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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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结构耦合与策略国家、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概述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方法、框架和范畴。杰索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前学科”与“后学科”方法的国家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杰索普；生态统治；策略国家；治理模式；空间尺度
　　作者简介：何子英（1981-），湖南郴州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家理论、治理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国家学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研究”，项目编号：05JJD710134
　　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7504（2007）04-00３９-07收稿日期：2007-01-15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动力、历史轨迹和未来命运如何？围绕这些问题，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框架和范畴，如普兰查斯、密里本德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和阶级斗争，资本逻辑学派关注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推导国家的形式与功能，拉克劳和墨菲关注领导权斗争和意识形态。由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割裂开来进行单独考察，这些理论的发展潜力受到制约，而且常常因阶级还原主义、经济还原主义或政治至上主义而受到质疑。相比之下，当代英国著名学者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深入研究和阐发，并以问题导向的“后学科”研究方式积极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新理论，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调节理论、治理理论等，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不仅把政体、经济、意识形态的独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都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
　　本文拟就杰索普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框架和范畴，对杰索普的国家理论进行一个概述。在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杰索普肯定了国家这个政治系统的策略协调和策略干预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演化的重要作用。系统结构、国家内外部社会力量的斗争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选择。作为一个重要的超经济因素，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调节与治理资本主义的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选择、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的形成，受到具体历史阶段的时空定位以及经济、政治的空间组织尺度的规定和限制。在特定的时空定位和空间尺度下，积累策略、政治策略、领导权方案、调节方式、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形成，共同塑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形式与功能。
　　
　　一、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
　　
　　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体特征。杰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具有自我指涉性、独特运行逻辑、自我演化能力和“元编码”的自组织系统，“这些系统会自我维系、自我组织和自我再生产……但它们的共存和共同演化有赖于彼此的相互依赖”[1](P217)。这些功能分化的系统就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个会成为生态统治的系统。“生态统治”指称一个既定系统在一个自组织的生态系统中将其发展的逻辑印刻在其他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并远远超过其他系统将其自身逻辑强加于整个生态系统之上的能力。”[2](P25)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但是，在这种生态统治中，一个系统并不能单方面地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系统，每个自生成系统既自主运作，也依赖于其他系统的运作，甚至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系统在异常环境中反而成为统治性的。因此，也就“意味着其他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且也许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系统的广泛自主性。”[3](P85)
　　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解释传统。然而杰索普认为，经济决定只能在“财富在分配之前必须生产出来”的意义上坚持，如果认为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或其他系统起着一种决定作用，那将是错误的。“首先，所谓的经济基础明显地存在许多重要的超经济条件……其次，经济基础本身具有根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技术―经济方面的内容……第三，它不具有绝对的自主性，从而使它不能作为所谓的上层建筑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而运转。第四，如果经济基础不能作为上层建筑‘无条件的原因’来运作，那么后者就不能当作是他治的”[3](P81-82)。他强调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常常包括了比狭义的经济概念更广泛的其他超经济因素，经济统治是多元决定的。由此，杰索普解除了生产力和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最终的决定作用，解除了经济系统对其他系统最终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排除经济系统的重要性：与其说经济系统具有对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性，还不如说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中，因其独特的系统特性占据了生态统治的地位。
　　可以看到，杰索普受到卢曼系统论的影响。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卢曼而言，“系统A与系统B的成功交往不仅取决于A自身的选择性（选择那些使它有效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系统B的选择性。问题是系统A观察（或‘理解’）系统B的唯一路径只是通过A自身的选择性。B观察A也是如此。每个系统建构它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是把它或它们理解为有效的被排外于自身”[4](P30)。系统A可以通过选择而规避来自系统B对自身意义选择产生的风险，系统间交往的意义选择性使系统具有规避其他系统影响的可能性，这也就否认会有一个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结构的统治性因素。而杰索普认为，生态系统中必然存在某个系统的生态统治，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除了巨大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之外，还具有干扰其他亚系统的巨大能力，并向那些作为经济系统自身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之亚系统提出巨大的功能要求”，并且可以通过策略理性发展“一个成功的领导权方案渗透到不同的功能亚系统、组织及其认同中，并且在它们可以纯粹自主运行到什么程度上设置了限制。在一个领导权秩序中，每一个功能亚系统将保持自身的‘规则’；但是系统的‘纲领’将解释更广泛的社会目标”[3](P335)。
