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成因之多维探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史传,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质:它既可归属史学范畴,同时又被视为文学领域的一支“劲流”｡这样一种双重品格的获得,有着多重历史成因,而这些历史成因在史传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史传构成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即它们既推动､促进史传的产生､发展,又在此过程中使自身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史传; 产生与发展; 历史成因
　　中图分类号:K204.1 文献标识码:A
　　
　　史传,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如何定位它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似乎也成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说史传特殊,是因为它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质:它既可归属史学范畴,因为它具备历史著作所应有的一切本体特征,如史鉴与劝惩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褒善贬恶的道德目标,在史传作品中都得到充分表现;它又被视为文学领域的一支“劲流”,它对历史真实的故事化处理,对历史人物的鲜活塑造,对个性化的语言､细节､心理描写手法的情有独钟,等等方面,都使其成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双重品格的获得,其实有着多重历史成因,而这些历史成因在史传的发展过程中又始终与史传构成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即它们既推动､促进史传的产生､发展,又在此过程中使自身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一､历史意识的促动
　　
　　历史意识,本文主要是指人们对祖先的崇拜,对已经逝去的往事的经验性总结的态度｡渊源久远而且长期积淀于中华民族中的历史意识,是史传生成的一个重要机制,它从一开始就在思维方式上为史传的发生预设了“史”的轨迹｡
　　鲁迅在论述中国神话仅存零星的原因时指出:“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①(p10)这其实道出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每个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程中都有对历史､对已经逝去的往事的认识,但相对于一般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历史意识不一定都表现得敏感和强烈｡而中华民族则是历史意识早熟且强烈的民族｡正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时间历程(有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地理空间,正是异于其他民族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早熟的历史意识｡中华民族生活于黄河流域,远离海岸线,人与自然的唯一关系就是与土地的关系｡春种秋收,周而复始,造就了以农为主的单一生产方式,也造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一生活状态｡人们对于自己土地以外的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在那块属于自己的天与地之间,他们可以做的大概就是向内探求,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经验作总结｡从最早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即表现出对氏族历史的追寻;殷商时期,宗族血缘关系代替了过去以图腾聚合氏族成员的做法,这更加激起对自己祖宗的追忆,于是重温历史成为祭拜祖先的最好方式｡西周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个理性时代,较之殷商,宗教气氛已开始淡化,历史意识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完备的史官文化,从而吹响了中国人发抒历史意识的第一声嘹亮的号角｡
　　如果以文字的出现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那么也恰在此时,在强烈的历史意识的促动下,中国出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典册和史籍,这里是最初孕育史传的地方｡因此,史传的出现和文字的产生一样年代久远｡从甲骨卜辞到《尚书》､《春秋》,从《左传》到《国语》､《战国策》再到《史记》,史传文学始终以深沉的历史意识贯穿始终,并且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又逐渐将这样一种历史意识转变为自觉的创作目的｡由于史传对历史意识的不断发扬,“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甚至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行动纲领｡应该说,历史意识与史传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历史意识是促动史传生成的因子,另一方面,在史传的发展过程中,又使得历史意识得以更深层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二､神话历史化的催生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有这样的争论,即在中国,究竟是存在着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正如扑朔迷离的神话自身的起源一样,无论是倾向于前者还是倾向于后者,对问题的回答都带有很大的猜测性｡本文认为,不管是对神话作出合乎历史的解释,还是把历史加以神话化,都不能排除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其间都必须有历史意识的强力参与｡在历史意识的参与中,神话与历史呈现出互渗现象｡而本文所以将神话历史化作为此处的题眼,主要是更想强调､突显“史”的作用和结果｡
　　所谓神话历史化,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中认为,就是“对神话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即,对原本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智性的､历史化的解释｡”②(P335)神话历史化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今天看来是一个纯学术问题,然而在当时却是具有一定现实性的时代思想变化的问题,它与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相伴而行,从殷商时发端､西周时形成高潮､大约西汉时结束,前后经历了一千余年｡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潮为中国史传的发生充当了“催熟剂”的角色,也给中国的后世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发展带来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神话被直接改造､转化成历史,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神话零散的状态为神话历史化的顺利发生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依然归因于中国人过早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伦理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在其产生之初都是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而存在,因此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有的民族对其加以有意识的缀集､整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神话”,最典型的如古希腊神话;而我国则自商周始,不但不对零散的神话进行整理,反而以清醒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把零散的神话材料制成合乎伦理精神和智性需要的古史传说系列,“黄帝四面”､“黄帝三百年”､“夔一足”等神话的历史化解释可谓这一文化现象的最典型范例｡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宣言,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实用目的性又始终如幽灵般窥视着后来者,使得“中国古代士大夫对历史化了的上古神话也往往深信不疑,甚至把它当作中国古史的真实情境写入史书｡”③从《左传》开始比较完整地将神话转化为历史,到《史记》中仍将上古五帝系列列为《五帝本纪》,均表明中国的神话和历史呈现出严重的“互渗现象”｡④(P164)
