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生命的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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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存在之源：生命意识的闪耀
　　
　　昆德拉是与众不同的。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与他人迥异的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像其它的文学作品中的那样明朗、轻松、愉悦，它是模糊的、沉重的、思索的。他在用他的思想创作小说，用小说这一装载生命意识的艺术来启示我们去思考，思考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很少有大量的语言行动描写，更多的是深入人的灵魂深处的心理独白的思索，或是直接体现作者思考的无处不在的哲理性的评述。他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他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事物，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能够成为的一切，他是有能力作出的一切领域。再说一遍，生存意味着‘在世界中’。”昆德拉恒久思考的问题就是存在――被遗忘的诗意存在。
　　对于存在的理解，可说是众说纷纭。“存在”一词在西语中乃是连接主语和谓语的系词的名词化，它表示在语言表述中主语和表语之间的意义关联。对存在的思考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显然，只有把握了意义之在即存在，才有可能理解人的存在即此在，因为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意义之在的历史发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语的沉思中一反先师胡塞尔的“纯粹的先验自我”，认为存在的只是被抛在时空中并不得不与他人共在的具体个人，称之为“此在”，此在才是思想应回到的事实本身。由此，早期的海德格尔建立了他自己的此在的基础本体论，以“此在”分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而不再关注胡塞儿式的纯粹自我或纯粹意识。海德格尔的这一转向意义深远，历史性的个人生存开始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由此形成的生存主义成为20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主流。而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一种生存主义，但他的核心是“人的自由”，自由在萨特那里是作为人的本质来设定的，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又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学说。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已远离了他的此在论，因为它忽略了“此在”之“此”(时空与社会历史)作为人生存的基本结构机制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他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本质从而滑向了主体中心论的人本主义。而昆德拉的存在可以说是为承载两者的理论而来的，其中有对海德格尔的生存的诗意的继承，也有对萨特的自由的借鉴。他将存在看作是人的本原的生命意识，是一种生命的律动。
　　将“存在”理解为人的生命意识的闪耀，这在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中是能找到根据的。他说：“小说不是作家的自白，它是在世界已经变成了陷阱时，对陷阱中人类生活的探究。”他还说：“每一个时代，所有的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人物不是一个活人的模拟，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他在《<梦游者>激发的若干启示》中对布洛赫的追求进行了论述：“这样，在布洛赫的理解中，多元历史论这个词意味着：调动所有的理智手段和所有的史学形式去阐明‘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人的存在。”而在《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说的更清楚明白：“在他(胡塞尔)看来，这种危机根植于现代纪元开创之初，根植于伽利略和笛卡尔，根植于欧洲科学的片面本性。这种片面本性把世界简化为技术和数学研究的单纯对象，并把人生的具体世界，即他所谓的‘生活世界’置之度外。”并说“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义。”从他上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与存在联系得最紧密的词就是生活、人生、自我。而这些词所昭示的正是人的生命意识理念的中心，也是海德格尔和萨特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字眼。耐人寻味的是，昆德拉在此提到的胡塞尔正是生命现象哲学的研究者，是他在欧洲用科技理性统治一切时，要求重视人的生命现象的。
　　这样的理解是符合昆德拉在一系列小说理论中所论述的存在观念的特点的。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理论中论述了“存在”的两个最明显的特点：拒绝真理的枷锁，拒绝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
　　“当上帝慢慢地离开它的宝座时――在这个宝座上，她曾经安排过大千世界和它的价值秩序，把善与恶分开，并赋予每一事物以意义――唐・吉诃德也动身离家，来到了一个他不再辨认的世界上。在首席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忽然显示出可怕的模棱两可：单一的神圣的真理被人们分解、分割成无数相对真理。这就化育了现代纪元的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世界的想象和模型――小说。像塞万提斯那样，把世界当作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迫面对的不是单一的绝对真理，而是面对种种相互矛盾的真理混乱状态(体现于想象的自我中的真理称为性格)，并且被迫保有作为个人之唯一确定性的‘不确定的智慧，这需要同样的勇气。”
　　
　　二、存在的基本特征：生命意志的活跃
　　