　　由于解除了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或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作用，杰索普与其他经济统治的多元决定论者之间也因此表现出了较大差别。普兰查斯认为，整个结构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5](P4-5)。例如，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中，经济环节居于统治地位；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宗教的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环节起着统治作用；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重新发挥统治功能。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的。阿尔都塞也认为，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主导结构虽然是固定的，但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却在变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6](P182)。所谓多元决定，也就是肯定具有复杂结构的总体中各种矛盾的并存及其相互作用。肯定主导性的矛盾并不等于排斥非主导性的矛盾，况且它们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由此，阿尔都塞认为，在构成社会形态的三大要素中，并不是经济始终起第一位的决定作用，而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交替起第一位的作用。但是，阿尔都塞强调在社会形态中这种多元决定作用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相比之下，尽管杰索普否认经济系统行使着最终或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不仅解除了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甚至也解除了“决定作用”本身，但他始终强调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态统治作用、经济系统的运行逻辑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演化的动力，认为“经济变化会极大地改变系统和生活世界”[7](P562)。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以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回到了经济决定的立场上。
　　
　　二、结构耦合与策略国家
　　
　　那么，在经济统治的资本主义生态系统中，作为政治系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系统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它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呢？杰索普指出，首先要考虑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这两个制度分离和自我指涉的自组织系统，如何可以在生态系统结构中接合起来的问题。
　　“结构耦合”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系统间的结构关系有六个特征：首先，系统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在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中并不存在等级控制，在功能上也不从属于其他系统；其次，系统不是自给自足的，其自身的运行依赖于外部环境的输入；第三，系统不是密封式的，它们受到其外部环境的影响；第四，为了降低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系统依据自身的法则来行动；第五，一个既定的自主系统的发展是以它和其他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为条件的，但却遵从自身逻辑，它的发展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是结构耦合的；第六，当系统相互影响时，它们通过变化、选择和重新稳定的相互作用而共同演化着，最终是偶然的必然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系统的发展影响着其他系统的演化，但是它既不能对其他系统行使等级式控制，也不能要求其他系统服从于它[3](P358)。由此，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功能亚系统，而是整个系统结构中的功能亚系统。
　　“策略协调”发生于整个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出现无法控制和无秩序的状态时，“结构环境是矛盾的，但它允许采用关注矛盾不同方面的不同策略”[8]（P65）。这一系统和结构之间的策略关系，杰索普称之为策略协调。策略协调涉及特定力量参加调控的能力以及特定力量、系统或结构尝试调控的脆弱性。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系统有它们自身的调控中介（比如法律、货币、权力），它们可以利用这些中介来影响其他组织、结构和系统，但这种调控和协调并不直接卷入整个系统，而是通过可以行动的社会力量来中介。它们可以预期其他力量的可能反应和正被调控的系统之响应，并且使它们选择的调控工具趋向于此。由于杰索普把权力看作是关系性的，因此，他认为力量平衡随着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制度秩序或社会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它们都容易受到一些内部危机、外部失败或外部攻击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策略选择的概念给我们指向的正是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这个结合”[3]（P360）。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的任务无疑历史地归属于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国家。
　　从结构/策略的辩证法出发，杰索普把国家定义为“社会性嵌入的、社会合法化的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做出具有集体性约束力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整体”[2]（P40）。杰索普主张把国家看成“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具体而言，就是把国家看作“政治策略”、“积累策略”、“领导权方案”的选择和竞争平台，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
