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准则对资产减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何　民

　　 【摘要】新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为了探讨新准则实施前后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4年至2008年A股1 433家上市公司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分布检验的方法作了实证分析。得出:在新准则颁布的当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以前年度要小;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是很明显。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盈余管理
　　
　　一、引言
　　
　　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CAS2006),并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实施。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CAS8)内容较我国以前资产减值制度有了很大改善,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体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新的资产减值准则的主要特点不仅在于增加了单项资产、资产组、总部资产等概念,对公允价值、处置费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都分别作了比较详细的操作指南,明确了资产减值在会计期末计提的时间标准,更重要的是资产减值准则针对部分上市公司借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行为,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其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从而杜绝了企业通过长期资产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这种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能否转回的规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C)的规定相同,而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规定却不同。
　　纵观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已有十多年的历史。1992年,《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了坏账准备的概念;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要求计提“四项减值准备”(即对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000年,在《企业会计制度》中,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已经从四项扩大到八项,即增加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就会计制度的发展来看,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它被认为可以客观公允地体现资产价值,使资产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未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会计信息,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是,实际的应用表明,由于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太大,给企业管理层恶意、随意使用减值政策留有余地,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在某些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成了调节利润的法宝,从而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新会计准则已于2007年1月1日实施,为了探讨准则实施前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笔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2004―2008年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年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分布检验的方法对准则交替年代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作了实证分析,以检验新资产减值政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进一步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应用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西方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动机主要有盈余管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避免亏损、高管层变更,利润平滑和大清洗(big bath)等;经济因素主要指由于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导致公司资产的价值损毁。这两种因素实质上是“盈余管理工具论”和“资产价值毁损观”对抗的集中体现。“盈余管理工具论”认为,资产减值准备事实已成为上市公司用于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而“资产价值毁损观”则认为资产减值准备还是真实地反应了公司现有资产的市场价值。
　　Strong and Meyer(1987)研究发现:公司会通过注销长期资产来建立一个秘密准备账户,当未来需要增加盈余时,通过直接冲销减值或处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来增加盈余。Zucca,Linda&Campball(199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可选择性和不具体性任意计提减值准备,存在着“大清洗”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Francis,Hanna&Vincent(1996)认为,由于资产减值政策没有对如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做出详细、具体的说明,因而上市公司存在任意计提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在我国,孙铮、王跃堂(2000)认为,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有极强的动机扭亏为盈。于海燕、李增泉(2001)认为,扭亏公司和亏损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处于配股临界线的公司则在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刘玉廷、戴德明(2005)认为,对于亏损上市公司而言,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时点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在首亏年度计提较多的减值准备,从而为今后的扭亏和摘帽做好准备。王建新(2007)对我国新资产减值准则中的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四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分析后也发现了扭亏、配股、大清洗和利润平滑的动机。
　　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如Rees等(1996)认为,公司管理层为了适应不利经济环境而注销不良资产;蔡祥等(2004)认为,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所在行业和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工具论”和“资产价值毁损观”两种观点在研究中各自找到了相关证据,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证券市场正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中,审计监管与西方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法律对上市公司配股、上市等方面的严格规定,在企业自身达不到相关要求,而惩罚成本又较低的情况下,企业会采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在这种背景下,“盈余管理工具论”略占上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政策取向。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04年至2008年深市和沪市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总样本,获得的数量为1 602家,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当年未披露资产减值的公司,最后将剩下的1 433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3.0与EXCEL2003。
　　(二)变量的选择
　　为了描述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水平,研究其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资产减值计提率作为研究变量。
　　资产减值计提率=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资产总额+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100%
　　其中,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来源于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项下的“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当期资产总额来源于资产负债表。用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除以当期总资产与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计提前总资产应有数额中所占比重(刘玉廷、夏大慰,2005)。当资产减值计提率为正时,表示该公司净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为负时表示净转回了资产减值准备。
　　(三)提出假设
　　以往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2007年实行的新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那么,上市公司必然会在准则实施的前一年,即2006年大量转回这些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同时,由于长期资产不能再作为企业隐藏利润的手段,上市公司必将会在2006年不提或少提这些资产减值准备,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会在2006年来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公司在2006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要比2005年的少。
　　假设2:公司在2006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要比2004年的少。
