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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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曹葆华在中国新诗一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其成就：其一，他的诗歌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独创了一种意象奇谲、拥抱现实的苦吟风格。其二，他系统大量地译介西方现代诗潮理论，不仅带动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成长、同时推进了中国诗歌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其三，他以个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用于北平“现代派”诗人群，带动一批年轻诗人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
　　关键词：曹葆华；现代主义；诗歌；北平；30年代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1-0018－06
　　
　　在很多人印象中，曹葆华(1906－1978)的译名大于诗名。尤其是他在建国前后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文学理论书籍的成就，更使人们忽视了他作为诗人，尤其是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的一面。其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诗潮的引进和传播过程中，曹葆华是一个功不可没且个性极为鲜明的重要人物。他自己一共出版过五本诗集：《寄诗魂》(1930年12月，北平震东印书馆)、《落日颂》(1932年11月、上海新月书店)、《灵焰》(1932年11月，上海新月书店)、《峻岩集》(本文作者未见)和《无题草》(1937年5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著作，翻译出版了I.A.瑞恰慈的《科学与诗》(1937年4月，商务印书馆)，编译了收有T.S.艾略特、I.A.瑞恰慈、瓦雷里等8人14篇重要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的《现代诗论》(1937年，商务印书馆)。此外，他主编的《北平晨报・学园》副刊《诗与批评》(1933年10月至1936年3月，共74期)，作为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专刊，更为北平的现代主义诗人发表创作、译介西方先进诗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甚至可以说，是《诗和批评》带领很多青年诗人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
　　如果要给曹葆华在中国新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作出一个适当的评价，至少有三个方面不可不谈。首先，他的诗歌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独创了一种意象奇谲、拥抱现实的苦吟风格。第二，他系统大量地译介西方现代诗潮理论，不仅带动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成长、同时推进了中国诗歌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第三，他以个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用于北平现代诗人群，带动一批年轻诗人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曹葆华的贡献涵盖了创作、理论、批评等诸多方面。
　　
　　一
　　
　　20世纪30年代初，曹葆华已是清华园内的一位“名人”。他出名的原因首先在其诗歌创作方面。有人评论：“他的诗人的地位，早已为园内一般人所公认。但他更为更多数人所知道的，似乎是他是一个abnormal的人。”他的不寻常来自他的不甘平庸，而他的不甘平庸，表现为他的“努力异常”。据他的诗友方敬回忆：“他早年几乎是当作每周每日的作业一样写了那样多的诗，……他觉得‘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这种孟、贾式的苦吟，为他赢来了诗名，也助他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曹葆华最初的诗歌艺术探索是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他大量接触过19世纪英国诗歌，喜爱浪漫主义的作品，因此也贴近闻一多、朱湘等新月派诗人。