　　政治策略关心的是国家形式、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系统是政治策略的场所，一个政治策略选择的系统。作为一个系统，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对一些政治策略更开放而排斥其他策略，国家是政治策略得以详细阐述和制定的场所，国家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能够超越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而产生，这些策略和斗争可能在国家系统内或远离此系统而得到发展，并且维持或转变它，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目前的策略选择部分地是它过去的策略选择与它寻求转变时采用的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意外结果”[3]（P262）。政治策略的选择并不必然与资本积累需求、资本利益或资本部分的利益相一致，但也绝不会倾向于非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和需求。
　　积累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于其实现的一般策略”。国家形式、国家干预与国家政策的选择，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并由此巩固统治阶级或某一派别对国家的支持。积累策略的改变客观上要求国家形式的变动，当积累在正常确立的政治策略形式下不能继续维持或再生产时，资本积累的需求会迫使政治策略作出变动。同样地，当某个占经济领导权地位的积累策略使得政治策略出现严重危机或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国家则可能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迫使积累策略作出变动，相应地，国家功能也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此外，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阶级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
　　国家在考虑积累策略和政治策略的竞争冲突或统一合作之外，还必须考虑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方案。领导权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领域，发展一个特定的“领导权方案”，有助于解决一般资本与个别资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领导权方案和积累策略并不等同，即便它们可能会部分重叠或彼此互为条件。领导权方案应该考虑所有相关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当采取涉及到民族大众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领导权方案[3](P208)。
　　资本主义国家体现为在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强制”上社会力量之间的“策略关系”以及政治系统做出策略选择、策略干预与策略协调等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结构与策略是复杂而可变的，因此结构整体的边界与接合是不稳定的，策略的世界由此也是多元的和局势性的”，从而“结构整体的策略转型就是必然的”[9](P80)。由此，我们见证着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守夜人”国家，转变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它正在转向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三、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
　　
　　如果说策略国家厘清了作为政治系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又如何发挥其具体的独特功能呢？杰索普指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矛盾且冲突的资本主义动力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再生产，它们都不能纯粹地依靠市场关系得到再生产，两者都需要补充性的再生产模式、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2](P1)这常常被我们称为“市场失灵”。但是，通过一些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或超经济的因素，市场失灵产生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可以得到调节、治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悖论就是“越发达的经济就越需要超经济的因素发挥更大的功能”[10]，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
　　调节是指为持续的资本积累增值和社会再生产所制定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希望通过适当的国家干预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维系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仅仅是修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关系的根本方面。一般而言，国家可以通过武力、法律、货币、公共物品、意识形态或道德劝诫来调节资本主义。而就经济和社会政策而言，它包括元政策、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四种形式。（1）元政策（Meta-Policies）表达了超经济因素的多样性，这些超经济因素影响了以社会的整个组织模式为基础的系统竞争，并且元政策的特征会随着竞争观念的变化而变化。（2）宏观政策集中于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如提供基础设施、需求管理。在大西洋福特主义时代，宏观政策的本质是由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管理。（3）中观政策涉及在更大的经济系统中为特定的分支/部门、特定的空间/地区制订的特殊政策，如区域保护主义等。（4）微观政策则影响着单个的经济单元（个人、家庭或公司），如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中的工资关系、养老金、累进税等等。这些干预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和充分性，随着时空的变更而发生重要的变动，并且根源于特定的积累体制，其特殊的空间尺度联系着具体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特殊的社会历史过程[2](P43-44)。
　　治理是指“在面对自主运作的行动者、组织与功能体系彼此之间相对的互相依赖时，各种协调的机制与策略”[11]。我们常常可以区分三种主要形式：交换的无秩序（市场力量）、控制的等级性（强制性的国家协调）、自组织的自组织性（水平网络）。狭义的治理所指的正是自组织网络治理。杰索普指出，“这三种协作形式具有普遍的关联性……所有三种形式都在再生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分量。”[2](P52)治理机制同更一般的调节手段一样，在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中是不稳定的，资本积累常常倾向于逃离这些调节手段和治理机制，由此可能会修正甚至打断治理机制之间妥协的不稳定平衡。元治理的引入就是要修正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对平衡，并且重新调整它们的相对份量，重新组织和重新整合治理机制之间的复杂合作。因此，元治理也就是“治理的治理”，它旨在对上述三种治理形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在特定时空定位下确立主要的治理机制，由此形成一种元治理模式。但是，元治理安排会随着资本主义时空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元治理本身是没有制度固定性也没有固定边界性的，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策略追求。在元治理中，国家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元治理的合理安排是“善治”的根本保障，它需要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确立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力量是主要的治理形式；在大西洋福特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主要的治理形式，国家与市场共同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促进了战后“三十年繁荣”；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自组织网络治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首要的治理形式。