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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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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最根本的弊病在于缺乏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长期以来,我们都渴望伟大作品的出现和文学大师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也应该是能够出现大师的时候了。大师的真正标志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灵魂。中国文学应该在写出灵魂、写真实或诚实写作上取得真正的突破。��
中国论文网 /4/view-10358642.htm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灵魂;生命意识;诚实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217―03��
  
  一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批评界似乎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没有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持此论者的一般看法是,因为中国文学缺乏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王晓明就曾指出:“在20世纪,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不比其他国家差,而且所遭遇的外部生活的刺激也非常强烈,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强烈一些,但就是由于这种自我压抑,作家没能够彻底放开来想,放开来写,所以始终出不了大作品。问题是,为什么作家要抑制自己的内心冲动,一个原因自然是处境太严酷……但从更内在的方面讲,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作家好像是缺少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这个‘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世俗处境。……其实伟大的艺术都是对灵魂的关注,是对这种关注所激发的激情的体会。……许多中国作家就是缺少这个东西――一种不写出来就感到不安,一旦写起来就忘乎一切的激情。我把这种激情的缺乏归之于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缺乏,而不仅仅是缺乏勇气,更不仅仅是缺乏才能。”①王晓明先生还曾以犀利的思想拉出了真正导致这种局面的、“文学之河深处”的那个“大家伙”──几千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铸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功利意识及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立场。②摩罗则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过于社会化、政治化,缺少精神化、艺术化。”③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坛正在产生优秀作家,但是还很难说已经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家需要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需要同时介入形上命题和生民日常生活之苦难的心理素质,需要为每一个病号的肉身痛苦无望地呻吟、为每一个囚徒的孤苦无告黯然神伤的神经质式的敏感与善良。一个民族不但必须拥有这些优秀的精神财富,而且必须让这一切优秀的精神财富集中在同一个写作者身上,只有这个时候,所谓伟大作家才会产生。”④笔者基本上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没有产生所谓的大作家和大作品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广、更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习惯等原因。
  论者过多地强调灵魂、心灵、精神等层面的因素,无疑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些层面体现得比较贫弱。不过,这样强调并不等于说伟大的文学作品仅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文学作品都高度文学地表现了深刻的人性内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心灵质量,而且还有着语言技艺的“炼金术”和高超的叙事能力,显示着艺术思维活动和艺术劳作中那种创造的主观性的生动感性;在心灵质量方面,不但融入着终极关怀意识,而且折射出人性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我们说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并不是说作家和文学应该背对现实,不食人间烟火”,文学的超越应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同时包含了所有”⑤。也许这里面的确有个悖论:只有通过两个似乎相互抵触的因素的会合――通过精神天才与时代生活在语言的“炼金术”中广泛深入的融合,具有巨大震撼力的作品才
  会诞生。
  
