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关注下的他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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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虽然台湾作家黄春明和大陆女作家丁玲的创作风格迥异，但是剖析《看海的日子》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性形象白玫、贞贞可以发现：其文本遮蔽下的女性命运显露的是主体性缺失的政治、文化背景，女性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扮演的都是“他者”的角色。
　　关键词：女性命运；女性角色；主体性；缺失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4-0084-02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作家的代表，他塑造的大量生动而典型的文学形象，集中反映了台湾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所经历的时代阵痛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人的生存状况，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处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先河，她在延安时期及解放区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紧跟时代，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触大胆深入生活，表现人生。这两位作家，性别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人生体验和追求也不同，却都曾经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的身上，分别以各自的创作――《看海的日子》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传达了相似的价值追求，其潜藏于文本中的似乎“别无选择”式的女性命运耐人寻味。
　　
　　一、同样的归来，不同的遭际
　　
　　黄春明创作的《看海的日子》，写一个叫白玫的女孩为生活所迫被养父卖到妓院，用自己的青春换来全家人体面的生活，可当所有的弟弟妹妹成人后，却嫌弃她妓女的身份，昔日好友和美幸福的生活和她们聪明可爱的孩子使她萌生了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的念头。可她明白自己的过去和现状已经不允许她对婚姻有所渴求，她就选择了她自认为是老实入的一位嫖客作为未来孩子的父亲，在男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了孩子。并决心和孩子相依为命，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归宿。“这是不少作家写过的题材。不同的是，黄春明没有停留在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具体铺写，而是进一步展示出女性为恢复做人尊严进行不懈努力的心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回归的故事，是对过去的响亮的告别，她告别了屈辱的过去，尽管所谓不光彩的过去是被迫的，但是要主动走出过去习惯的生活，也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告别是在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翼的前提下作出的抉择。
　　似乎应该说白玫是幸运的，飘零多年居然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回归故里后，在她的眼里家乡的一切是美好的，她得到了乡亲关注的目光，得到了福叔的善意的问候，更得到孩子们纯真的接纳。尽管物质上是贫困的，但精神的富足却让白玫弥补了情感的沙漠。由于她对家庭的负责和孝行，再加上对村人的热忱，她在家乡很受尊重。可以说正是乡亲的包容使白玫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和勇气，正是乡亲的关心和体贴使白玫感到了人性的温暖和美丽。故乡是她灵魂的憩息地，淳朴的乡情使她受伤的心得到弥合，她的希望也从这里升起。从这个意义上看，她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因此，尽管这是一篇妓女题材的作品，但它却让我们感到有一种不屈的生命的力量和希望弥漫在作品中间。
　　同黄春明笔下的白玫相比，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主人公贞贞的命运却让人同情。在一次扫荡中贞贞不幸被日军抓走做军妓。她曾经为此痛不欲生，却出于“总得找活路”的想法艰难生存下来。以后她又怀着向敌人复仇的愿望“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做着为八路军暗送情报的工作。后来她回到村子，却受到恶言恶语的嘲讽，有些人甚至幸灾乐祸，无中生有地造出一些难听的话来传播。“尤其那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正是在“自己人”那里，贞贞犹如陷入了所谓的“无物之阵”。她不但承受了肉体的摧残，还要承受精神的折磨。这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意识和国民劣根性的可怕的沿袭。丁玲说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能够在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并及时地提出反对封建意识和小生产习气的问题”，联系她早年被捕后的那段经历，这种表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丁玲对个人历史问题的隐约折射。丁玲希望贞贞的回归能够得到乡亲的理解，贞贞不奢求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歌功颂德，更不奢求能够得到正常人所能够得到的爱情，但传统的恶习却给原本伤痕累累的贞贞以致命的一击。
　　
　　二、不同的归来，相同的缺失
　　
　　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白玫和贞贞的未来将会如何?表面看来，白玫实现了做母亲的愿望，贞贞也被党派去学习，她们似乎都有无限光明的前途。但在她们的生命中，昨天很重要。她们有那么一段让人同情的过去供人们去关注和评论；明天似乎也很重要，她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艰难的空虚的实在的现在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在她们生命中重要的男人在文本中的角色是暧昧不清甚至只是象征性的?
