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触、语言接触与美国英语演变的类型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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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接触、语言接触引发美国英语演变。外来词汇成分的大量借用与语言转用过程中，使用者将母语的音系和句法成分特征带入其目标语，形成美国英语演变的两大类型。而美国英语发生演变的机制主要包括语言移借和语言替代、语码交替和语码转换，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策略和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文章将美国英语演变的类型和触发机制置于文化接触、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中作讨论，试图勾画出美国英语演变的轮廓。
　　关键词：文化接触　语言接触　美国英语演变 类型和机制
　　中图分类号：H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1-0059-07
　　
　　一、引言
　　
　　美国社会学家M.Gordon(1964)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7个变量：文化或行为的同化(Acculturation，也译作“涵化”)；社会结构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即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婚姻的同化(Amalga-mation，族际通婚)；身份认同的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族群意识的认同)；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Absence of prejudice)；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Absence of discrimination)；社会的同化(Civic as-similation)。这是社会学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曾引起很大反响。同时，这一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语言演变提供了契机。
　　文化接触，指因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互相接触而导致一方或双方体系改变的过程。它分成三种类型：涵化(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以及融合(amalgamation)。涵化是指当两个群体接触时，其中一个群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预另一群体的物质文明、传统风俗、信仰、语言等。同化是指民族传统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被融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过程；通常他们是移民或孤立的少数民族，虽然彻底同化很少见，但由于和主要文化进行接触并加入主要文化所形成的生活中，慢慢失去大部分原来的文化特色而接受新的文化，变化大到已经无法区分。融合则是两文化接触时，彼此的文化因素在混合过程中结合起来，而不是被消灭。这里的“融合”已脱离M.Gordon所指的意义内涵。语言接触，指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现象，特别是当这种接触影响了其中至少一种语言时。不同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客观事实。Sapir(1921)认为：“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或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并且他断言：“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Bloomfield(1933)曾经形象地说：“各族语言是相互取长补短的。正像天然物体和人造物体要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一样，一国的文化，包括技术、战术、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也会传播出去。民族之间在交流实物和从事其他活动时，语言形式也随即从一个民族传到了另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文化、语言发生接触。广义的语言接触还包括一种语言广泛传播或使用于其它语言区域，从而对其他语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Craig(1997)的描述，语言接触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有不同体现，比如借词的增多、音系和语法模式的演变、语言形式的混合以及各种双语现象的普遍出现。
　　文化接触、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发生演变，这即语言学家们通常所称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依照Thomason(2001)的看法，接触性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指的是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transfer)，即某个语言特征由源语(source lan―guage)迁移到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之中，或者说，受语从源语中获得某种语言干扰(1inguistic in-trference)。美国英语是英语的一个重要变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英国英语中分离出来的，是移植在美洲大陆上的英语，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地安人、西欧移民和黑人等外来语言成份以及各移民民族的文化精华，发展成为美国人自己的民族语言――美国英语。近几十年来，随着美国的强大，美国英语独树一帜，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美国英语是如何演变的?下文拟以文化接触、语言接触为背景考察美国英语的演变，着重讨论其演变类型和演变机制。