　　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使尚未建立体系的中国神话更加零星､破碎;二,使原本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库”和“土壤”的神话让位于历史,一部分充满幻想和想象的神话被赶到史学领域,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从而增加了史传文学的瑰丽色彩;三,对神话材料作出合乎各种实际目的的解释本身,促进了历史著作中文学叙事能力的发展,这也是史传影响后世中国小说的一个显著之处;四,作为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就是确立了“史贵于文”的价值观,这可以说是制约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史传得以发展,神话与历史的交融､互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经世致用思想的召唤
　　
　　如果说在促使史传由发生到繁荣的诸项因素中,历史意识的促动､神话历史化的催生是更多倾向于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客观因素,那么经世致用则主要是出于统治者和著述者的主观目的,它使得史传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功利性特征,而且它“不仅是史传的一种特征,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史传的价值所在和存在的理由”｡⑤
　　上文已论及,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早在氏族图腾崇拜时期即表现出追寻氏族历史的兴趣,而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样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敏锐的时代意识结合,从而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垂鉴与劝惩就是这种史学意识的鲜明体现｡在经世致用思想的统摄下,垂鉴与劝惩成为史传创作最堂而皇之的目的｡所谓垂鉴,就是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防止重蹈前朝统治者的覆辙｡所谓劝惩,就是劝善惩恶｡
　　首先将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的是孔子｡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孔子作《春秋》,是出于对纲常紊乱､君权下移､礼崩乐坏的现实的巨大而深沉的忧虑,是想以历史上的成败教训来警示现实,达到“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任”､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司马迁作《史记》是要“述往事,思来者”,是要和《春秋》一样肩负起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其终极目的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想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后如《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传作品都贯穿了同样的思想｡源于《春秋》中所谓“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劝惩为目的,也为后代史传作家所推崇｡《左传》中曾对劝惩的原则作过两次申述,《左传・成公十四年》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⑥(P36)钱钟书先生认为,前四项指的是修辞方面的特点,第五项指的是社会功用,前四项是为后一项“惩恶而劝善”服务的｡《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曰:“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⑦(P36)“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便是“惩恶劝善”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
　　尽管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亦千姿百态,但在史传的全程发展中,史传作家始终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实践目的作为创作的主导意识,将垂鉴与劝惩作为史传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
　　
　　四､史传作家的自我实现
　　
　　史传产生的原因和契机,伴着深刻的实际需要,它推动史传由发生､发展到成熟､繁荣一路走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史传作家――创作主体的个体动机,那就是想通过著史以立言,以实现个人生命与人格价值的不朽｡它是史传创作的动力,也是无数史传作家绵延千年不绝于世的奥秘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史传呈现出鲜明的文人化色彩｡(这大概也是后世小说作家多以史传为宗的原因所在吧!)
　　史书讲求实录原则,因此,客观上要求史家仅仅是作为记录历史真实的工具而存在｡正如章学诚所认为的,“史家的工作只在于‘搜罗咨访’,如果材料‘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⑧然而翻开浩瀚的史传书库,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部史传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渗透､显示出史传作家个人的情志､立场乃至人格精神｡
　　史传作家多为饱学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外乎两种:“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前一类多身份显赫,为当朝皇帝器重,而他们作史也多是奉命而为,目的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后一类则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史传作家群,他们往往不见容于当世,不为统治者所赏识,于是退而著书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期望能以“立言”的形式实现个人生命的不朽｡例如,春秋时代,诸侯争霸,孔子奔走､游说于各诸侯国间,然而始终不能为各诸侯赏识,于是退而著《春秋》,以此寄寓其“思”｡孔子之后,著书立说几乎成为士大夫们的专利｡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总结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古人看来,著文尤其是著史堪可与经国之大业相媲美｡这也是为什么无数史传作家愿意勤勤恳恳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去作史的原因了｡
　　然而,史传终究属“史”,它不允许史传作家将自己的情感､意志在行文中任意挥洒｡(孔子也只是将个人的褒贬好恶隐含在每个字里,即所谓“微言大义”｡)那么,撰述者的个人情志如何发抒,个体人格如何实现呢?史书中独创的论赞方式满足了这种需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后汉书》中的序论｡在这里,史传作家们“不仅可以较为随意地､饱含自己情感和识见地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甚至也可以放纵在叙事中受到拘禁的文才”｡⑨这同样也是后来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显著之处｡
　　
　　无可置疑,任何一种事物,在其发展､成熟期所呈现出的状貌其实往往与其萌芽状态相去甚远｡史传作品也是如此｡史传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以“别样”的状貌呈现给今人｡我们多方探求史传产生的原因,并不是要精确指出是哪一个“点”的促动导致史传的发生,史传的发生也许是复杂的甚或矛盾的,但深刻的实际需要却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本文所总结的四个方面,也都与这一线索密切相联,它们是史传产生的契机,也是史传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与史传融为一体,使史传成为文､史的结合部｡
　　
　　①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②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③孙书磊. 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生[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④郭丹. 史传文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⑤⑧⑨罗书华. 史传文学创造动力论[J]. 浙江社会科学,2000，(1)｡
　　⑥⑦郭丹. 史传文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许劲松)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03604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