　　在《看海的日子》里，只是相对于想象中的妓女而言，那个叫吴田土的人对白玫是有好感的，但这种好感并非真正的爱情。何况对白玫而言她也没有奢望自己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以托付终身，她显然对结婚根本失去了信心，但她非常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因为她认为只有自己的孩子的目光对她才不会冷漠歧视，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让她在这世上拥有一点什么，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将希望寄托。这是因为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女性尤其是母爱的隐忍、牺牲和奉献精神。爱情、婚姻对于一个有着屈辱经历的人而言是不敢奢望的，但白玫又必须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前提是找一个精神的寄托，“一个自己的孩子”便很好地承载了这个寄托。“为了生存而舍弃爱情，几千年来女性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女性不觉得痛苦，不觉得畸形，因为那痛苦早已压抑到了意识之下，这种痛苦广泛地弥漫到女性生存的各个角落，带给她们以人生苍凉的感觉。那不是尖锐的痛，是钝钝的痛，在生存的压力下可以忽略不计的。”做了母亲的白玫只是完成了从女性到母性的转化，成了真正的象征之母，而她的妻性却完全成了“空洞的能指”。
　　贞贞的悲剧似乎和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有关，但她的命运与未婚夫当初的懦弱也不无关系，尽管他最后表示要接纳贞贞，但这种接纳却是犹豫的，迟疑的，丝毫没有一点斩钉截铁的坚定和至死不渝的勇敢，他留给人的是模糊的存在，他无法逃脱世俗对他的影响，而贞贞最终选择逃避婚姻又隐含着无奈和潜意识的自卑。
　　白玫实现了作家心目中的角色回归和理想转化，由人人不齿的妓女转变成了圣洁的母亲，用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做母亲的权利；贞贞实现了政治身份的改变，回归社会，回归党，从而忘掉曾经发生的过去，甚至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性别角色，融入党，成为单纯的政治符码，取得社会的认同。但遗憾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角色和作为女人的感觉却被忽略了。所以，尽管最终她们的文化身份是不同的，但性别身份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已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两人的转化除了符合道德的和民族国家要求下的身份外，女性的自我主体身份却被隐匿在文本之外。 　　
　　三、归宿遮蔽下的反思
　　
　　这两部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女人、爱情和命运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女性的主体性却没能在作品中得到很好的展示。所谓主体性就是针对思想的来源，思考者的主体如何去作深入自我的反省，以我和思考的对象形成一种自我了解的关系来再现它。其中有两方面的内涵：首先是对自我有清醒的认识。其次要辨别这种对自我的反省的来源是不是别人强加的，或者它是不是自己将他人的意志内在化而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反省。白玫和贞贞的选择都带有自愿的成分，但这种自愿的成分里面是否就是自己将他人内在化而强加于自己身上呢?她们究竟为谁活着?为了那个虚无的爱情而活着?但是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现实生活中，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任何时代都在悲剧性地上演着，这使痴情女子对负心汉的期望值大打折扣。如果是为了那个所谓生命的延续的孩子而活着，但孩子终究是会离开的，孩子也并非母亲的私有财产，那么她生活的意义究竟为了什么?把生命的赌注都押在别人的身上，无形中就迷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历史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惊人相似的剧情。许多文献都反映东方社会是崇尚无我的社会，因此邦弗尼斯特在《通用语言学之问题》里指出东方文字中没有人称代名词及时态，而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也认为东方人并没有自我的观念。
　　男人的自我主体性容易被同化在民族国家的大我中，而女人的自我主体性更容易迷失在家庭中。也许这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只要有母性伟大的光环的烛照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对所有的人宽容就可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并能通过个人的隐忍来克服一切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对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曾坚决反对和强烈批判过，但这种反对和批判似乎也导致了原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即把世界看成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从而使男性和女性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面对复杂的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尤其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应该作深刻的反省。并且这种反省应该是建立在对自己了解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同时这种独立性也应得到社会的认可。
　　无论对现实世界反映的深刻度如何。但最起码在作家丁玲和黄春明的内心深处，前者希望贞贞能够被认同、接纳，后者希望白玫隐忍、善良、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的优良品质不断发扬光大。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文本只是向我们打开了探索女性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窗口，更多的文本之外的意义还需要我们不断发掘。
　　
　　责任编辑　王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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