　　昆德拉在对唐・吉诃德开创现代欧洲新纪元的伟大功绩时特别强调了“小说是不确定的智慧”。如果我们联系其前面对“小说是考察人的存在”的说法，自然就能很好的理解小说表现的就是人的存在――人在生活中可能做出的种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即体现在人的生活逻辑和生命意识中。在别人的小说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明朗、善恶分明的世界，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出一种价值判断。“他们需要某些人是正确的：要么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要么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要么是被不公正的法庭碾碎的一个无辜的男人，要么法庭代表了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这种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与小说的智慧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真正的小说的智慧很难为人接受和理解。
　　这种智慧体现了人的生活的逻辑和生命的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本身就拒绝各种道德的评价和对单一的绝对真理的遵循。它有着自己的特征：
　　它是独特的、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无规律可循的，表现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你尽可以从别人和自己的人生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你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历程。你无法预知未来的世界，因而世界和生活陷入了一个极其荒谬和神秘的深渊。所以昆德拉说“小说不是作家的自白，它是在世界已经变成了陷阱时，对陷阱中的人类生活的探究”，而小说正是探讨这种“陷阱中的人类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只有一次选择，无论对错，以后的路都会为这次选择所影响。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许多的选择，每个人在不同的岔路口，作了自己的选择，然后接受不同的后果：萨宾娜选择对成规的背叛，不断的离去；特丽莎选择了托马斯，也连带地选择了因爱他而带来的痛楚；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回到布拉格，逐渐放弃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到乡下去。这些选择一经确定，就永无更改的可能。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一章所说的一样是“不能永劫回归的”。其实，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稿的。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与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忠顺和叛逆，甚至来比较性爱中的坚贞 和放荡，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人生的茫然和生命的虚无，是我们在读该书时所感到一种思索的沉重和沉重的思索。这正好说明了生命过程中个体意识的茫然和难测，而这种茫然和难测正体现在生命是一个一次性的律动过程中。
　　尽管生命意识显示出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特点，但它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它对一切束缚自己的枷锁的打破，对一切非人性的暴力的反抗。也许它会在高压政策下呻吟，也许它只能作一些微弱的反抗。但是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凯撒，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不能消灭它。正如昆德拉所说的“这种由上帝的笑声激起的艺术天生不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必然性，而是抵抗它”。在他的小说中，昆德拉展现的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政治，所以，当许多西方的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时，他断然否认，他说他写的不是哪一国的事件，而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整体性的思考。而且，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一篇不写到性爱，但我们能说昆德拉的小说是情爱或是性爱小说吗?昆德拉说：“在我的作品中，一切都以巨大的情欲场景告终。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个肉体之爱的场景产生一道强光，它突然揭示了人物的本质并概括了他们的生活镜头……情欲场景是一个焦点，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体，置下了最深奥的秘密。”而性爱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命自由了，它是毫无拘束的，也是最能真实地体现人的生存意识的。昆德拉之所以写到这两方面，我个人认为恐怕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方面对人的生存、生命意识的束缚最大，也最能表现出人的生命意识的特点。如萨宾娜对自由的狂热的追求，显示出一种冲决一切的活力。而特丽莎与托马斯对田园生活的选择，不也正是对大自然的亲近而展现出人类在原生状态下的自由吗?在这里再也没有来自政治意识上的压迫，也没有来自人的原始欲望的争斗，人人过得无拘无束。这正是人的生命意识对自由做出的一种选择。
