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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复台与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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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驱荷复台,不仅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扫荡了荷兰的殖民文化,而且将大量的汉人特别是闽南人迁移入台,促使台湾社会逐步]变成以福建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有力地推动着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则又进一步凸现和强化汉族移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优势地位,使汉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
中国论文网 /4/view-10376921.htm
  [关键词]郑成功;台湾;汉文化;移民社会;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144-07
  陈梧桐(1935―),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北京 100081)
  
  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南明的抗清斗争相继陷于失败之际,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率师东征,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郑成功的这一历史功绩,对于捍卫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台湾的开发和建设,鼓舞和支持亚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史学界已有定评,此不复赘。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就郑成功复台对推动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及其深远影响,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
  
  从远古时代起,福建的土著居民一直是百越民族的一支闽越人。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发兵攻打闽越,置闽中郡,福建被纳入了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汉初年,汉高祖因闽越首领无绪助其夺取天下有功,封他为闽越王,闽越逐渐壮大,成为雄踞东南沿海的一股割据势力。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发兵击灭闽越,“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1](卷114《东越列传》,P2984),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设置军事基地,加强对福建的军事控制与统治。闽越的历史遂告中断。汉晋之间,北方汉人开始南下闽中,滞留原地的闽越人日渐汉化,在福建便形成以汉文化为主融合闽越文化的闽文化,而纳入了汉文化的范围。
  我国的宝岛台湾,是祖国大陆的自然延伸,为华夏古陆的一部分。直到第四纪更新世早期,台湾海峡和东海的大部分尚未沉降,台湾和大陆还是相连的。距今5 400年前,海平面上升到接近现在的位置,台湾才最后一次被海水隔开,变成了一个岛屿。台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即生活在距今3万年前的左镇人和生活在距今1.5万年前的长滨人,就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是闽越人的一部分。因此,台湾的旧石器文化以及后来的新石器文化,同大陆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都有相似之处,是同根同源,息息相关的。此后,台湾与大陆仍存在密切的联系,三国的吴王和隋朝的炀帝都曾派遣水师到过台湾,并都掠其民数千人而还,但却未见有汉人移居台湾的记载。台湾的居民以土著人口为主逐渐形成为高山族,台湾文化也沿着土著文化的轨迹向前发展,从而与福建文化逐渐拉开了距离。台湾文化与福建文化虽然同属中华文化,但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自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长期战乱不休,大量汉族人口不断南迁。及至宋代,原先人口稀少的福建,一跃成为全国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路已有1 599 214户,3 230 578人[2](P162)。由于“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3](卷89《地理志》,P2210),民间便自发地向外移民。除大批迁往广东、海南、广西及浙江温州之外,也有少数迁至澎湖列岛。方志载称:“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4](卷7引泉州方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澎湖”条也说:“泉人结茅为屋居之。”元代,更有大陆商人到台湾经商,“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5](琉球条,P74)。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片板下海。到了明中期,由于福建人口激增,土地不敷耕种,加上朝政腐败,灾荒频发,沿海居民为生存计,纷纷冲破禁令,逃往海岛垦殖,有的甚至渡过海峡,到“地广而腴”、人口稀少的台湾“规鱼盐之利”。