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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两种哲学传统与两个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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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西方两个文化世界的根本差别源于两种哲学传统:一是古希腊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前者以个人为核心,强调理性与斗争;后者以社会、家庭为中心,强调整体与和谐。当今世界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在加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这在科学道德、文学艺术、中医西医、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将其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论文网 /4/view-10270138.htm
  [关键词]文化差异;哲学传统;生态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07)01-0011-05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这是学术界对当今世界的描述。其意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有两个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全球化,以及问题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正在走向“一个世界”。我们真的是在走向“一个世界”吗?文艺评论家鲁枢元先生认为:“可能存在两种‘一体化’:一是由某一个超级大国凭借实力和霸权垄断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一是靠民族宽容、文化沟通促成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和谐。”[1](P266)我们认为,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发展,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地球两个世界――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哲学、文化和价值观(传统和现实)不同,虽然不一定会如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爆发“文明的冲突”,但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一、文化的两个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性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许这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多样性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成为冲突或对抗因素,其本质是互补的。相反,正是这种多样性的相互作用才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人类文化的差异,其中最高的层次,在当代人的文化认识中,“中国与欧洲,实际上便成了地球人类文化视野中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两极。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中国人看西方,几乎类似于看妖孽、看怪物。最近100多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国际交往的激增,东方与西方的相互体认日益广泛深入,地球上这两块截然不同的文化疆域在相互映照下,反而更加绚丽地呈现出各自的神采与风姿”[1](P263)。文化的两个世界主要是,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或者加上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世界。鲁枢元在《一位东方学者看欧洲》一文中评介李�a先生新著《欧洲文化行》时说:“在法国凡尔赛宫,那空阔的绿地、分布匀称的路径、修剪得体的苗木、激情奔放的喷泉,在李�a看来是‘聪慧’,‘充满逻辑’的,与中国苏州的拙政园、沧浪亭完全不同,也与东方人的感觉、思维方式迥然相异。由此我想,西方园林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完全是可以追溯到笛卡儿、亚里士多德乃至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1](P265)的确如此,文化有其哲学基础,例如西文文化注重形式性、实用性和纯粹理性及“意欲向前”的进攻性;东方文化注重意象性、情境和经验性及“意欲中道”的和谐性。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及思维方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打造了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
  根植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基督教文化,形成于笛卡儿―培根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及事物两方面的对立统一,认为世界是天演竞争,适者生存,强调分析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高扬人的优越性,大举向自然进攻,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人统治自然的工具,建设人统治自然的文化,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和冲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它高扬少数精英(统治者)的优越性,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剥削和统治,不断加剧人们之间的分离、对立和冲突。在它指导下建设的现代化世界是一个分离、对立和冲突纷争的世界。
  根源于《易经》的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以后的新儒家、新道家,“天人合一”是其主干,“和而不同”是其精髓,整体性思维是其主要思维方式。与西方“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主张“和为贵”,诚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冯友兰先生说,如果按照“斗争”哲学,“仇必仇到底”。这样,两个对立面只好同归而尽,导致统一体被破坏。宇宙的正常状态是“和”,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人类目标和行为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和”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P251―253)就人性而言,“性善论”是中国人性论的主流。《诗经・大雅》:“天生�A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是一种祭器,表示常规;懿是美好。意思是说,人民具有恒常之性,喜好有美德的人。孟子亦引此作为人之性善论的论据。这与西方基督教“原罪论”认为人之性“恶”是不同的。张岱年先生说:“西方的原罪说曾经起了鼓励教徒努力向善的作用;中国的秉彝说更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前进。”[3](P81)这种有关人性的“秉彝说”、 “人性与天道合一”,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之精髓。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观念,已经融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中,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思想财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四项基本观念:(1)“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思想;(2)“以人为本”,重民利民的政治思想;(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思想;(4)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思想。[3](P211―222)发扬这种民族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的振兴。需要警惕的是,在所谓“世界一体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的潮流中,我们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要抵制其过度生产及过度消费等不良文化的入侵,以继承、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形式。
  
  二、科学与道德关系的两个世界
  