　　生命意识是一种直觉式的感悟，它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而不是科学的逻辑，无法随同科学一起发展与进步。正因为生命意识是一种直觉式的，所以尽管它往往对生活有一种原生的本质的感悟，但有时显出一种巨大的盲目和愚昧。昆德拉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愚昧常常被人们看作一种简单的知识匮乏，一种可以由教育纠正的欠缺。但实际上，愚昧是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他在对福楼拜的小说的分析中说：“愚昧并不为科学、技术、现代性、进步等等让路，恰恰相反，它正随着进步一道成长!”按理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应该不会发生历史上的或原生状态下的悲剧了，但恰恰相反，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发展中国家，都发生邪教残害人类的惨剧。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恐怕正是科学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摧毁了她自己的孪生姐妹、人类的精神家园――生命意识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只需要物质不需要思想的时代，人们并没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的满足而带来思想上精神上的充实，反而陷入一片空虚荒芜的泥沼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包含着怎样莫大的讽刺：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这是怎样的一种思想的现代愚昧。
　　
　　三、存在之失：物欲的遮蔽
　　
　　存在是自己的一种生命意志的选择。为何在现代生活中人的生命会显得如此脆弱?而在远古时代人的生存毅力却使处于现代文明中的我们都感到震撼不已。这是为何呢?难道说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生命意志却在慢慢地退化?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中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科学对人的某种技能的片面发展，造成人精神上的物化。在《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昆德拉多次提到了称“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笛卡尔，认为他在奠定现代欧洲的新纪元时，将世界简化为技术和数学研究的单纯对象。这种以精确化和数量化为基础的简化将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人变成单纯的物，而为种种(技术的、政治和历史的)力量所忽视、超越和占有。“对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从一开始就被遮蔽、遗忘了。”这也是韦伯所说的技术理性发展丰富了世界的物质欲望，但却将人的本性、将人的价值体系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人们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唯一的是看物的占有量的多少。技术统治一切，也摧毁了一切，包括了人类心灵的更深处的生存――精神家园的丧失，亦即塞万提斯的遗产――被遗忘的存在。
　　现存体制对人的异化。在以往的小说评价中，西方一些评论家总将昆德拉的小说认为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小说，认为是反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专制主义。这是一种明显的仇视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点连昆德拉自己都予以否定。他说他的小说不是针对哪一国写的，而是针对当时的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来写的。一种体制的建立，当然会带来许多方便，但也会带来各种因程序化的操作而将人沦为一种工具的异化。还有权力对人的异化，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连性爱这一最原始的人类自由都着上了异化物化的色彩。
　　其实。对于上面所述的人类面临的困境和窘况，海德格尔在对现代艺术的异化的揭露中就已现端倪。海德格尔认为，现代艺术之所以异化，是因为它漂离了它的本质，不再是原初的去弊事件或真理发生的基本方式。在他看来，艺术是作为存在发生的一种方式而成其为艺术的，换句话说，只有当艺术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时，艺术才在自己的本质中。依海德格尔之见，本真艺术发生在希腊，那时，艺术是意义发生的基本方式即真确立自身的基本方式，因而艺术在希腊时代是人生存得以可能的基础。现实带随着技术统治的确立，技术成为真正的上帝，艺术也便沦为技术的奴隶，成为文化工业，艺术不再是意义发生的原初方式，而成为贯彻技术意志的工具。因此艺术与自己的本原脱节，成了非真的艺术。所以海德格尔对受技术统治的现代艺术的全面异化表示了绝望，认为唯一的希望在于大力发展诗性艺术。
　　如果说上述两种异化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工具和手段将人的生存、生命挤压到一种可悲的境地，而更怕的是人们心灵深处存在的媚俗的思想意识。这正是昆德拉比他的前辈揭示得更为深刻，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之处。这种媚俗的意识认同、接受、参与、遵循一切既定的秩序，将本已被外在的程序化的科技和体制内化为人的内在的欲望和动力，使人自觉地维护和奉行这种程序化的体制，将这种技术意志虑化为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把近乎崩溃的脆弱的生命意识从人的心灵深处予以排斥，使人完全沦为一种机械的工具。这样，人类只有走向生命的荒谬和虚无的深渊。
　　生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逼上了物的境地，科技的发展本应为人类扩展更大的自由空间，而现在的情形恰恰相反，自由的空间却是越来越小，这是人类的福音吗?昆德拉在怀疑、在思索，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他的怀疑来自于对文学田园的思考，来自于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究，显示了昆德拉对人类与世界的责任心和道德感。他的悲观来自于“存在的”事实。然而怀疑与悲观不是他留给我们全部的财富，他最大的财富是给我们揭示了普遍存在的人的“存在”的危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在我们本已荒芜了的人文精神领域激发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反省自身：人的自由、人的完整、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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