[6](卷323《鸡笼传》,P8377)台湾西部与澎湖相对的北港一带,成为大陆渔民的避风良港。北港海域渔产丰富,一些渔民逐渐定居下来,形成若干个小渔村。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农业也逐渐得到发展。后来,林道乾、林凤、袁进、李忠、颜振泉、郑芝龙等海盗商人,为躲避明朝官府的打击,先后入踞台湾。不少沿海贫民,三五成群地前往依附。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出于掠夺当地资源的需要,也曾招募大陆居民赴台建造城堡、商场、仓库等,或垦荒种植。崇祯初年,熊文灿抚闽,福建大旱,归附明朝的郑芝龙,曾“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7]。先后入台的福建移民,陆续把汉文化带到台湾,汉文化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拓展延伸。
  不过,在郑成功复台之前,移居台湾的汉族人口数量还不是很多。据施琅后来的上疏所言:“查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8](卷上《尽陈所见疏》)这是列入户籍的编户,系指汉人。而据17世纪中叶荷兰人的调查,荷占时期荷兰统治区内的台湾山地土著人口为4万至6万,区外则无统计。据此推测,当时台湾全岛的土著人口约为10万。[9](P197)汉族人口在台湾尚占少数,汉文化的传播也就十分有限。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很早就同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隶属岭南节度使管辖,宋代隶属福建晋江县管辖,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还在澎湖“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3](卷400《汪大猷传》,P12145)。元代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明初一度撤销澎湖巡检司,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新恢复,并派兵驻守。天启四年(1624年),侵占澎湖的荷兰殖民者被明朝军民击败并赶走之后,他们随即入侵台湾南部。不久,西班牙殖民者也侵占台湾北部。此后双方展开火并,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殖民者击败西班牙殖民者,独占了台湾。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以宗教为工具,强制推行殖民化教育,“其所以教者,敬天(天主)也,尊上也,忠爱宗国(荷兰)也”。他们派遣传教士到各地传播天主教,并在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大目降、大杰颠等高山族各社设立教堂,“每逢星期(日),众皆休息,群集于此,祷福讲经”,不去教堂听传教士祷福讲经者罚捐鹿皮一张或其他可用的物品。荷兰殖民当局还在上述各社设立小学,“每学三十人,课以荷语荷文及新旧约,牧师嘉齐宇士又以番语译《耶教问答》及《摩西十诫》,以授番童”。这些小学不仅教授荷兰的语言文字,还教以用罗马字母拼写本地“番语”的方法,并且使用西欧传统的鹅毛笔,自左至右横书,于是“番人多习罗马字,能作书,削鹅管,略尖斜,注墨于中,挥写甚速,凡契券公文均用之”。[10](卷11《教育志》,P187)大陆移民大多顽强抵制殖民化教育,荷兰殖民者则限制他们与土著的高山族妇女结婚。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38年,他们的殖民化教育,又大大地抑制和削弱了汉文化的传播。
  
  二
  
  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从厦门、金门率师东征,经澎湖列岛,登陆台湾。在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当年十二月迫使荷兰殖民长官在投降书上签字,一举收复了台湾。荷兰在台湾设置的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殖民化教育设施,从此被彻底摧毁,这就为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扫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郑成功及其后继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汉文化在台湾的迅速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是迁移大量的大陆特别是闽南人口入台,使汉族人口在台湾占据优势。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师东征,首程部队2.5万人,二程部队5 000人,入台将士共约3万人。后来清廷在大陆沿海实行迁界,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又檄令洪旭、黄廷与郑泰等载诸部家眷过台,并“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11](卷12,P202)。据说,当年不愿意内迁的沿海居民应召渡台者达数十万。[12](卷4, P52)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但迁台人数之多可想而知。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郑经又带去“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8](卷上《尽陈所见疏》)。后来,他还多次携带官兵、绅士赴台,并有一些福建沿海居民不顾清廷的禁令,渡海赴台。据连横的估计,郑氏治台之时,“郑氏陆师七十有二镇,使镇有千人,则有七万二千,加之以四民,应倍其数。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10](卷7《户役志》,P114)。