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平均主义”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梅新育

　　“平均主义”―自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以来，这个词似乎就摆脱不了贬义，当时的新锐“思想家”们，不仅不遗余力地围剿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的所谓“平均主义”，而且上挂下联，攻击矛头一直上溯到了孔子，凭“毋患寡而患不均”这句格言，给“大成至圣先师”扣上了“中国民族劣根性”之类大帽子。其流风余韵之长久，以至于直到前两年，有的名家仍然称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敢让精英多拿钱。30年弹指一挥间，在收入分配失衡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之际，在更长的历史跨度上重新审视所谓“平均主义”，当可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痛切地感受到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对一国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何其至关重要。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福塔多，较早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在1979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统治阶层本身是这种格局的受益者，维护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动机更强烈。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福塔多的上述论述基本仍可成立。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作者章诒和女士对自己家族昔日奢侈的生活方式津津乐道，对自己家族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口诛笔伐；而在我看来，倘若保持《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阶层就不可能用自己的消费对我国本土制造业发展提供多少支持贡献。从正统儒家学说到毛泽东思想，中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和社会精英的要求标准一脉相承，都要求其以天下为己任；中国掌握着话语权力和财富的群体，在维护自己私囊充实和生活品质之余，是否该多少考虑一下自己对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相称的责任呢？
　　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便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只能跟在发达国家背后亦步亦趋，捡拾一点夕阳产业转移的残羹冷炙，形成欠发达的恶性循环。
　　更进一步，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政府，很可能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唯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夺取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日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许多一度爆红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20世纪初的阿根廷，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须知1910―1930年间的阿根廷发展程度比加拿大还好，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政府也能因较少受高收入权贵阶层影响，而建立较为强大的财政和人力动员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为本土产业创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
　　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在1980年代新锐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对“平均主义”大兴问罪之际，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在新中国前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市场，国内工业基础从而得以建立；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兴起，同样正是凭借上述机制和当时的贸易壁垒，几乎白手起家的中国家电行业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产量、出口量遥遥领先的全世界第一家电大国。倪润峰、张瑞敏、李东生诸人得以成就事业，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自然不可否认，但倘若没有新中国前期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收入平均分配遗产，他们绝无可能以民族企业家身份成就这般事业。
　　无需否认，在太长时间里实施过于极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产生众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个极端则必然削弱乃至铲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目前面临的正是收入分配显著失衡所潜藏的经济社会风险。正值“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热门话题、外部市场风险日益加大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际，让我们冷静客观重新审视“平均主义”。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所，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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