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统治者对忠义思想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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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五代时期，叛乱频仍，局势动荡，民不聊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将相、大臣忠义观念的淡薄缺失，动辄兵反叛或引诱异族入犯。为稳定社会，巩固封建统治，五代统治者通过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嘉奖忠义者、严惩反叛者等途径，大力倡扬忠义思想，使忠义思想深入人心。
　　关键词：五代；统治者；忠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1-0075-03
　　
　　忠义思想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及社会道德的重要思想与主张。儒家认为，忠义既是以臣事君的最基本准则，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已早有明确的论述。《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颜渊》又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元倦，行之以忠”。为臣者的任务和职责是“事君”。为君主服务、效劳：而事君要“忠”。矢志不移。可见孔子已有忠君思想。以后，荀子子、董仲舒等儒家进一步将先秦儒家“忠君”思想加以发展，使忠君成了对君主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即所谓“愚忠”。“义”即正确合理的行为。仁、礼、智、信是义，忠君更是义：君主以俸禄豢养大臣。使大臣养尊处优，大臣理应无条件地为君主服务甚至献出生命，即所谓“舍生取义”。因而，“忠”是“义”的内涵之一。这是“忠义”常常连称的原因。先秦儒家之所以倡导对君主的忠义。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为臣者不忠不义，惟利是图，看风驶舵，为所欲为是当时许多大臣的普遍现象，也是“礼崩乐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儒家认为臣民只有忠义于君，惟君主马首是瞻，才能团结一致。力量强大，才能所向无敌；失去臣民对君主的忠义，天下将会大乱。儒家这一思想不无道理。即以唐末五代历史观照之，这一时期之所以叛乱频仍，局势动荡，民不聊生，一个朝代(尤其是中原王朝)。短则三四年，长不过十余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将臣忠义观念的淡薄缺失。动辄兴兵反叛或引诱异族人犯。这一点，连当时北方的契丹人也认识得很清楚。据载，契丹出兵灭后晋后。许多汉人(包括君主、大臣)被迫迁徙至契丹。汉人胡峤也滞留契丹，契丹人对胡峤说：“夷狄(按，指契丹)之人岂能胜中国(中原王朝)，然(后)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并奉劝胡峤“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言外之义：契丹虽为“夷狄”，然而契丹人忠义于主，故力量强大；汉虽人众地广。然臣下对君主不忠不义，故国破家亡；欲改变受人欺凌的屈辱地位，须教“汉人努力事其主”，即让忠义思想深入汉人之心。
　　俗语说，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封建史家欧阳修曾感叹“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
　　其《新五代史・死节传》只为后梁王彦章、晋裴约、南唐刘仁赡三将立传，认为五代之时，
　　“全节之士三人焉”。欧阳修还就唐末五代史上忠义者文臣少而将士多的现象大惑不解发此感慨：“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儒家的忠义思想，不仅有利于君主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有利于抑制变乱，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积极倡导忠义思想，大力表彰忠义行为，其目的正在于为广大将帅、大臣、士卒、民众树立忠义的榜样，以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五代时期，在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下，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忠义思想。其表现在：