移台之汉族人口已超过土著居民,从而使台湾社会逐步]变为以福建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移民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人口迁移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汉族移民超过台湾原住民族的人数,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郑成功复台后,还依照明朝的制度,在台湾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对台湾实行直接的治理。郑成功本是南明隆武政权的臣僚,受封为忠孝伯。隆武政权败亡后,他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抗清,后转隶永历政权,受封为威远伯、漳国公和延平王。大陆的抗清斗争陷于失败后,他誓师东征,为的是在台湾建立抗清基地。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后,即将大陆的郡县制推行到台湾,着手建立行政机构。他改赤嵌城为承天府,台湾城为安平镇,总称为东都明京,表示将迎永历帝来此“巡狩”。并“设府一县二”[10](卷2《建国纪》,P26),在承天府下设立天兴、万年二县,分别管辖北路和南路。还设立三个安抚局,分别管理北路、南路和澎湖。郑成功去世后,郑经改东都为东宁,改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在南北二路和澎湖仍设安抚司。并按明朝在大陆实行的里甲制,将东宁划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坊置签首,管理民事。东宁之外划为四十三里,里设总理。里下设社,社置乡长。居民“十户为牌,牌有首。十牌为甲,甲有首。十甲为保,保有长,理户籍之事”[10](卷26《陈永华传》,P525)。“凡人民之迁徙、职业、婚嫁、生死,均报于总理。仲春之月,总理汇报于官,考其善恶,信其赏罚。劝农工,禁淫赌,计丁庸,严盗贼,而又训之以诗书,申之以礼义,范之以刑法,励之以忠敬,故民皆有勇知方。此则郑氏乡治之效也”[10](卷21《乡治志》,P392)。郑氏这套行政机构的设置,既便于整合、调动台湾汉族移民的力量,也利于其经济、教育设施的推行,从而大大加速了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郑成功复台之前,台湾人口稀少,劳动力极为缺乏,经济的开发自然十分有限。郑成功率领数万大军初至台湾,粮食供应就非常困难,“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殁”,有时甚至“食木子充饥”[13](P256-258)。复台之后,郑成功利用自己的军队和福建移民带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加大台湾的开发力度。他没收荷兰殖民当局非法侵占的“王田”,改为“官田”,租给百姓耕种,“耕者皆为官佃,赋仍旧”[10](卷8《田赋志》,P125),按上、中、下三等征收租税。同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令将士“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而耕”。[14](卷20,P772)除留下勇卫、侍卫两旅驻守承天府和安平镇外,其余诸镇各按分地,分赴南北屯垦。以“左先锋扎北路新港仔、竹堑,以援剿后镇、后□镇,智武镇、英兵镇、虎卫右镇继扎屯垦,以中冲、义武、左冲、前冲、游兵等镇扎南路凤山、观音山屯垦”[13](P255),“五军、果毅各镇,赴曾文溪之北,前锋、后劲、左冲各镇赴二层、行溪之南”[10](卷2《建国纪》,P27),其余各镇驻扎台南的新营、下营和高雄的左营等地,皆按地开荒,“插竹为社,斩茅为屋”[11](卷11,P200)。官兵屯垦的土地称为营盘田,每个屯种的士兵都先发给半年的俸银作为屯垦的资金,三年后按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征收获物的三分之一作为赋税。后来,郑经嗣位,继续执行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分配诸镇荒地”。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侦知清将施琅欲率师出攻澎湖,郑经曾“令洪旭抽各镇屯田者十之三,又拨勇卫、侍卫各半旅,共万人”,奔赴前线御敌。五月,施琅舟师遭遇飓风,撤回厦门,六月郑经又“令勇卫、侍卫之半旅,仍归伍。其各镇调拨之三者,仍归屯所耕作”。[11](卷13,P225-226)八月,谘议参军陈永华担任勇卫后,“分诸镇土地,复行屯田之制,于是辟地日广,远及半线”[10](卷8《田赋志》,P125)。他“还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诸镇开垦,栽种五谷,蓄积粮糗,插蔗煮糖,广备兴贩”[11](卷13,P227)。郑成功还允许各级文武官员及家眷圈占荒地,上报亩数而后开垦,永为己业。普通百姓也可圈占荒地,开具亩数上报承天府,而后垦殖。[13](P255)文武官员和百姓耕垦的荒地,都属于私田,其中除一些百姓是自耕自种的小自耕农之外,文武官员和某些富裕的平民则是将土地租给佃农耕作,“自收其租,而纳课于官”[15](卷4《田赋志》,P97)。郑经时,继续鼓励文武官员和百姓私垦荒地。因此,在郑氏治台期间,台湾开始出现一些富甲一方的封建地主,如靖宁王朱术桂入台后,“以竹沪一带土厚泉甘,垦田百数十甲(1甲约合11亩3分多),岁入颇丰,有余则散之故旧,不需汤沐之奉”[10](卷8《田赋志》,P125)。陈永华垦殖的参军庄,每年收获的粮食也多达数千石。[16](附《陈参军传》)这说明大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被移植到台湾,台湾也就从此跨进了封建社会的门槛。此外,郑氏治台时期,还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仅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30余处。台湾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垦田面积比荷占时期增加了两倍多,达到18454.264甲(每甲约合11亩3分多)[17](卷2《经济志》)。台湾西部平原的许多新村镇,如彰化、云林、新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郑成功还积极向土著的高山族人民传播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当时的高山族大部分尚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知用犁耙口锄之快”,“不识钩镰割稻之便利”,“近水湿田,置之无用”。郑成功采纳户都事杨英的建议,给周边的高山族“每社各发(汉族)农民一名,犁耙锄各一副,熟牛一头,使教□牛犁耙之法,□□(播植)五谷割获之方,聚教群习”。经过汉族农民的传授,高山族人民“见其用力少而取效速、耕种易而收获多”,莫不“欣然效尤”,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3](P259-260)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社,逐渐呈现出“知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16](卷中)的景象。