　　
　　二、文化接触、语言接触与美国英语的演变类型
　　
　　文化接触、语言接触使语言功能和语言结构都发生变化。陈其光(2002)在讨论中国语言接触的深层影响问题时认为：功能方面主要是使用领域扩大或缩小。结构可分浅层影响和深层影响两类。浅层影响主要是借词，它只增加新的成分，不改变原来的成分、框架和演变规律。深层影响可以发生在语言、语义、语法诸方面，可以使原有的成分、框架或演变规律发生变化。Thomason(2001)将接触引发的演变分为两类：借用(borrowing)和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借用指外来成分被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并入该语言社团的母语：这个语言社团的母语被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成分而发生变化。这是语言获得干扰特征的最主要的途径，最常见的干扰成分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汇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词)。语言成分的借用在社会因素均等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等级或顺序，对此接触语言学家们普遍认可的等级依次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句法成分／音系成分)形态成分。这个顺序表明从右到左的依次蕴涵关系、从左到右难度逐次增加、借用的先后顺序是从左到右以及左边借用成分的概率依次大于右边。Thomason认为，借用成分的种类和等级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接触强度越高，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也就越多越高，借用等级以逐渐增强接触强度的顺序从一个层级递增到另一个层级，直到最后，语言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借用。因此，在借用等级的概括中必须考虑两个语言之间的接触强度和等级。转用引发的干扰，指语言转用过程中使用者将母语特征带入其目标语。这种干扰通常始于音系和句法成分(有时也包括形态成分)。虽然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中也可能包含词汇干扰，但音系和句法等结构干扰占绝对优势。美国英语的演变同样包括借用和转用干扰两种类型。
　　(一)借词及其源流考略
　　关于Thomason所说的“借用”，我们通过列举美国英语的借词及探寻其源流作扼要讨论。美国民 族向来被誉为“大熔炉”，因此美国英语也具有“大熔炉”的特点。美国人在与各民族人民的接触中吸收了大量的他族语言词汇。在当今通用的英语词汇中有37000余个外来词条，来自于世界100多个语种。现代英语的借词已占词语总量的50％以上。近年来英语中的借词越来越多，英国媒体2006年4月16日报道，在前一年新增英文词语约有两万，其中中式英语(Chinglish)达到4000条。此外，新增英语词语中还有不少来自西班牙英语、日本英语、印度英语，共达60多种。美国英语总是不断地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词汇，丰富自己，这也是美国英语始终保持旺盛的原因。在今天的美国英语中，大约有1700多个来自于印第安语(American Indian)的词汇。这是最初踏上北美大陆的殖民者在与当地印第安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丰富到自己的语言中。这些词汇主要是地名，特别是一些和自然特征有关的词汇，如山川・河流・湖泊海湾。在现今50个州当中，至少有27个州名取自印第安语。另外，早期的美国英语借用的词汇还与印第安人的部族关系、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农作物、用具、动植物等相关，如persimmon(美洲柿)，raccoon(浣熊)，tomahawk(石斧)，canoe(独木舟)，sachem(酋长)等。
　　德国移民始于1683年，于1849年达到最大规模。德裔美国人是美国当今最大的民族群体之一。据估计，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名是德裔。德裔的不少文化特征都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般特征，美国英语在与德语的长期语言交往中，也溶入了不少词汇。目前常见的还有60余个，如hamburger(汉堡牛排，现泛指夹牛肉饼面包)，beer soup(啤味汤)，sem―inar(研讨会)，hex(符咒)，zinc(锌)等。
　　历史上荷兰殖民者曾在北美大陆称霸一方，后来又有为数甚多的荷兰人定居美国，各种生活用语进入美国英语中，这样美国英语就产生了大量新词汇：waffle(华夫饼干)，hay barrack(草屋)，boss(工头)，patron(大庄园主)，yankee(新英格兰人，美国佬)等。
　　法裔殖民者虽然在北美拥有广阔的疆域，但由于常住居民少，因而不像德裔人那样对美国英语产生较大影响。但美语词汇中，也不乏法语的影子，如caribou(驯鹿)，pumpkin(南瓜)，jambalaya(什锦饭)，voyager(航海家)，cent(分)，chute(瀑布)等。
　　西班牙在北美也有过200年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时期，西班牙语也大量地融入了美国英语中，如alfalfa(苜蓿)，buckaroo(牛仔)，jerk(肉干)，poncho(披风)，cafeteria(自助餐馆)等。来自意大利语的pizza(皮萨饼)，macaroon(通心粉)等。