　　首先，尊崇孔子。广印儒经。
　　忠义思想蕴含在儒家学说之中。儒学由孔子创立。欲其树茂，先培养其根；欲使包含忠义思想在内的儒家学说深入人心，五代统治者认为应先尊崇孔子，广印儒经。于是，身披戎装、能征惯战而胸无点墨的军阀们便频频举行尊孔活动，向臣民们显示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推崇。对孔子的尊崇，其表现在：一是拜祭孔子，兴建文宣王庙；二是优遇孔子后裔。后梁于开平三年(909)，允准国子监奏请，于朝官及地方官俸钱中。每月每贯扣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修文宣王庙。后唐朝统治者虽出自沙陀族，然而对儒家学说依然重视。表现在：一、每年春秋都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二、优待孔子后裔，以文宣王孔子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后周广顺二年(952)，太祖郭威在平定泰宁节度使(治究州，今山东兖州县)慕容彦超的反叛后，率将帅到曲阜去拜祭孔子，而且表现出对孔子的极端礼敬和虔诚。史载：“六月，已酉朔，帝(郭威)如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棵。访孔子、颜渊之后，以为曲阜令及主簿。”
　　此外，五代统治者还重视儒家经典的印刷发行。后唐明宗时，儒士出身的宰臣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明宗许之。“九经”即儒家九部经典，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祀》)、《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经》、《尚书》、《诗经》。这项工作使命艰臣。历经动乱而不辍，至后周朝完成。“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其次，嘉奖忠义行为，优待忠义者家属及后裔。
　　乱世之中，忠义思想及行为尤显可贵。欲使忠义得到社会重视，深入人心。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朝廷的嘉奖。因此，五代时期，统治者对忠义行为嘉奖的记录俯拾即是。嘉奖的方式主要有：
　　1、授以高官美爵。在封建时代，官爵代表地位、利益，为众人所追求。五代时期，许多高官美爵即授予忠义者。如后唐朝，南平王高季兴不忠不义，桀骜不驯，引发后唐与荆南的战争。高季兴幼子高从诲力谏其父，父不从；“及季兴卒。朝廷以从诲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即使是敌对政权的忠义者，亦授予高官，如后周出兵攻后蜀，数为后蜀凤翔节度使王环所败：后周克取秦、成、阶三州后，惟独王环坚守凤州百余日不降。城破后，周世宗“召见王环，叹曰：‘三州已降，(王)环独坚守，吾数以书招之，而环不答，至于力屈就擒，虽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劝事君者。’乃拜(王)环右骁卫将军。”毗外，还有大批因忠义而死的将士受到各朝的荣誉性追赠。
　　2、给忠义者亲幸礼重。君主对某类人员的态度，亦可起到“风化”示范的作用。如当朱温集中兵力围攻凤翔李茂贞而争夺天子时，青州王师范出于忠义起兵攻之，其中王师范将刘郡势屈力穷仍不肯投降，直到确认其主王师范已归附朱温后才开门迎降。朱温因此对刘郡极其敬佩，“赐之冠带”，“饮之酒”。以为元从都押牙。史载“是时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刘)郡一旦以降将居其上，诸将具军礼拜于廷。”降将而受尊，皆因其忠义。唐末，藩镇割据，多不尊奉朝廷。而荆襄节度使赵匡凝、荆南留后赵匡明兄弟却“贡赋不绝”。朱温篡唐，赵氏兄弟不从，遭朱氏攻击。 赵匡凝力穷投奔淮南杨行密。杨行密对其忠义表示钦佩。“厚遇之”叫。
　　3、给忠义者家属或后裔以政治、经济的优待。忠义者已逝，对其家属后代的优待，也可显示朝廷对忠义思想、行为的尊崇。开平二年(908)，后梁朱温亲统六军征泽、潞二州，为激励将士尽忠奋战，“下诏，以去年六月后，昭义行营阵殁都将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录其名氏，各下本军，令给养妻孥。三年内官给粮赐。”五代史上确有众多忠义者家属享受到朝廷给予的物质优待。此外，还有众多忠义者的子孙被朝廷录用为官。
　　再次，对敌对方的忠义者，既诛又赦，既贬又奖。