  郑成功复台后,利用台湾靠近祖国大陆,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地位,自己又拥有庞大船队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与大陆和海外的贸易。清廷实行迁界、海禁,企图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拖垮郑氏政权。继位的郑经,则于永历二十年(康熙五年,1666年)命江胜为水师一镇,驻扎厦门。江胜在丘辉的配合下,登陆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自是内外相安,边疆无衅。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11](卷13,P230)。同年,忠振伯洪旭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今泰国)、交趾(今越南北部)、东京(今越南河内、海防一带)各地,以富国”[11](卷13,P228)。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差兵都事李德驾船往日本,铸永历钱,并铜、腰刀、器械,以资兵用。户都事杨贤回台湾,监督洋船往贩暹罗、咬留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等国,以资兵食”[11](卷16,P259)。日本是郑氏政权的主要贸易对象,据统计,在郑氏治台的23年间(1661―1683年),中国到达日本长崎的商船共计723艘,其中以台湾商船居多[18](P259-261)。除日本外,台湾的商船还曾到达吕宋、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马尼拉(今苏律宾马尼拉)、琉球(今日本冲绳)、咬留吧、交趾、东京、广南(今越南顺化、广南一带)、柬埔寨、暹罗、大泥(今泰国北大年)、柔佛(今马来西亚柔佛)、马六甲(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朝鲜等地。此外,郑经还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他函请外国人赴台贸易,相约给予优待。[19](P78)曾与英国订立通商条约,并与西班牙、葡萄牙发生贸易往来。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财用益饶”[20]。
  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显示了汉文化的先进性,并为汉文化在台湾的进一步传播和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
  
  郑成功复台之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入台,郑氏政权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及文化教育政策的推行,汉文化便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
  首先,汉文字和闽南方言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语言文字既是人类交际的主要工具,也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郑成功复台之前,以闽南人为主体的福建移民陆续到达台湾,就把大陆通行的汉文字和闽南话带到了台湾。郑成功复台之后,郑氏政权确立了汉文字作为台湾通用文字的地位,不论是郑氏政权发布的律令文告,还是学校讲授的四书五经,都使用汉文字。闽南话也因这个时期入台的移民多为闽南人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台湾最主要的方言。从此,汉文字作为通用文字,闽南话作为最主要方言,成为台湾的一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不变。
  第二,建孔庙,立学校,倡导儒家思想。郑成功复台后,以之作为抗清基地,继续奉永历为正朔,从而也将抗清复明、忠君爱国的思想传播到台湾。一些明朝的遗臣和文人,如徐孚远、王忠孝、辜朝荐、沈�i期、许吉�a、纪石青、曹从龙、叶亨、黄臣以、陈元图、朱术桂等东渡入台,原在台湾的前明原太仆寺卿沈光文也来归附。这些“避难缙绅,多属鸿博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洋洋乎,济济乎,盛于一时”[10](卷11《教育志》,P188)。他们或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或著书立说,抒发民族气节,对台湾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八月,台湾局势趋于稳定,垦殖渐见成效,辅助郑经的勇卫陈永华建议“速建圣庙,立学校”,说:“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11](卷13,P227)郑经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在承天府宁南坊魁斗山前起建孔庙,旁建明伦堂。