　　其他民族词汇的借用。在1880年到1910年之间约有300万讲依地语的犹太人移居美国，随之进入美国英语的依地语有schlemiel(笨手笨脚的人)，kitsch(矫揉造作、质量差的大众货)，sehnook(蠢人，无足轻重的人)等。现代英语中来自汉语的借词有100多条。林伦伦等(2000)将这些借词划分为官话借词、粤语借词、闽语借词、吴语借词等。这些借词分别如：maotai(茅台)，hutong(胡同)；choysum(菜心)，fungshui(风水)；tea(茶)，congou(功夫茶)；sam-pan(舢板)，mahjong(g)(麻将)，等等。另外，还有来自日语的sumo(相扑)，kimono(和服)；来自非洲的gumbo(秋菜汤)，juke box(投币电唱机)，等等。
　　(二)转用干扰
　　吴福祥(2007)通过考察Thomason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概括出语言转用引发干扰的6大特点：某一语言的使用者开始转用其目标语，但他们不能完善地学习该目标语，目标语习得者所造成的“错误”被目标语最初使用者所模仿并进而得以扩散。干扰始于音系、句法成分(包括形态成分)而非词汇项。目标语也可以从转用社团语言中借入少量的词汇。语言转用过程可在一代完成；转用过程的时间越短，则干扰特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转用过程的时间越长，则干扰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甚至完全没有。语言态度因素可以影响目标语最初使用者对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的模仿程度；但是，如果转用社团人口数量很大，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似乎并不能确保目标语不受影响。转用干扰可能导致接触语一皮钦语(pidgin)和克里奥尔语(creole)――的形成、语言区域／语言联盟的出现、新方言的产生、移民语言(immigrant languages)的形成以及语言死亡。这些特点同样适应于美国英语的转用干扰。需要注意的是，在双语社团的两种语言的接触中常常出现双向干扰的情形：一种语言的接触后果是由转用干扰造成的，而另一种语言的接触后果则是由借用导致的。例如，美国境内一个双语社团使用的意第绪语(Yiddish)和英语之间所发生的双向干扰。这些双语人将英语(他们的第二语言)特征借入意第绪语(他们的第一语言)；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意第绪语特征引入他们不完善学习的英语变体。但是，他们所借入的英语特征中词汇干扰要远比结构干扰多，而且就像通常的借用情形一样，词汇特征的借用先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英语变体里，结构干扰要多于词汇干扰。
　　借用和转用干扰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假如在一个语言的干扰成分中发现有一些重要的结构特征但很少或几乎没有借词，那么这些干扰成分一定导源于转用引发的干扰而非借用。反之，如果在一个语言中只发现某些借词而没有任何结构干扰，那么这个干扰过程一定是借用而非转用引发的干扰。关于借用、转用干扰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清晰的美国英语演变类型图，而探究引发美国英语演变的触发机制则对细化并把握其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美国英语演变的触发机制
　　
　　美国英语的演变机制，即美国英语在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过程中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原理及其表现形态。关于接触引发演变的机制，近年Thomason(2001，2003)多有阐述，国内游汝杰、邹嘉彦(2004)和吴福祥(2007)等学者也从不同视角作研究，其观点趋同存异。我们认为，美国英语演变的触发机制主要分为语言移借与语言替代、语码交替与语码转换，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策略与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
　　(一)语言移借与语言替代
　　美国英语的形成，离不开它的文化背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有多种文化同时存在，其文化多样性从各自的语言中反映出来。当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的时候，不同的语言亦互相影响。“互相影响的语言，可以分为施惠语言和受惠语言两类，施惠 语言影响受惠语言。受惠语言承用或模拟施惠语言的词语谓之‘语言移借’。”而施惠语言的词语代替受惠语言的词语则是语言替代。
　　语言移借多在受惠语言中没有对应词语的情形下发生。一般说来，施惠语言比受惠语言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例如，早期美国英语中借用大量印第安人词语，就源于对新名词命名的缺乏，相对于新移民而言也不能不说当时的印第安人具有本土地域文化优势。又如：德国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使得德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民族群体之一。德国的文化优势明显，德裔的不少文化特征都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般特征，美国英语在与德语的长期交往中，吸收了不少德语词汇。而移入民族逐渐融入美国社会，选择使用美国英语以至于少用、甚至放弃本族语，可以看作是语言替代。造成语言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替代的词语在文化上存有局限性。用相应的英语词语替代母语词语表明文化压力转化成语言压力，以求语言和文化一致。此种情景亦见于儿童语言学习中。“美国或马来西亚的粤籍儿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积极选择英语(或马来语)词语，而最多只不过消极地保留一点对中文的认识而已。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同龄伙伴的压力(peer group pressure)很大。”特殊的身份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当地的语言，适应当地的生活和学习。当然，除了同龄人带来的压力之外这还与他们自己将来面临的就业要求，以及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来自其它英语地区的类似研究支持了上述看法。于善江(2006)对奥克兰华人日常对话的研究表明：“父母首先使用英语或中英夹杂，然后儿童会欣然用英语对答。换言之，儿童虽然对父母使用的语言敏感，但他们更愿意做的则是尽量使用自己的主要语言――英语，因为他们知道父母们有相当的英语水平。他们一旦知道对话人懂英语，他们主动由英语转换到汉语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甚至很少用中英夹杂，而是直接转到英文。”