　　敌对方的忠义者忠诚于敌对政权及其君主，是为其“罪”。理应诛、贬：然而其忠义精神却属可贵，又应有所宽宥，此种看似矛盾之事在五代史上极常见。敌对方忠义者为敌对政权服务，宁死不屈，最易激怒征服者，成为被诛戮甚至族诛的对象；然而也有一些开明“仁慈”之君，常对敌方忠义者“网开一面”。后梁掳获晋将石君立，“闻石君立勇，欲将之。系于狱而厚饷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竭诚效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为仇雠用哉!’帝犹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君立。”不杀即是对敌方忠义者的“奖励”。后汉朝，郭威被迫反叛。称兵向阙。后汉在京将领刘铢奉命“悉诛太祖(郭威)与王峻等家属”。郭威攻人京师，擒刘铢。郭威责让他惨酷屠戮其家属。刘诛以“为(后)汉诛叛臣尔，岂知其他!”为对，表现了其对后汉朝的忠义。按理，刘铢当被族诛。但郭威“方欲归人心”，只诛刘铢而“贷其家属”，并“赐陕州庄宅一区”㈣。有些敌对方忠义者先被诛而后被追赠或录用其后代。亦属此类。
　　第四，对不忠不义的叛乱行为坚决镇压。残酷戮杀或冷遇反叛者。
　　奖励是推动的手段，惩罚则是控制的手段。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以各种方式表彰、奖励忠义者的同时，五代统治者对于不忠不义的反叛行为则严肃、严厉惩处。以让大臣、将领引以为戒。如，后唐灭后梁，后梁百官迎降待罪。后唐庄宗将郑珏等一批后粱高官贬逐到地方任职，“以其世受唐恩而仕(后)梁贵显故也”。在庄宗看来，这些高官。他们的祖、父辈在唐朝任官，受唐朝之恩，他们却任职于篡唐而立的后梁朝。这是对唐朝的不忠不义：如今后梁灭亡，他们又投奔新朝，又是对后梁朝的不忠不义。故应贬逐。以做效尤。
　　对叛乱者残酷杀戮是五代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如后唐天成元年(926)五月，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将士不愿戍边而反叛。平叛后。明宗下诏“收为乱者三千余家，悉诛之。”同年六月。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叛平，明宗下诏“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族诛，助乱者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天成二年(927)三月，卢台戍军作乱。四月，明宗“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如此一人反叛全族诛戮的做法未免过于残酷，但它对不忠不义者却是有力的威慑!即使不是反叛，将士在战场上不能为君为国奋力作战，而是望敌先逃，也被认为是不忠不义的行为，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后周世宗诛高平败将等。许多反叛者叛乱后投靠相邻政权或其他军阀。然而，这些反叛者总难以摆脱受歧视、受冷遇、受猜疑的境地。这是因为，在这些政权的君主、军阀看来，反叛者都是忠义思想淡薄者，这些人不会对君主感恩，必然动辄反叛，收留容纳他们，无疑于养虎为患。如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因故叛奔荆南。荆南节度使高保融说：“彼贰于蜀，安肯尽忠于我!”执之，归于蜀，伏诛。许多君主或军阀在临终之际，都要设法诛除那些因叛乱而投奔来且掌握实力者，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对其后代造成危害，如后汉剂知远临终诛杜重威、前蜀王建临终诛刘知俊等。
　　总而言之，在五代时期征讨叛乱、保家卫国、开拓境土等军事活动中。最高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儒家忠义思想的重要。尤其是在对付此起彼伏的军事叛乱，残酷杀戮常常难以阻遏叛乱的再发生，正如封建史家胡三省所言，后唐自明宗“即位以来，汴州张谏之乱。滑州于可洪之乱，以至卢台之乱，凡乱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吟吟然疾视其上者相环也。此无他，以乱止乱故尔。”这种以“乱以止乱”、“以杀去杀”的方法实际上无助于防上叛乱，它常常使反叛者对君主仇恨更深，抵抗更顽强；反之，儒家的忠义思想常常可以成为阻止、防遏叛乱的有效武器。这种思想犹如叛乱的“灭火器”，如果将士心中都怀着这样的“灭火器”。叛乱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容易被镇压(不少叛乱刚发生，叛酋即被军中忠义之将士袭杀即为例证)。不仅如此，在对外拓疆及抵御外敌入侵中，忠义思想又是激发将士斗志的“钲鼓”：在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中，忠义思想又是阻挡野心家篡权的“铜墙铁壁”……这就是五代时期统治者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嘉奖、倡导忠义思想、行为的原因所在。正因为统治者的积极倡扬。使儒家忠义思想深入社会人心，对人们，尤其是对军人(将士)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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