  关于科学与道德的关系,1975年10月,美国加斯塔瓦阿道弗斯学院诺贝尔大厅以“科学的未来”为题,就化学家格伦・西博格的讲演进行讨论,有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6位著名神学家参与讨论。多数人认为,科学价值是中立的,主张“为科学而科学”。但杨振宁博士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听命于某一种心情,在较大的范围内,科学工作的社会意义,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会对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在科学发展中,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科学家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深深扎根于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之中。
  中国有关于科学与道德同一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学问和道德,做学问和做人两者是统一的。这就是“尊德性而道问学”。在他们看来,自然规律(“天道”)与人类行为原则(“人道”)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科学与道德是统一的。《易经・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然规律是符合道德的,天道以“仁爱”的性质恩泽天下万物;同时天道也存在于人性之中,天道就是“仁”;知识都是善的,“天理即人道”;“德”是合符“道”的行为,“德者,道之功也”。
  西方则有关于科学与道德分离的传统。依据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事实与价值、真理与德行是分离的,科学与道德无关。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分为两种:“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前者是科学,后者是道德。他在《人性论》一书中说:“德和恶既不是关系,也不是事实,它们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科学是事实的知识,是理性的,与感情无关;科学没有善恶之分,与道德无关。近代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依然是科学与道德的分离。现代科学哲学中的“科学价值中立”理论亦由此而来,它认为,科学涉及事实,道德涉及价值,二者无涉。这就是从“是”(科学真理)推不出“应当”(价值的善)的原则。这一原则从笛卡尔、休谟到康德,一直为科学界所遵从,并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
  我们不赞成科学与道德分离,但是也不是主张回复到古代科学与道德的简单同一。我们认为,科学应通过一个过渡环节,实现从“是”到“应当”的过渡,达到两者的统一。这个过渡环节是:第一,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实现其“真理价值”;第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通过技术和工艺,实现其“应用价值”。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也就是说,科学技术通过认识和实践这一中介,实现从“是”到“应当”的过渡,达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三、文学艺术的两个世界
  
  西方文艺学认为,生命和自然界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只有人的文学艺术,它是人的“有意味的形式”,是理性的;东方文艺学则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命和自然界之自然而然地存在,它本身就是美和美的源泉,对人而言,它是直观,是意象的,美是“有形式的意味”。这一差异体现出东西方哲学风格的独特性。
  所谓“天地有大美”,即事物之和谐有序就是美、是大美(原生态美);文艺学是人以意象的形式“言美”;所谓天地“不言美”,是指没有天地的文艺学。但“不言美 ”不等于它不要美、不能体验美和鉴赏美,只是以人类不同的方式“言美”。在这里,天地“言美”(生态精神)具有一种神秘性。神秘经验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语)。我们需要敬畏、赞赏和研究这种神秘性。
  关于“什么是美,如何赏美”,东西方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的区别。西方依据理性思维认为,美是形式的艺术,赏美是人的理性过程;东方依据形象思维认为,美是意味的艺术,赏美是人的意象过程。在这里,如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基普林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走到一起。”这里的东西方之不同,是美学的“异质性”,是由于他们遵循不同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因而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有学者指出,中国绘画所需要的是笔墨意味中所体现出的书法式的勾画线条的能力,一种美感经验;欧洲绘画所需要的是一种实用几何学、形式和理性能力。这种区别反映出中西绘画的总体精神的差异。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大自然有娱乐价值。他说,人是大自然的欣赏者。在欣赏方面,西方人主要欣赏艺术品,东方人既欣赏艺术品又欣赏大自然。但人的欣赏体验只有在自然界才达到最佳状态。[4]因为人在自然美景中“浑然与物同体”。这是一种意象直觉,是综合而不是分析。在这里,视自然为艺术的对象,具有艺术属性,它的现象就是本体,“艺术”与“自然”没有截然的界线,自然即艺术。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时人与自然是平等对话和交往的伙伴,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这种体验和理解需要整体性思维,靠分析性思维是难以达到的。
  艺术是直观和意象,不是形式和理性,它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需要直觉和感悟。西方的文学艺术依据分析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发展成为一种“形式的艺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依据整体性思维和形象思维,发展成为一种“意象的艺术”。鲁枢元在讨论中国传统美学时说:“克莱夫・贝尔的名言‘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成了一代新批评家们奉守的圭臬。我很想唱一唱反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与其说是‘有意味的形式’,不如说是‘有形式的意味’。诗的本质并不是‘语词的组合与排列’,并不是句子与段落构成的多层次、多角度、多方向、多维度的支架和空间,而是在这些支架和空间中弥散着、生长着、活动着、变化着的那些‘情致’和‘意蕴’。这种‘情致’和‘意蕴’,是由人的内在的心灵深处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1](P174―175)这里说的不仅是东西方文艺评论的区别,而且是东西方文艺思维的区别。冯友兰先生认为,艺术是写本体世界之现象,是意象,它随感觉而产生,是直观和情感的产物,不是推理的产物。他说:“一件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总是一个形象,不是一个公式;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的来源是直观,不是推理。一个大画家所画的马,总是表现马的特点,这个特点是画家的直观所得,并不是用归纳法推论出来的。归纳法的推论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的公式,不可能得出一个艺术形象。公式化和抽象化是艺术的大忌。任何艺术作品一有了这些,便不成其为艺术了。”[2](P59)
  关于美的鉴赏,冯友兰先生说:“一个真正能审美的人,于欣赏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时,会深入其境,一切人我之分,利害之见,都消灭了,觉得天地万物都是浑然一体,人们称这种经验为神秘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1](P61)这是中国艺术别于西方艺术的深刻表述。
  我们的艺术思维是直觉思维,而不是形式思维,是感觉经验思维,而不是理性思维。我们中国民族形式的艺术是“意象的艺术”,这种艺术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思维,是一种“意象思维”。
  四、中医和西医的两个世界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甚至提出“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兵器,学习西方的宗教(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工业(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政治(维新派),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等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这里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也在许多方面付诸行动了,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遵循不同的认识路线,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造就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以医药学为例。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它是由两种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造成的,表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医中药的基础是中国“形神中和”的文化;西医西药的基础是西方的科学文化。