  二
  
  我们渴望伟大作品的出现,渴望文学大师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也应该是能够出现大师的时候了。笔者认为,文学大师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悲剧意识、悲悯情怀和写真实这样几个方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得融入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中国当代文学在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上似乎不存在什么大问题。我们审视中国当代文坛不难发现,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基本上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家有之,如张炜、莫言、韩少功、王安忆、李锐、苏童、余华等;拥有接近大师的架构和笔法的作家有之,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要提高中国当今的文学创作水平,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就在作品的灵魂含量上,或者说如何使文学创作体现为在灵魂的维度对人类生存根本状况的觉醒与描述。笔者所强调的文学大师的标志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灵魂。王晓明曾说:“倘若有人问我,对21世纪文学的期望应该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说:希望在21世纪的中国小说里面看见灵魂,读到灵魂的颤动。”⑥这也是很多关心中国文学的人的期望。应该说,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先锋文学崛起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已渐渐走出意识形态化写作(严格说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是意识形态化写作),开始关注人的灵魂。从今天的现实看,已经有一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了灵魂的一角。但总的来看,在当今的作家群里,却仍难觅大师的踪影。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写出灵魂呢?原因很明显:第一,文学是人学,作品有没有写出灵魂,有没有充分表达人内心的真实,是作品揭示人性是否深刻的最重要标志,写出灵魂是中国文学整体品位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需要;第二,写出灵魂也是充分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需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说得不错,但是如果狭隘地理解这一命题那就太浅薄、太可笑了。当然,我们的文学并不单纯是为了要与世界文学接轨,或者说不是要为写灵魂而写灵魂,这是时代精神状况对文学的要求。文学要表达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深层生命体验和经验,似乎已经必得有灵魂来参加。灵魂的强烈活动(对存在的深切感受)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特征之一,无论作家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类型,灵魂都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究竟怎么判定作品里有没有灵魂呢?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在缺乏形上诉求的中国人这里,灵魂还真像是个不明不白的东西。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⑦,在人文精神上不注重外在超越,缺乏形上追索,这是几千年的儒道文化传统铸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现实,它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灵魂是人不仅仅作为肉体性存在更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根本标志,它追求超越,追求和解,追求与存在本质的统一。当然,它也是人类痛苦的源泉,因为人类还得照顾似乎与它有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的自己的肉体。写出灵魂就是要作品渗透着对人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而不是只被对人的虚假认识所充斥。作品里有没有灵魂,就是看作品里有没有宗教性因素。宗教性因素不等于直接的宗教表达,而是表现为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层面的关注。最突出的宗教性因素应该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此外,还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意识。一种顶尖的文学创作活动,除了创作主体自身真正进入了文学内部外,还应当有人类存在的根本命运这一背景意识。也许这是又一对悖论组合,但就是它们共同组成了孕育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基质。
  
  三
  
  强烈的生命意识意味着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真正的文学一刻都不应该离开对人的生命意识的表达。它可以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无关(相对来说的),但必须与生命紧密相连。如果一种文学叙述建构在对生命本身的遗忘中,那它是不可能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在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做得也都很到位,但总是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仔细审视的话,总让人觉得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遗忘。它从不会关心人(尤指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深层体验,不会关心“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中国作家无论如何都难以像西方人那样去披露自我,披露他们的隐秘、他们的灵魂、他们最独特最个人的真实。我们的作家写书时,好像是在做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可以指向任何身外之物,唯独不指向生命本身,不包含作家自己对生命的深层经验和深入的理解。粗略地检视一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化写作一直是其主旋律,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写作的大一统局面。我们的文学只是表达着对社会变迁的认知,那些认知图式往往是事先已被政府界定或社会认定了的,作家们所做的只是倾自己的文学才干去图解政治或社会主流观念。从茅盾、赵树理到整个“十七年文学”,再到“归来者文学”,乃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几届茅盾文学奖的多数获奖作品看,无不是在做着这项工作。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微观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虽然不直接图解政治,却处处体现出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毛细渗透”功能。这些作品津津有味地描写着人所共知的文化常识、社会常识及大众生活样态的鸡毛狗碎。生命在这里只剩下了最简单、最乏味、最平庸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的“新写实主义”、“新体验”、“新状态”等都属于这一类写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的所谓“私人化写作”,虽然兜出了一些个人最隐秘的经验,或者说隐私,但我们几乎仍看不出任何真正生命境界的表达。这类写作有的后来还通过采用“文学的减法”,直取身体,使本来还有点内容的“私人化写作”蜕变为赤裸裸的“身体写作”。这样的写作名义上都是在写实实在在的人、写自己、写最本己的人,但实质上其生命关怀意识却严重匮乏。
  强烈的生命意识必将导向终极关怀意识。终极关怀意识是什么?其实就是某幅名画的标题──“人是谁?他从哪里来?他要到哪里去”──所折射出来的那种人类关于自身生命存在的切近本源的体验与思考。关于这一问题,人类已经追问了几千年,至今好像还没有找到答案。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形成了所有伟大艺术的源泉。中国传统的文艺观与中国人的人生观一样,都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学灵魂的力量贫弱的症结之所在。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学一笔勾销,应该说,中国产生过伟大的抒情文学,并且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只是,在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表现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上是远远不够的。近代以降,虽然中国人作为“人”的这种觉醒痛苦是倍增的,但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历史命运。诚然,一个悠久的文化模式无比成功地避开了存在论意义上那些不可思议的心灵难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其中也许包含着某种伟大的生存智慧。但是,在现代性视野下,这种智慧宿命般地遭遇到了来自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的有力挑战。文学作为人学,应该勇于担当表现这种命运的命运,不应该无视或躲避这种命运。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文学才会真正显出其应有的力量和价值。但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悲悯意识就是对人的苦难的内在承当意识。对人的苦难的内在承当意识要求作家首先要有人类意识,不能让文鸟只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作巢。其次是要有悲悯之心。只有具备了悲悯情怀,作家才能真正写出心灵、灵魂、希望和意义。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两样东西是诚和爱,这恐怕与悲悯意识在中国人身上的稀缺有直接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给人的淡漠感也在于其内里这方面素质的苍白。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着惊人的震撼力量,归根结底就在于渗透其字里行间的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之心。
  中国文坛几位最好的作家中,余华的作品具有较多悲悯意识。关于早期的余华,论者较多地注意到了其叙述之阴冷,却忘了其深蕴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意识。可喜的是,他后来的创作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在葆有一种心灵素质的前提下,叙述则越来越朴素,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赋予我们某种内在的感动和温柔。相比之下,张炜的创作显得太“中国味”了,缺乏精神性的大量融入,缺乏对生命大境界的追索,缺乏作为现代意识的重要指标的对存在的关注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看,支撑张炜文本思想的还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哲学思考,而非一种以觉醒的现代文化个体为本位的精神诉求。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谁能像莫言的叙述那样“慷慨”,往往不把一种情境描写到极致不罢休。但正像莫言自己说的,他只是个“写家”,作品主题及艺术追求给人一种超价值、超道德、超善恶的感觉,这最终会妨碍他成为大作家。尽管艺术的最大目的可能在于追求美和诗意,但某种内在的心灵素质也是任何伟大的艺术必不可少的。
  
