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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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它不仅代表了现代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水平，也昭示了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但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有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图分类号：F093.1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1-0010-03
　　
　　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前的西方经济学家，无疑是他们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思想和智慧，却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及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例，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舒尔茨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强调经济是人的经济，没有人就没有经济活动，也就没有经济范畴与经济学。历史是人民自己创造的，真正的历史观必须“以人为本”。而且“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手段，他首先是目的。这就是“以人为本”作为历史观的根本原则的依据。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充分地反映在他的经济学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对舒尔茨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从舒尔茨1979年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所做的诺贝尔演讲中就可以反映出来，舒尔茨在根据此演讲而写成的《人力投资》一书的第一章即“穷人经济学”这一章中，就是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一主线，从一切为了人和一切依靠人这两个方面来阐明他的“穷人经济学”基本内容的。就一切为了人的问题，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1]就一切依靠人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生产决定性的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2]并以“对土地估计过高”、“对人力质量估价过低”为题批判了西方经济学“以物为本”的传统。以“人口质量的成就”、“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和“具有高度技能的人”为题，阐明了他的“穷人经济学”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特征。
　　舒尔茨是由于他的人力资本理论而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20世纪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鲍曼在《经济思想中的人力投资革命》（1966）一文中，称其为“经济史上的革命”。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从概念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少地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舒尔茨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第一，舒尔茨人力资本概念和马克思劳动力概念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这种人的能力或劳动能力只能存在于劳动者身上或者说存在于“活的人体中”。第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内容也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我们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人力资本投资。”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第三，舒尔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马克思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人力资本、强调活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第四，舒尔茨人力资本数量、质量的论述和马克思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劳动力质量，强调复杂劳动的重要作用。第五，舒尔茨关于“劳动者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也是极为接近的，他们都是从研究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入手，而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第六，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的劳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力资本。第七，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极为相似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是“以人为本”的资本理论。第八，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思路是极为相似的，都是从破解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迷思”入手，在揭示“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和“剩余价值来源之谜”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阿玛蒂亚・森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阿玛蒂亚・森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印度经济学家。作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他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发展经济学诸领域做出了贡献。其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独辟蹊径的切入点、并由此得出的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观点以及在经济学研究中价值有涉的观点，使其最终获得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仅是阿玛蒂亚・森个人的荣誉，同时表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的利益问题受到了学者的特别关注，而这有可能改变社会对贫困和福利保障的价值判断，也必将影响政府的社会政策选择，直至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福利需求。联合国前秘书长柯菲・安南曾对其赞叹道：“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比阿・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利益，……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因此，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把森称作经济学的良心。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阿玛蒂亚・森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同样也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学家研究的主体不应该从只追逐财富的一种动机的“经济人”开始，而应该从具有多种动机驱使的现实的人开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不应该局限于商品世界，因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显然，不同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域，阿玛蒂亚・森试图重建的经济学其分析范围囊括了作为社会中自由和自主主体的人的发展的众多方面，因此也可被称之为人的发展的人文科学。
　　阿玛蒂亚・森认为：“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往往过分关注非常狭隘的东西，而忽略了哲学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经常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古典经济学共同的话题――劳动价值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相对价格的预测，应该更加充分地把他们看成是描述、解释和理解社会性质的方式，其中包含着评价社会实现了什么的规范内容。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了财富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关系，因而财富只有在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之内才能被理解。
　　阿玛蒂亚・森的这些看法并非无源之水，这不仅是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同时，明显地也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和启示。马克思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抽象的人”。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透过市场经济中物与物关系的重重迷雾，揭示了人与人的现实关系，其最高境界，就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为基础，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的这些光辉思想，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并对阿玛蒂亚・森等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及其劳动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从哲学高度阐明了人是劳动的主体，自然资源是劳动的客体，资本资源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媒介。而且资本资源实质上是劳动主体的延伸，是人对自然控制的表现。可见，马克思把人和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提高到空前的地位上，他本人甚至称自己的经济学是“劳动的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惟一的标准，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透过商品的物的表象，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列宁曾经说过，“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经济理论，是一种透过现象看到问题本质的理论，是一种透过物与物关系的表象而揭示出人与人关系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对舒尔茨、阿玛蒂亚・森等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
　　
　　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克鲁格曼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克鲁格曼之所以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目前困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的准确预测和分析。
　　克鲁格曼早在1998年出版的名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就对大萧条可能再次发生表示了极大的担心：“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没有人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过去碰到的问题。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我们不会再重演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仍然上演了100多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因此，克鲁格曼提出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反思，重新构筑“萧条经济学”的框架，重新考虑被经济学界所扬弃的凯恩斯经济学，寻找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而找到预防之道。否则，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去制定对策，无异于缘木求鱼。
　　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他提出“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式宣告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这又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药方。而凯恩斯主义药方本身就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和启发而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做过深入的研究。
　　1938年，原俄藉美国经济学家、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创始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针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里昂惕夫写道：“现代经济危机的分析，明显地受益于马克思的经济学(indebted to Marxian economics)。马克思关于影响经济危机的二个主要变量是人所共知的：一是基于有名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投资不足理论(The theory of under-investment)，另一是消费不足理论(the theory of under-consumption)”。里昂惕夫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二年前即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也暗示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关于现代经济危机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克鲁格曼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凯恩斯主义者，而且无论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还是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预测，都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理论基础和前提之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克鲁格曼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和预测世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研究方法看。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西方学者一般都讳言政治而专注于经济分析。克鲁格曼则不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他明确指出:“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著作，但经济学本身总是在一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5]因此，经济学的原理和政策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关于这一点，克鲁格曼在该书中对拉丁美洲经济状况的论述、对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真正原因的说明等均能加以证实。克鲁格曼所揭露的政治与经济密切有关的各种事实，一方面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上的重大作用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些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克鲁格曼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和理论影响，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某些内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西方经济学家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回归。这正如意大利经济学家李卡多・贝罗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在1998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重新评价，〈资本论〉第三卷论文集》一书的绪论中，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被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有所下降，苏联解体、东欧变革以后就更低了。但是，认为共产主义“失落”的那股初始热情过后，资本主义的矛盾远未解决则看得越来越清楚。马克思的著作仍然值得作为伟大的“经典”来研究探索。马克思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比美。
　　罗宾逊在其著名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也曾指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现代人的共鸣”，[6]马克思是 “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7]西方经济学家“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8]舒尔茨、阿玛蒂亚・森和克鲁格曼就是这样的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学到很多东西，并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此，在许多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上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1][2][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M].贾湛，施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马克思.资本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8]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责任编辑 刘凤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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