他早期的《寄诗魂》《落日颂》《灵焰》等诗集就带有明显的“新月派”风格，深得朱湘等人的赞赏。曹葆华早期的创作不仅讲求格律、注重诗形的均齐，而且，在情绪和内容上也多体现出浪漫率直的风格，特别是他所热烈追求的理想，多表现为19世纪浪漫主义者钟爱的“自然”“和谐”和“永恒”。他在自剖的《诗人之歌》中明确表白自己是“‘自然’的爱人”“‘道德’的叛逆”“‘美丽’的颂徒”和“‘永久’的歌者”。在新月派诗人朱湘极为赞赏的《呼祷》一诗中，他歌唱着“艺术”“自由”的力量：上帝，你似乎在我心中说：宇宙原来是惨淡阴沉：但真理之神能驱除黑暗，使混乱的万物转入清平。艺术的王宫，自由的宝塔，在智慧的荫蔽下展放光明。但与此同时，诗人又以敏锐的心发现和体察着现实世界的阴暗和污浊，并在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中强调着对理想的强烈渴望。在《寄诗魂》《再寄诗魂》《又寄诗魂》等一组表达心志的作品中，曹葆华真实地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举足跳入了红尘，失望的冷灰就洒上衣襟。尘沙蒙蔽了锐敏的两眼，礼教枷锁着活泼的性灵。我好像行人夜入山林，黑暗里不见一线的光明；耳边只听得人类的叹息，遥应着冷风里万物的悲吟。我因此踱入幽深的典坟，探索人生奇幻的底蕴；追求万代不灭的真理，把枯萎的生命滋养繁荣。啊!伟大的诗魂，听我哀恳请施舍上帝悲天的慈悯，垂顾我一腔赤红的热血，救护这奄奄待毙的生命：免得大地满布着磷火，上下八荒有雷霆轰震，我还用双手擒捉眼泪，蓬发垢面大声哭向着天庭。
　　曹葆华的热情呼喊，是对理想的真诚呼唤，也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诅咒。在这种情感本身及其抒发方式中，很容易看到闻一多等人的影响。闻一多曾用“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在哭喊中“呕出一颗心来”，直率地表达着对永远的祖国和永不泯灭的理想的歌颂。同样，曹葆华也曾“扯破衣袍，剐开胸心，/呕出一朵诗花，粉化丑恶的生命。”
　　但是，曹葆华的“新月派”的浪漫姿态很快发生了变化。他“逐渐爱上了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派的诗，受到波德莱尔、韩波、庞德、T，S，艾略特等诗人的影响。诗风起了变化，为探异寻幽而苦掘出来的有些奇特的形象和语言表现在他的诗里。”他的诗风逐渐转向了“僻奥怪罕，奇崛独出”。当时已有评论者指出：“在《灵焰》集中尚多轻清婉丽之作，盖受初期的浪漫诗人的影响较深。但在《落日颂》集中，我们便很容易的发现作者的诗由单纯浪漫情绪，转入颓废(decadence)方面。诗中充满了生命的叹息，血泪的悲歌。”
　　这种从“单纯浪漫”到“颓废”的转变当然不是情绪上的变化，而是一种美学追求的突破和发展，是诗人对现代主义诗歌特有的诗情诗境的靠近。诗人方敬对曹葆华转变后的诗风曾很准确地概括为：“诗骨嶙峋”，“诗语硬挺，诗味冷涩，诗意幽晦”。方敬回忆说：“当他出第三本诗集的时候，有的朋友说，《O岩集》，这个书名儿可起得好，他自己倒形象地集中概括了他那些诗像O岩的特征，真是一名道中，名实相副。”应该说，这种风格正是曹葆华寻找到的最适宜表达其内心情感的方式，他以独特奇险的象征性意象把握住了心中最锐敏、最矛盾、同时也是最现代的复杂情绪。尽管当时有人认为他的诗作过于晦涩难解，但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这种晦涩实际上标志着他已成为少数真正踏上了现代主义艺术道路的诗人中的一员。
　　无论是初期的浪漫明朗，还是后来的奇谲苦涩，曹葆华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深刻的现实情怀却始终没有改变。曹葆华关注现实，是一个 “‘诗学救世’的信徒”，“他总认定诗是一种神圣的工作，是解放人类，寻求真理的惟一和永久的工具。”他的这种几乎庄严的创作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受到了广泛的肯定，有人因此称他为“纯粹的诗人”，说他“以诗为生命，活着就为诗”，是真正“忠于诗神的青年”。正因为这种信念，尽管曹葆华后来热切地参与了将西方现代主义的“纯诗”理论引入中国的运动，但他从未因追求“纯诗”而脱离过现实社会。也就是说，曹葆华既忠于诗神，又忠于现实，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曹葆华没有把“纯诗”引向玄虚的哲理，而是用庄严的态度和“纯诗”的精神紧紧拥抱着现实生活。这一点，是曹葆华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也是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一个普遍特征。特别是在T.S.艾略特的“荒原”精神进入中国之后，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更找到了与现代主义手法相结合的途径，表现出了深沉典型的现代主义情绪。可以说，曹葆华们将“纯诗”的观念与现实批评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色彩和现实背景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观念。