  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作为一种可以分割成各种部件的机器,把疾病归结为某一特定原因即人的某一个器官或部件出了毛病,医生的职责就是排除这一特定原因,通过物理学或化学方法,纠正出了毛病的部件的机能故障,甚至不惜割掉生病的器官。这是一种生物医学模式。它完全忽视疾病的整体性因素,忽视疾病的心理、社会和环境影响,远离了人体世界的整体性。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是活的系统。按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以“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只有把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躯体,与社会、环境、心理等因素联系起来,疾病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和医治。因而现代医学认为,需要超越笛卡儿模式,建立起“生物―社会―心理―环境”相统一的医学模式。这就是整体主义的医学模式。
  中医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它有与西医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中医理论讲究天人相应,脏腑经络,阴阳五行,辨证施治,它遵循整体性思维,认为人是活的整体,人的疾病的认识和诊治需要从整体性角度来把握,讲求人的机体的整体性调节。中医之“望、闻、问、切”四诊法依据整体性思维和直觉,从人的体表的变化,直观而知病之所在、病因、病理、治疗等,这是意象性思维。几千年来,它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服务,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总有人用西方的标准认为中医不科学,主张取消中医。几十年来,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提倡“中医学习西医”,寻求以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以实验方法、实验证据定量检验和评价中医中药,在研究人的脏腑物质基础及其本质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道路,影响了中医自身的发展。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认识路线所形成的“两个世界”。它们是依据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或层次,认识人体和人体健康所形成的医学体系和人体世界。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
  中医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也许,随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中西医两个世界可能整合(融合)为统一的医学模式。但这是未来的前景,而不是现实。
  五、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质疑
  从人类文化的层次看,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个历史大转变时期。马克思说:“转变的顶点,是全面的危机。”[5]20世纪中叶,全面的生态危机就是这种转变的分界线。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高消费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问题的全面凸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人口老化等都表明工业文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已成为上升中的文明。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两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或称人类新文明的过渡时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但现在所谓的“世界一体化”不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而是“美国化”,是美国当权者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这并不是世界潮流,也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要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提出要“和平崛起”。这就是走自己的路,走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之路。
  于是,人们提出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这样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鲁枢元所说的:一个是靠超级大国以其实力和霸权垄断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一个是靠民族宽容、文化沟通促成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和谐。事实上,无论是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华盛顿共识”的世界与“北京共识”的世界,它们依据不同的哲学,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在走不同的路,有激烈的矛盾、纷争和冲突;或者富人的世界与穷人的世界,这是一个有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多种多样,但又是普遍存在的现实世界;或者东方与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宗教信仰、奋斗目标等的不同,也有激烈的矛盾、纷争和冲突。这样,关于我们的世界,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是现实的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两个世界的相互交流、合作和融合之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未来也可能出现“天下为公”的一个理想世界,这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六、生态文艺学将为未来的美好世界服务
  关于新时代的文学艺术,鲁枢元说:“真正的文学艺术与人类的生存境遇是息息相关的。”[1](P170)“当前文学的危机更是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而拯救人类的生存危机,恐怕还正期待于文学呢!”[1](P410)
  是的,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呼唤生态文艺学,它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以城市建设为例,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和高速路正使我国的城市建设在“全盘西化”中失去中国文化元素及其记忆和历史,造成了“失落着城市的失落”。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指出:“我国的城市建设急需补一堂美术课。”[6]
  中国城市建设出现规划无序、设计不协调、破坏古建筑等一系列“城市化病”,许江把它归结为 “四有四无”:(1)有绿化,无山水。在不少城市,绿化变成了简单铺草坪,好的绿化环境应该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山水中找到人与自然的“尺度”。在上海浦东,人湮没在高楼之中,尺度无从找寻;以“三山”闻名的福州,如果盖起高楼,昔日美丽的山景就只有假山的效果了。(2)有建筑,无栖居。人通过建筑和世界相安相和,建筑是人的归宿,应该体现出“宿命感”。杭州西湖边建筑限高始终是一个话题,按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划船到湖中回望拍照,如果建筑物超出梧桐树就要被拆掉。(3)有规划,无特色。我国不少古城表面上没有什么规划,但都很有特色,而现在的城市改造却呈现出趋同的态势。(4)有指标,无记忆。现在的城市建设追求各种绿化指标、空气指标等,但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文化和栖居的记忆。
  为了治疗“城市化病”,许江认为,需要张开“美术的眼睛”看城市,不是简单的好看不好看,而是要看出“造化之链”的内在规律,通过营造和谐,去追寻居民与山水世界相携、相生的脉胳。所谓“造化之链”,就是各地独特的山水意境、人文积淀乃至由此形成的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及各地的历史、民俗。只有把建筑放到“造化之链”中,才能继承和凸现城市的“根源性”。
  许江指出,城市建设要有家园感和历史感,警惕趋高趋大、消费无度的现象,注意人与自然和谐,使人对居住消费的热情转到追求人文和自然的内涵上来。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的生态文艺学要求。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当然是开放的,我们应学习世界上的所有先进文化,但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时,要把它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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