在更广袤的战场上,是实力柔弱而生命力顽强的民营经济体。坦率地讲,不能一笔抹消“正面战场”在危机初期所起的作用,但是,应对危机不能只靠几个战场的胜利,而必须有强大的“民防体系”,这就只能依靠小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了。
　　无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都应服从于国家利益。中国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外向型经济中的高附加值和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必须提高,减少低端和简单出口加工,以应对人民币必然升值的趋势;投资仍然很关键,但拉动内需应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解决内需疲弱需要扩大就业人口,提高人均收入,解决医疗、社会保险、住房和教育这四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在产业结构上,除了基础和现代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此大量吸收就业人口。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该发挥各自所长,合理搭配,优势互补,共同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在基础和现代工业,国企和民营都应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应充当提供公用服务的职能,起到社会福利平衡器的作用。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都应以服务于中国经济战略为依归,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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