以他的两首《无题》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结合：黑夜的翅膀垂下都市万点灯火更黯然了还不到十月，西北风喝起沙土，刮过了大街刮不走街上的影子寻找什么，落魄的人曳着一双冷重的脚步站在街前喝一口气看百货店里的大减价正像自己拍卖灵魂“黑夜的翅膀”巨大无边，一种略带腥昧的压抑感扑面而来，而大风都刮不走的“街上的影子”是孤独的流浪者，是沉重地压在诗人心头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子，还是一种将人追逐得无处可藏的寂寞情感。“落魄”的人有清醒的灵魂，但这灵魂在现实的环境中是无奈的，它的清醒与价值没有人承认。诗人用象征性意象营造出一个阴郁冷涩的诗境、准确而深切地传达出诗人丰富复杂的诗情和沉痛的现实情怀。另一首《无题》中有这样的诗句：挥起破蒲扇，遮不住太阳的红血向头上流一只黑鹰从天上飞过像卷不走古国的忧愤石狮子张着口没有泪“黑鹰”和“太阳的红血”两个意象就已象征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清醒的批判和悲痛之至的绝望，更令人感到震撼的是那忧愤的石狮子“张着口没有泪”。比起何其芳笔下惊心动魄的意象――“曾看见石狮子流出眼泪”，曹葆华似乎是较为写实，但那种欲哭无泪的“忧愤”却让人感到更加深沉和痛楚。苦吟诗人曹葆华，他的诗味也的确苦涩至极。因此，他的好友方敬作诗形容他：他总是咬着他的嘴唇，咬着字，字咬着诗，诗咬着他的心：他总是咬着他的嘴唇。他就是这样咬着，诗上留下感情的齿痕
　　
　　二
　　
　　除了以独特诗风丰富了新诗园地以外，曹葆华还有一项更突出的贡献，就是系统大量地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和批评方法引入了中国新诗坛。
　　1933年10月，曹葆华开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学园》的《诗与批评》专栏。他不仅是最主要的编辑人，而且是主力作者；他不仅大量译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和文艺批评，同时也发表了近20首诗歌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中都有丰厚的收获。在74期《诗与批评》上，共有西方理论批评译介文章45篇，而出自曹葆华笔下的竟有32篇，以曹葆华、葆华、鲍和、白和、霁秋，志疑、陈敬容、漆乃容等署名刊出，而且有的是同一期上数篇文章都是他或译或写的，只是分署不同的笔名，足见其自觉译介西方文论的努力程度。
　　在30年代初期的北平，《诗与批评》堪称现代诗歌理论的一块前沿阵地，而曹葆华则是这块阵地上最勇猛最持久的战士。今天的文学史家认为《诗与批评》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刊物”，因为它“第一次如此大量地发表了西方现代的诗歌批评理论”，而且“大力介绍了西方现代诗学中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增进人们对西方最新诗学批评方法的了解，推进对于西方新批评方法的接受与实践，是很有意义的。”可见，曹葆华本人和所有《诗与批评》的作者编者的真诚努力已受到了历史的珍视。
　　曹葆华在《诗与批评》上译介西方现代理论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他和其他同路人一起直接翻译了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文章。比如T.S.艾略特的《论诗》(实际上就是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在第39期和第74期上以同题刊登了两遍，后者署译者名为灵风。可见此刊对这篇重要文章的重视、《诗与宣传》、瑞恰慈的《诗中底四种意义》《诗的经验》《论诗的意义》、梵乐希的《前言》、雷达的《论纯诗》、叶芝的《诗中的象征主义》等等。这些文章围绕着“纯诗”“象征”“传达”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学范畴中的重要问题反复讨论，将新批评理论详尽地引入了饥渴的中国诗坛。在《诗与批评》第l号上，曹葆华在《论诗》译文前的译者序中明确表白了自己翻译此文、甚至是创办这一刊物的自觉的目的：“目下国内从事作诗的，虽尚不乏人，但对于诗的理论加以深刻研究而为文发表的，似乎远很少见。因此我译出这篇文章，希望能作为对于诗有着兴趣的朋友们的一种参考。”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的翻译是自觉地以丰富国内诗坛的理论园地为目的的。因此，当他发现“纯诗Pure po-etry这个名词在国内似乎已经有人提到过，可是作为文章以解释或发挥的，则至今还未见到。”他就翻译了雷达的《论纯诗》，希望其“详细的阐明”能对国内诗人有所启发和帮助。