　　假设3:从2007年开始,由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可转回,上市公司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将趋于谨慎。因此公司在2007年、2008年两年平均计提的资产减值比2004年、2005年两年平均要少。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用SPSS对2004―2008年度1 433个样本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作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数据说明,2004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在-14.33～1 780.48之间,跨度很大,平均数为2.3520;2005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在-20.42～687.35之间,平均数为1.7798;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在-1234.23～99.91之间,跨度亦很大,平均数为-0.2002;2007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在-64.42～427.94之间,平均数为1.5510;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在-114.87～96.09之间,平均数为1.4693。2004―2008年各年的标准差分别为47.25165, 18.96699, 33.18275, 13.61448,6.93531。可见,2007年以后,即新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范围及标准差较2006年以前有所降低,新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过度计提及转回减值准备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初步验证了假设3。
　　为了更细致地分析各年度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公司数量,本文进一步将资产减值计提率按大于0和小于0划分为2个区间,分别考察净计提和净转回的公司数量及占观测样本的比例,如表2所示。
　　表2说明,2006年随着“不允许转回”政策的即将实施,较2004年、2005年有更多的公司选择了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而2007年、2008年较2004年、2005年有更少的公司选择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说明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受到了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影响。
　　(二)T检验
　　1.假设1的验证方法与结果
　　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5年与2006年的差异=该公司2005年资产减值计提率-该公司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率。
　　经统计检验,样本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对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5年与2006年的差异用SPSS作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表4。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由于本文要验证的是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5年与2006年的差异大于0,故作右侧单边检验。由T分布表查得临界值为1.6449。由表4给出的单样本t检验(One-Sample T Test),检验结果可知,t统计量为1.909,大于查表得出的临界值,故p小于0.05,所以推断假设1成立。
　　2.假设2的验证方法与结果
　　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与2006年的差异=该公司2004年资产减值计提率-该公司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率。
　　经统计检验,样本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对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与2006年的差异用SPSS作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5、表6。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由于本文要验证的是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与2006年的差异大于0,故作右侧单边检验。由T分布表查得临界值为1.6449。由表6给出的单样本t检验(One-Sample T Test),检验结果可知,t统计量为1.669,大于查表得出的临界值,故p小于0.05,所以推断假设2成立。
　　3.假设3的验证方法与结果
　　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2005年平均与2007年、2008年平均的差异=该公司2004年、2005年平均资产减值计提率-该公司2006年、2007年平均资产减值计提率。
　　经统计检验,样本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对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2005年平均与2007年、2008年平均的差异用SPSS作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7、表8。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由于本文要验证的是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年、2005年平均与2007年、2008年平均的差异大于0,故作右侧单边检验。由T分布表查得临界值为1.6449。由表8给出的单样本t检验(One-Sample T Test),检验结果可知,t统计量为0.821,小于查表得出的临界值,故p大于0.05,所以推断假设3不成立。说明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但不是很显著。
　　(三)结果分析
　　1.假设1、假设2的检验结果分析
　　从验证1的结果可知,2005年与2006年的资产减值计提率差异的平均值为1.97999,2005年资产减值计提率显著比2006年高。从验证2的结果可知,2004年与2006年的资产减值计提率差异的平均值为2.55219,2004年资产减值计提率显著比2006年高。
　　通过对2004―2006年数据的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政策的确受到了新准则的影响。在新旧准则交替的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率都要比前两年低。因为2006年是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最后一年,也是上市公司“释放”以前年度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最后机会;同时,由于从2007年开始,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将不能转回,因此,2006年多数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采取了不提或少提的政策。两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导致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率明显低于2004年和2005年。当然,较低的资产减值计提率除了盈余操纵的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如资产已出售或处理,资产价值有所回升,本文的研究并不排除这两方面的因素。
　　2.假设3的检验结果分析
　　从验证3的结果,发现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2005年平均与2007、2008年平均的差异的平均值为0.55573。尽管新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计提率比实施前略低,但检验结果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排除单个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2004、2005年平均与2007、2008年平均的差异的平均值小于等于0,所以2004、2005年的平均数据与2007、2008年的平均数据无显著差异。
　　可能的原因:2007年及以后,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将无法转回,不能再利用对其的计提和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原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将成为沉没成本,只会减少当期的利润,所以,企业对于资产减值的行为更加谨慎,“盈余管理”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原材料和产成品价格在宏观经济大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出现下跌,在资产减值的“价值毁损”本质下,上市公司(特别在钢铁、有色金属、房地产三大行业的上市公司)大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尤其是大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由于存货跌价准备不受“不可转回”的限制,也不排除上市公司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以上原因的共同影响,导致新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计提率比实施前低,但不是很明显。
　　
　　五、结论、建议及局限性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研究,笔者认为:一是在新准则颁布的当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以前年度要小;二是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是很明显。以上结论说明了在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兼受盈余管理和资产价值真实体现的双重动机影响,而盈余管理动机略占上风。新准则的颁布,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从制度上压缩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空间,使得资产减值能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客观真实地反映资产未来的获利能力。同时,也从实践中证实了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不同规定,更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更加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市场监管和企业信息质量保证。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缩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目前,上市公司在应用新准则后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流动资产减值准备来操控利润;另外在实际操作时,仍需要会计估计和判断,仍存在多种选择权。在未来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中,应尽可能明确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权,严格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二是强化外部审计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博弈是一个持久互动的过程,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所以要完善审计监督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规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的惩戒力度。三是完善企业绩效考评体系。要改变目前以净资产收益率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单一评价体系,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长短期相结合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限于篇幅,本文变量的选取仅为资产减值计提率,未区分各项长期资产和流动资产,未考虑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行为的影响,同时没有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原因做细致划分,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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