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和治理功能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保障资本积累的一般外部条件，如形式合理的法律秩序、保护私有财产。（2）保障土地、货币、劳动力、知识这些虚构性商品的持续商品化，调节它们在资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中可能出现的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问题，管理劳动力的供应、劳动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3）保障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劳动力的权力和能力，调节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4）界定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边界，修正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之间的接合，使其适应于资本积累，改变制度的和话语的建构起来的竞争形式，扩展资本逻辑对超经济领域的“殖民”。（5）在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中，促进生产的一般条件的供给，尤其是具有较长周期而又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6）管理生产力的不断社会化与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关系的私有化之间的基本矛盾。（7）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阶段确立必需的特殊时空定位。（8）通过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困境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反应，亦即发展一个适合于解决一般资本与特殊资本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的领导权方案[2](P45)。
　　然而，杰索普提醒我们，国家只是众多调节和治理机制之一，国家需要与其他调节和治理机制的紧密合作，通过这些机制，资本主义试图克服市场的不充分性。但是，治理和调节仍然会产生严重的冲突，可能还会制造出新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不但存在“市场失灵”、“国家失败”，也存在自组织网络治理、元治理的“失败”风险，因此我们只能在反思中寻找“一种最低满意程度的策略”[12](P82)。
　　
　　四、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
　　
　　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关系/策略选择、调节方式/治理模式的多样性/阶段性是怎样形成的呢？杰索普认为这取决于社会时空基体的特殊性，正如戴维・哈维所描述的那样，“在一般的金钱经济中……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结系列”[13](P226)。杰索普指出，“资本主义恰恰天然具有这样一种必要的时间结构。它是建立在作为一种‘时间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基础之上……往往与在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视界和主导积累空间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包括制度化的妥协、空间―时间模式和行为的空间与时间的维度等等，这些因素有助于积累制度和规制方式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和结构一致性”[14](P328、346)。
　　我们同样可以依据结构与策略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在结构上，当积累体制和它的调节方式共同演化而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框架内产生了某种结构的连贯性时，时空定位就出现了。如果结构形式的层级组织在整个系统结构中影响了它们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就塑造了整个时空定位的逻辑。对于不同标准的相对重要性而言，时空定位是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保持结构一致性的关键变量。时空定位的层级安排将特权赋予某些结构形式，这些特权将随着积累体制、增长模式、调节和治理能力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大西洋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核心，工资和货币形式是主要的，在治理模式的核心，福利国家是主要的；但在后福特主义，其他形式则变得更为重要，调节方式的核心是培育知识创新，治理方式的核心是自组织治理。在策略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无法在抽象层面解决，因此在特殊时空背景下，它们可以在经济和政治的不同尺度上通过特殊策略的制定和实现而局部性、暂时性的解决。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限制了主要的时空边界，从而确保了系统结构的连贯性，使得策略协调、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所依赖的制度化平衡更为便利，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制度。
　　尺度（scale）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的主要空间组织原则，并为其划定“边界”。主要的空间尺度围绕时空定位而建构，它们的一致性随着时间而相应的变化。“尺度”具有以下特征：（1）尺度是社会过程创造的，是特殊社会过程的纬度。（2）尺度是关系性的和相对化的。制度的结构、功能、历史和动力是关系性的，因而如城市的、地方的、区域的、亚国家的、国家的、超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等等尺度之重要性依据社会过程的特殊性或制度形式而不断变化。（3）尺度的组织是嵌套式的，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尺度，它是个层级式的结构，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的各种尺度相互作用着，在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尺度。（4）尺度定位。制度形式主要的大尺度是在历史背景中由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的，尺度定位是不稳定的，随着社会过程的进展而建构、再生产、修正、废弃、重生、再造。（5）尺度转型。尺度重新调整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尺度取代另一个尺度，相反，尺度转型是过去的尺度定位与现在急剧变革之间路径依赖式的相互作用。某一历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尺度秩序会强大地限制着尺度结构的转型和发展，但尺度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时代的巨大变革会动摇尺度定位、削弱尺度结构并由此而重组尺度秩序[15](P5-12)。