　　在很多文章中，曹葆华和其他一些译者是通过外国理论家之口说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比如他们强调“意象”的飘忽不定性，认为它可以在不同的读者心中激起不同的经验。他们指出“暗示”和“想象”在诗中的至关重要，提出不要用太多的思想伤害到诗歌的整体，因为诗歌是一种整体经验的传达，等等。曹葆华们的译介不是盲目的，他们所选择的重点都是国内诗坛上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问题。选取他山之石的自觉，正是他们这个专刊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二，《诗与批评》中有大量对现代英美诗坛状况和诗人作品的概述和简介：如《近代英国诗歌》《哀略特底诗》《象征派作家》等等。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他们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等，而在这些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译介中，最有价值的是对艾略特和《荒原》介绍。
　　艾略特的划时代长诗《荒原》真正在中国翻译出版是1937年的事，但实际上从30年代初起，就开始有各种文章或多或少地介绍这位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人和他的这部作品。在1933年的《清华周刊》第40卷第1期上，文心翻译的John.sparrow的《隐晦与传达》中就谈到过《荒原》的难解与可解，谈到有“小心的象征在里面穿过，并且富有知识上的用典(intellctual refrence)”。1934年《诗与批评》第28期上，宏告翻译的瑞恰慈的《哀略特底诗》中也讨论了《荒原》的技巧，特别对于这首诗是否晦涩不可解的问题作出了回答。这篇译文中说：“事实是大多数最优美的诗歌在初步的效果必然要模糊。在一首 诗还没有在心中清清楚楚形成之前，就是最小心最负责的读者也应该一再重读，费些力气。一首出于自己的诗，一如数学中的一种新派，强迫收受者的心生长发育，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此外，在第36期中，曹葆华翻译的《论隐晦》也谈到《荒原》是“抛弃心理结构上的逻辑，既起观念之联想的魔术”。还有第46期中的《现代英国诗歌》(R.S.Charques)中也论及“出版时颇震惊一时”的《荒原》：“现在我们要拿来当作一个问题讨论的，倒不是艾略特的诗之内在价值，而是他对于别的诗人以及一般现代诗的影响。……在某一种意义下，《荒地》既不是晦涩与难懂的诗……至少在现时看来已不如最初那样晦涩与难懂……不过它的含义却是不定的。诗的整体显然比各部分加在一块更大，而疑难处也正在艾略特的诗的体系。”虽然这些文章并未更多地涉及《荒原》的深层内容，但它们无疑在技巧上、观念上传达了现代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如果说：艾略特和《荒原》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诗与批评》专刊和曹葆华个人的译介功绩是使之成为可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第三，《诗与批评》有意识地翻译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对文学批评、诗歌批评的理论文章，尤其是“新批评”派的理论和方法，以此带动了中国文坛、诗坛上的批评活动走向现代化。例如，《批评中的实验》《批评底功能》《实用批评》《论批评》等都是专门讨论文学批评本身的文章，它们的译介无疑表现出译者对推进批评理论发展的自觉。在曹葆华以“白和”为笔名翻译的《论批评》中，作者莫雷(J.M.Murry)提出：“一个人只是满意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述下来，而不努力把它们构成规律的形式，不管他是什么，他无沦如何总不是一个批评家。”“批评是一种艺术，它有它自己的技巧。”批评应该是创造性的，而且“应当公开承认它的最深刻的评判是含有教训的。”在《批评底功能》中，艾略特更进一步提出：批评要的不是个人，而是原则。’他提出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达到存在于我们身外的某件东西，这件东西可以暂时被叫做真理。”瑞恰慈在《实用批评》中具体提供了“细读”的方法。这些新的批评方法和观念的引进，这些对创造性、规范性批评的提倡，对文本本身的特殊重视，可以说都是对中国传统的个人印象式文艺批评的一次正面的、强大的冲击，更是对现代批评者的视野和思路的大力开拓。
　　除《诗与批评》之外，《科学与诗》和《现代诗论》两本译文集的出版堪称曹葆华翻译事业的丰硕成果。根据两书的序言的发表时间可以推断，虽然这两本书都是1937年出版的，但其完成时间约在1934年前后。叶公超在为《科学与诗》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学术的进化与文学的理论往往有因果的关系。”“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作为志同道合的文友，叶公超从侧面说明了曹葆华译书的目的，即以“文学的理论”的译介推动“学术的进化”，有意识地弥补国内诗坛上的匮乏与不足。曹葆华自己在《现代诗论》序中也说：“近十余年，西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在诗的理论方面，却可以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在这本书中，译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在此，曹葆华自己道出了他译介西方理论的目的和自觉性，他不是一个传声筒，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观点和创造力的译匠，他的理论观点就隐藏在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中，收入《现代诗论》的14篇文章，其实也就是曹葆华诗歌理论主张的体现。