　　美国英语环境中的语言移借可以视为文化替代的开端，而语言替代又是语言移借稳步发展的结果。以文化学视阈观之，美国英语对他民族语言的移借有对本国文化减损的功能，而美国英语对他民族语言的替代则具有对本国文化增补的功能。减损与增补添彩了美国英语(语言共容)的“大熔炉”形象。
　　(二)语码交替与语码转换
　　语码(code)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是指同样的说话人跟不同的交谈对象(通常是单语人)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交替不发生在具有同样的语言使用者的相同的会话里，相反，双语人在一类环境里使用他们的一种语言，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环境里使用他们另外的一种语言。语码交替使用者的动机往往不一致。Sweefland的研究显示，为了加入美国黑人的社交圈，了解他们独特的文化和娱乐方式，如街舞等，不少美国白人青年有意去学说非洲裔美国黑人英语。Labov(1971)对纽约的波多黎各移民的研究也发现，该双语社团内部的交往通常是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夹杂的形式进行，以示亲密；与英语或西班牙语单语者交往时则使用纯粹的英语或西班牙语。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旧秩序社区一直坚持在族群内部说德语，与外界接触用英语的原则，在不与世隔绝的前提下保持本族身份的独立性。北美地区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常将语码的特殊选择作为彰显个人特殊身份的一种方式，即对日本语者讲日语，对二代日裔同类讲英语，当二者均在场时，则用日英混合语。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语码，常常与一个人希望建立起来的多种不同的身份有关。例如，笔者的友人美籍华人Peter Chang是一个普通政府职员在办公室使用标准美国英语，下班后他与几位美籍非洲黑人朋友聚会讲美国黑人英语，回到家则使用粤语。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他通过语码选择将自己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人际网络，寻求他们对自己作为政府职员、朋友、丈夫或父亲身份的认同。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指在同一话语内(包括词、短语、小句和句子等层面)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码交替使用的情况。因此，语码转换涵盖transference、code-mixing甚至borrowing。在发生语码转换的会话中，发话人和受话人都应该是双语人或多语人。美国社会语言学家Myers―cotton(1993)从认知角度解释了语码转换的社会心理动机。她把语码转换看作是说话者协商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手段，认为会话交际中语言的选择是社会因素和个人自身的动态考虑相互作用的结果。她提出了标记模式(markedness model)，将语码转换划分为有标记转换和无标记转换。作出无标记的选择意味着说话者在协商遵循社会规范、维持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现状；作出有标记的选择暗示着说话者在常规化交际中违反无标记选择准则，试图协商一套新的权利与义务均势。近年来，Myers-Scotton(2000)、Myers-Scotton&Bolonyai(2001)对自己的标记模式理论进行了修正、扩充。修正后的标记模式理论的中心前提是：说话者是理性的行为者(rational actor)；在特定会话中的语码转换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说话者为自己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高利益的一种“算计”行为。标记模式理论创立以来，被成功地用来解释语言之间、语言与方言之间乃至文学语言的各种语体之间语码转换的动机。标记模式理论不仅能对无标记选择作出解释，而且能对有标记选择作出解释。标记模式理论从使用标记性来估算说话者意图这种认知能力出发，探讨了交际能力这一普遍问题，可以说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必定会推动语码转换研究作为美国英语演变触发机制研究的新发展。“语码转换是迄今讨论最多也是研究得最为充分的接触性演变的机制，甚至被有些学者视为接触性演变中唯一的机制。”语码转换是外来词进入美国英语的最主要的途径，但它也可以在某些结构借用中起到作用。因此，由语码转换导致的接触性演变主要是借用而不是转用干扰。
　　相比较而言，在所产生的主要干扰类型上，语码交替跟语码转换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结构干扰而非词汇干扰，后者主要是词汇干扰而非结构干扰。语码交替的研究远没有像语码转换那样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语码交替引发语言干扰的证据太少，而且也很难直接观察到，但它在接触性演变中的作用却很重要。
　　(三)第二语言习得策略与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