第二年正月,孔庙建成,郑经亲率文武大臣举行祭孔大典,围观者多达数千,“雍雍穆穆,皆有礼让之风焉”[10](卷11《教育志》,P188),这不仅标志着儒家正统地位在台湾的确立,同时也对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月,又按照大陆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命各社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天兴、万年二州三年一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拔其优胜者补六科内都事”。三月,“以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育之”[10](卷11《教育志》,P188)。这样,就建立以社学为初等教育,州学和府学为中等教育、学院(相当于国子监)为高等教育的一套教育体系和州试、府试和院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陈永华还主张在高山族“各社皆设小学”,“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16](卷中)高山族诸社,从此便“间有读四子书习一经者”[21](卷5《番俗六考》,P94)。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儒家思想是汉文化的核心主干。随着教育的发展与科举的推行,儒家思想逐步渗透到台湾民众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基本道德准则,从而也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
  第三、大陆的宗教、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台湾广泛流行。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宗教和民间信仰气氛浓厚的地区,泉州就有“泉南佛国”之称。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大陆移民渡海入台,不仅要经历险象环生的风浪、纷飞的战火,而且要面对瘴疠横溢的陌生环境,命运变幻不定,生死难测,他们便把家乡的各种神灵带到台湾供奉起来,祈求保佑。福建流传已久的佛、道和民间信仰,也就在台湾广泛流行开来。
  郑经入台继位之后,就大力提倡佛教。“当是时,东宁初建,制度渐完,延平郡王经以承天之内,尚无丛林,乃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犹为郡中古刹。其后谘议参军陈永华师次赤山堡,以其地山水回抱,境绝清净,亦建龙湖岩,岩则寺也。盖当郑氏之时,台湾佛教已渐兴矣。”[10](卷22《宗教志》,P407)渡台的遗臣文人,有的也遁入空门,吃斋念佛。如福建龙溪人李茂春避乱入台,“卜居永康里,筑草庐曰梦蝶,谘议参军陈永华为记。手植梅竹,日诵佛经自娱,人称李菩萨”[10](卷29《诸老传》,P523)。沈光文在郑经嗣位后,曾“作赋有所讽,或谗之,几至不测”,遂变服为僧,“逃入北鄙,结茅罗汉门山中”[10](卷29《诸老传》,P519)。在郑经的倡导和遗臣文人的影响下,民间纷纷兴建寺庙,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也随着福建移民的渡台而传入,在台湾出现了许多宫观。
  福建特别是闽南移民,还将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带到台湾,兴建了许多宗祠和寺庙,如祀隋虎贲中郎将陈棱的开山宫,祀吴真人(保生大帝)的兴济宫,祀北极真君(玄天上帝)的北极殿,祀东岳泰山之神的东岳庙,祀海舶总管的总管宫,祀观音菩萨的观音亭,祀五谷大帝、三官大帝、天上圣母、福德正神的慈生宫,等等。[10](卷22《宗教志》,P413-420)福建沿海人民普遍信仰的航海保护神妈祖,也随着福建移民的入台,而广受崇拜。据台湾现存的《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文资料的记载,早在万历年间澎湖即修建妈祖宫。郑成功复台后,在台湾彰化鹿港建造天妃宫,据说是岛内最早一座可考的妈祖庙。后来,妈祖信仰成为台湾民间的一种普遍信仰,妈祖庙也在各地纷纷出现。
  随着郑氏官兵和沿海居民的大量入台,并分布到各地屯垦,闽南地区的一些时令节日和风俗习惯也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如春节,“各家先洁室内,换桃符,铺设一新,三更后,开门祀神,燃华烛,放爆竹,谓之开春”;元宵之夕,“自城市以及乡里,点灯结彩,大放烟火,竞]龙灯”;清明,祀祖祭墓,“祭以饽饼,治牲醴,挂纸钱,归乃食之”;端午,包粽子,并“插蒲于门,洗艾为汤,以角黍时果祀祖”,“沿海竞龙斗舟”;半年,“以米丸祀祖,谓之半年丸。或以望日行之”;普度,“各家致祭,自是日至月杪坊里轮流普度,延僧祀忏,大施饿鬼”;中秋,“各祭社公,张灯]戏”;冬至,“祀祖,以米丸粘门户”;除夕,“以年糕祀祖,并祭宅神门灶”。[10](卷23《风俗志》,P423-426)
  按照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文化迁移型传播的规律,如果移民的迁移时间集中,人数大大超过原住民族的人数,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就会成为新定居地的主流文化。郑成功驱荷复台,不仅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扫荡了荷兰的殖民文化,而且将大量的大陆汉人特别是闽南人迁移入台,促使台湾社会逐步]变成以福建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有力地推动着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而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更加凸显和强化了汉族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使汉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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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俞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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