　　
　　三
　　
　　除了系统和大量地译介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理论批评之外，《诗与批评》还是当时北平校园内外青年诗人们发表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片园地就像一个缤纷的花园，有异域的奇葩，也有土生土长的累累果实。曹葆华自己在这个专刊中就发表了近20首诗作，此外，很多现代派主力诗人，如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林庚、方敬等人都为之增色不少。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还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处于个人诗歌探索的起步阶段，艺术上尚未定型和成熟，那么，《诗与批评》无疑起到了介绍、集合和组织的作用，将一些零散的努力汇聚成了更大的潮流。
　　曹葆华是个喜欢“以文会友”的诗人，在八年的清华学生生活中，他的诗名赋予了他一种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在北平现代主义诗派的人员组成方面，曹葆华的贡献也是显著有效的。1930年，清华取消何其芳的学籍，何其芳是靠曹葆华的帮助才得以转入北大继续攻读的。如果说“汉园三杰”的组成除了艺术上的共同追求，还有一些偶然的人的因素的话，大概曹葆华的这次古道热肠是不应被忘记的。30年代的清华园中诗人济济，一种对诗歌的共同爱好和对相同美学理想的追求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了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曹葆华和叶公超、李长之、林庚、辛笛等清华杰出的诗人和批评家结成诗的友谊是非常自然的，这种友谊凝聚在他们艺术探索的共同追求中，并成为一种常新的推动力量。此外，更不必说那位深得诗人爱慕，后来成为“九叶”之一的女诗人陈敬容了，她就是因和曹葆华的爱情而从四川出走，来到北平并走上诗歌道路的。
　　诗人方敬曾经回忆起他和曹葆华在一起时的情景：“抗战前那几年，葆华和我同在北平。最初他还在清华园，每次进城，几乎都到我住的景山东街旁古老的西斋宿舍小屋子来。他往往抱着一大包厚厚的外文书和诗稿译稿，足音笃笃，急匆匆而来。他总是开口就先问又新写了什么、他想看看，然后他才说他也写了诗，把诗稿取出来看，还念上几行。随兴之所至，他就谈起诗谈起翻译来，他总是称赞别人、自己谦虚。他交游比较广，结识的师友比较多，爱和一些诗人、作家，翻译家和教授往来，消息也灵通，告诉我不少有兴味的新闻，特别是一些文坛和学府的佳话轶事，给我当时有些寂寞的生活添上了乐趣。他为他编的晨报副刊《诗与批评》索稿，我有些最早的诗和短文就是他亲自要去登载在那个副刊上的。他很想把副刊办好，要靠朋友支持。”“他还给我介绍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他的意思是以文交友。他常到北海三座门，这是靳以编《文学季刊》和《水星》的所在。～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葆华搬进城来，在大学夹道王洲公寓租住一套东房。这样我们就成了邻居，过从更密，朝夕相见。靳以欢迎葆华，葆华也爱去，是靳以杂志社的座上常客。”
　　可以推知，在《水星》的编辑部里，诗人的聚会当是美好而气氛热烈的。曹葆华因此和《水星》的编辑卞之琳，以及经常去协助卞之琳编辑刊物的何其芳、李广田必然也是经常见面，共同探讨诗歌艺术，成为生活上、文学道路上的好友和同路人。正因为他们的交谊是以文学创作为纽带的，所以、这种情谊本身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之情和同学之谊，成为间接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一种活动。
　　如果说，五本诗集，两本译著，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诗与批评》专刊，是曹葆华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所作出的具体有形的贡献的话，那么，还有一种看不见形体但仍清晰可感的努力和贡献，就是他以个人的生命力量影响了一批其他的诗人，或者说，是他们的互相影响，共同推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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