　　人的大脑天生有寻求和建立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学的语言知识跟先前已有的母语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当碰到彼此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文化等方面互不相同的语用表达时，母语模式能被激活的概率极小。于是，L1(6rst language或mother tongue)向L2(second lan- guage)的映射就会出现。二语习得(SLA)策略是语言使用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它是转用干扰产生的主要机制。比较重要的二语习得策略包括下面几种：第一种策略是“协商”(negotiation)。它是一种常见的二语习得策略，指的是母语为语言(或方言)A的说话人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模式以接近他们相信是另一语言(或方言)B的模式。“协商”所导致的语言演变总有如此结果：完全双语人的语言A跟语言B更为相似，导致两种语言的结构模式产生“会聚”(convergence)。例如，美国英语中看似不通的“D’you know what?”很可能是从德语“Weisst du’was?”发展而来的，而这里的was实际上是etwas(=some，thing)的缩略形式。同样，在hold on，fill in之外又出现的意思相当的hold out，fill out等也被认为是德语aushalten，ausfuHen与英语“协商”的结果。或者，由于非完全双语人对语言B结构模式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演变可能跟语言B的结构完全不匹配。如果语言A的使用者和语言B的使用者都是非双语人，均参与“协商”，其结果将会是语言A和语言B均发生改变，或者是产生一种完全新的语言c，即皮钦语或克里奥尔语等接触语言。第二种是“填补空缺”，即说话人在缺少有关目标语的足够知识的时候或者在目标语缺少特定特征的时候，他们将母语(或第一语言)的相关特征带入目标语以填补上述两种空缺，这是L1对L2学习的映射作用，亦即应用语言学上所指的“语言语用迁移”。例如美籍华人用"But do that can make many money easily，”来表达“做那件工作可以轻易地挣很多钱。”
　　Thomason还列举了另外2种策略：二语习得者在构建其目标语(TL)语法变体时，通过将母语(L1)的结构投射到目标语形式之上来保持其母语的某些区别或其他模式；忽视目标语里实际存在但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难以理解的某些有标记的区别。
　　第一语言学习是指人类个体生下来所学习的第一种语言。一般认为，第一语言是儿童自然而然学会的，因此第一语言学习又称第一语言获得或第一语言习得(FLA)。双语人的一语习得作为接触性演变的一种可能的机制，很可能是语言干扰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而语言演变可以直接导源于两种第一语言的同时习得。例如，在美国的唐人街，当地的中国移民第二代后裔，他们同时习得两种第一语言――汉语和英语，但是他们在有华人参与的多种场合使用一种混合型的英语。另外，在某些地区，在长期双语的情况下，不同语系的语言的语法系统可能会完全同化。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同时习得第一语言的双语学习者。吴一安、蒋素华(2006)以摩托罗拉大学北京分校几位高级管理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汉英双语者汉语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的研究表明：受访者除了话语中出现大量汉英语码转换以及不平衡双语者和平衡双语者的汉语口语有明显不同之外，他们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更多地在主语位置上使用代词和更多使用“主语+是+形容词+的”结构，致使汉语口语中的SVO结构增多；中心名词前使用长修饰语；更多地使用类似于英语中不定冠词的“‘一’+量词”结构。她们认为：在外因上，这是语言接触导致了汉英双语者汉语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和双语现象；同时语言内部因素也在起作用，“汉语里的某些结构更容易包容英语结构成分，反之亦然。” 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这项法令改变了过去双语教育中的同化政策，而实行了多语并存主义，即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里，承认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对国家作出贡献。依照这项法律，现在美国的许多州里都在实行着双语并用的教育政策。然而，双语人的一语习得对美国英语的词汇成分、句法成分、音系成分、形态成分的干扰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如何作定性、定量测评，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语
　　
　　文化接触、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动力，也是自然法则。美国英语不是孤立存在的。自1607年北美大陆詹姆斯城(Jamestown)和1620年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的建立，以及此后三百多年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者以及其他欧洲、亚洲移民的接踵而来，美国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美国英语与其它语言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这种接触引起的影响，既有轻度的或表层的影响，也有重度的或深层的影响，因而美国英语的演变呈现出多类型、多层次性。文化接触、语言接触引发语言演变是不争的事实，Thomason(2001)甚至认为：“只要社会和语言环境有效结合，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可能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然而，引发语言演变的内因和外因交织的错综性、复杂性导致恰切描述和解释的困难。我们将美国英语演变的类型和触发机制置于文化接触、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中作讨论，试图勾画出美国英语演变的轮廓，正是在为克服这一困难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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