  四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写真实或诚实写作的问题。大师都有共同的标志,这毋庸置疑,但每位大师也都是不可重复、不可模仿的,因为他们在写作中体现了诚实写作的原则。卢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除自己的切身体验外,不存在任何灵感。大师的出发点应该都是自己最真实的生命体验,这体验肯定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即便是大师在自己不同的生命阶段,其体验也是变化莫测的。正如戈迪默所说:“生命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存在不断地被环境和不同意识层次拖到这边,拉到那边,拽成这样,揉成那样。绝没有纯粹的存在状态,因此也绝没有完全体现那不可预测性的纯粹文本,‘真正的’文本。”⑧大师所要做的就是寻找确切的词语,借助形象,把自己最真实、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表达出来。唯有如此,才能使文学作品更深地进入人的灵魂,才能真正写出人性的深度。大师的力量最终来自于自己独特的叙述,具体采取什么叙述手法并不起决定作用。这需要超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及艰苦的写作历练,也需要最诚实的写作。余华曾说:“作家写小说,说到底是拼性格,拼力量。你行或者不行,其实就是看你在那些广泛的敏感区域中,有没有能力去直着写。”⑨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真正有力量,才会“闪耀着内在的人性之光”。最诚实的写作也是最难的,但也是大作品诞生的基础。
  总之,对中国当代文学,笔者有四点期望:第一,在中国文学的叙述话语中,期望出现更多能够穿透生命、穿透心灵的语言;第二,期望中国作家抛弃世俗功利意识、超越平庸,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找到苦难的根源,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第三,期望在中国文坛看到这样的大作品的诞生──它们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新奇的刺穿灵魂的力量,而且对整个以后的时代都会葆有一种持久的力量;第四,期盼中国文坛出现大师,期望中国文学真正走向我们渴盼已久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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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⑤⑥王晓明:《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期望》,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参阅王晓明的论著《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的总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③④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197、312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鲁迅全集》3,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1721页。
  ⑧戈迪默:《写作与存在》,《诺贝尔文学奖文库》第九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⑨余华、洪治纲:《远行的心灵》,《花城》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一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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