　　资本主义再生产、时空定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是围绕一些主要的尺度而展开的。比如，战后大西洋福特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就是一种以民族经济为其主要空间尺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福特主义增长方式、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围绕着历史性的特殊时空定位而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一致性和尺度一致性，形成了战后的“三十年繁荣”。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空间约束的彻底根绝导致了经济空间的民族尺度的“引力的彻底克服”（鲍曼语）。在水平层面上，“全球的”成为最大的空间尺度；在垂直层面上，“全球的”成为最高的空间尺度。但杰索普指出，在这种新的尺度秩序中，“虽然作为战后大西洋福特主义体制中理所当然的主要尺度的民族尺度已经失去，然而在当前的后福特主义阶段，还没有哪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其它尺度（不管是全球的还是地方的，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多边的）获得了相似的重要性。相反，围绕哪种空间尺度会成为主要的、哪种尺度将成为接合其他尺度的等等这些问题展开了持续的斗争，这反映于不同尺度的更复杂的网络化和交织化，并且都在进行重新联接”[2](P179)。因而，在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时代，尺度是相对化的和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是多尺度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作为过去时空定位中的经济和政治的主要组织尺度不断削弱其重要性。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在新的以“时空扩张”和“时空压缩”为特征的全球化时空定位上不断地重组其尺度结构和尺度秩序。
　　尽管全球资本已经形成一种城市的、地方的、区域的、亚国家的、国家的、超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多方位的新立体空间，然而，由于尺度的相对化并没有因民族国家尺度的削弱而使哪个尺度成为主导性的。尽管“全球的”尺度既是最高也是最大的尺度，但仍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首要地位。“民族的”仍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织空间，它也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空间领导权的竞争。此外，“政治组织的主要尺度并不必然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尺度相一致”[2](P54)，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显然的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将会趋向一个“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尽管伴随着国际领域的去民族国家化趋势，但是“在社会结构中，任何组织的革新，都是通过技术管理形式，有组织地修正其与国际领域的绝对和相对的关系”[16](P434)，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在重新设计、重新想象和重新调整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当前，围绕全球化时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转型，引发了许多激烈的争论。杰索普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空定位和尺度重组，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及国家的形式与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少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正在从大西洋福特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转变为后福特主义中的“去民族化的、以治理为基础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17](P216)。
　　综上所述，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与策略、形式与功能、运行与演化、多样性与阶段性及预测其未来可能形态的综合性理论范式。杰索普以问题为导向的“前学科”与“后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其具体理论分析，对我们建构具有当代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B.JESSOP. Regulationist and Autopoieticist: Reflections on Polanyi’s Account of Market Economies and the Market Society[J].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6,2001,(2).
　　[2]B.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2.
　　[3]B.F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4]MICHAEL KING,CHRIS THORNHILL.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5]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B.JESSOP. 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 Remarks on Regulation,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7,(3).
　　[8]ANDREWndrew L. Freiedman, Microregulation and Post-Fordism: Critique and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 Theory[J].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0,(1).
　　[9]B.JESSOP.Regulation Theory, 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A].WERNER BONEFELD,JOHN HOLLOWAY,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 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t State[C].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10]B.JESSOP. 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A].RICHARD BOYD, TAK-Wing Ngo, Asian States: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C]. Routledge Curzon,2005.
　　[11]杰索普.欧洲联盟与近来国家的转变[J].国家与社会，2006,(1).
　　[12]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杰索普.紧随福特主义的是什么？关于资本主义分期与管制[A].罗伯特・阿尔布里坦,伊藤诚等，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5]NEIL BRENNER.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B.JESSOP.Gramsci as a Spatial Theorist[J]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05,(4).
　　[17]B.JESSOP.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A].STANLEY ARONOWITZ, PETER BRATSIS. Paradigm Lost: 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C].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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