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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天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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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基督教的天意观认为,上帝是干预世事的神,世界的进程受上帝赏善罚恶的意志(天意)控制。文艺复兴时期,新教神学以及以伊壁鸠鲁主义为代表的复兴的异教哲学对这种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等为代表的莎士比亚悲剧展现了传统天意观所面临的危机,以及由此给生命个体带来了信仰上的困惑和失落。
  [关键词]莎士比亚悲剧;天意观;新教神学;伊壁鸠鲁主义
  [中图分类号]1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9-0126-04
  倪萍(1971―),女,南京审计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对外汉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江苏南京 211815)
  
  一、传统的天意观
  
  在传统的天意观中,上帝以审判官的身份干预世事。这不仅表现在他严格审视世人的言行和内心,对之进行公正的裁决,而且还表现在他肯倾听冤屈信徒的哭诉和呼救,帮助他们洗去不白之冤,惩罚恶人,《圣经》中的上帝是高度干预世事的正义之神,他按照严格的道德标准对世人进行鉴察和审判。莎士比亚(以下简称莎氏)创作的悲剧就部分地体现了这种传统基督教的天意观。莎氏悲剧中的正面人物往往信奉传统的天意观,即万事万物的运行结果均受上帝惩恶扬善的意志控制。如哈姆莱特误杀了波洛涅斯之后,一方面他很后悔自己的鲁莽;另一方面他又以这是上帝的意志为由减轻自己的罪责,“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三幕四场)
  在莎氏悲剧中,信奉传统天意观的人物也相信上帝愿意耐心倾听遭遇不幸的弱者的倾诉和呼求。替他们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如李尔向上天发出呼求:“那么天啊,给我忍耐吧,我需要忍耐!神啊。你们看见我在这儿,一个可怜的老头子,被忧伤和老迈折磨的好苦!”(二幕四场)他祈求上天惩罚大逆不道的女儿:“取消她的生殖的能力,干涸她的产育的器官。让她下贱的肉体里永远生不出一个子女来抬高她的身价!要是她必须生产,请你让她生下一个忤逆的孩子,使她终身受苦!……让她也感觉到一个负心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多么使人痛如骨髓!”(一幕三场)
  对命运之神的信奉和对上帝的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基督教教义强调上帝惩恶扬善的意志(即天意)对世界之运行的绝对主宰,而人的自由意志对此无法做出任何更改的。在麦克白的暴政统治期间,苏格兰贵族列诺克斯期望本民族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早日摆脱暴君的蹂躏。“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三幕六场)马尔康取代麦克白成为国王以后,他嘱咐大臣在处理一切必要的工作时,“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五幕七场)马尔康显然具有具有正统的基督教观念:能否得到上帝的护佑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盛衰,因此,一个民族若想昌盛,就必须顺服世界的真正主宰――上帝的意志,即天意。总之,莎氏的悲剧被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基督教天意观的烙印。
  
  二、新思想对传统天意观的冲击
  
  文艺复兴期间,一方面,诸如作为审判官的上帝积极干预人事的传统天意观依然占据着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它却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异教思想的有力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伊壁鸠鲁主义。伊壁鸠鲁深信:“神自身并不过问我们人世的事情。他们都是遵循伊壁鸠鲁教诫的合理的快乐主义者,所以不参与公共生活……”伊壁鸠鲁由此宣称世界的进程是由原子的运动、而非神的意志来决定的。在莎氏时代,伊壁鸠鲁主义流传到了英国。这种异教哲学遭到英国正统人士的猛烈抨击,因为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对基督教信仰构成了严重威胁。既然神不干预人事,那么,世界就不是由惩恶扬善的上帝的意志所主宰的;这样一来,古代异教文化中的命运观便悄然而入,基督教信仰中的天意观由此面临危机。
  天意信仰的衰落及宿命论的兴起集中体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普遍热衷于占星术和巫术,这在莎氏悲剧中也有所体现。比如麦克白请三女巫预卜他的命运,以及《亨利六世》(中篇)中公爵的妻子从女巫那里探知神谕等等。这种局面的形成部分地由于诸如伊壁鸠鲁主义之类异教哲学思想的影响,此外还有宗教改革的救赎观念对中世纪天主教救赎观念的有力冲击。从总体上看。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对于救赎问题持“神人合作说”的观念。受保罗的影响,奥古斯丁则强调神恩独作说。他认为人性已经被原罪完全败坏,因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帮助。人的自由意志根本没有行善的能力,以配合上帝拯救人类的灵魂。获得恩典的人和受诅咒的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罪人,能否行善以及得救与否全凭是否蒙受神恩。那么。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呢?他拣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奥古斯丁的解释十分神秘:上帝的拣选原则不是为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善恶标准,它只能存在于“神隐藏的预定”中。中世纪的天主教没有全盘采纳奥古斯丁的观点,而是倾向于“神人合作说”,强调罪人在行为上的行善、悔改,以便同上帝积极配合,使灵魂得到拯救。
  为了同诸如伊壁鸠鲁主义之类的异教哲学所宣扬的神不干预人事的神学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宿命论相抗衡,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大多强调上帝的意志决定万事万物的天意观。毫无疑问,人的灵魂之得救与沉沦也是由上帝预定的。关于灵魂的救赎问题。宗教改革者从奥古斯丁那儿发现了灵感的源泉。加尔文认为,生命个体是没有任何办法掌控自己灵魂的命运的,得救与否完全由天意来预定,“我们把上帝永恒的判决称之为预定,上帝根据这判决,决定每一个人应该变成怎样。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状况下被创造出来的。有些人注定得到永生,另一些人却要永远罚入地狱。”正如《奥瑟罗》中的凯西奥所说:“好,上帝在我们头上,有的灵魂必须得救,有的灵魂就不能得救。”(二幕三场)它表达的恰恰是带有加尔文主义色彩的预定论思想。
  加尔文主义对莎氏时代的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并非每一个十六世纪的英国人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同加尔文可以接受的观念有着密切的接触。例如,加尔文主义通过纽威尔渗透到当时官方的教义问答手册里,而莎士比亚就可能研习过这一手册。”艾尔顿指出:“实际上,有证据表明1604年,至少就在《李尔王》问世之前,莎士比亚住在法国加尔文主义者的住宅里。他同这些加尔文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卷进了后来的家庭诉讼。此外,当我们回想起莎士比亚是在一位一度是苏格兰加尔文主义者的君主的统治下写《李尔王》的时候,我们就指出了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宇宙特性具有受到了由加尔文主义启发而来的关于神以及与天意相关的观念之影响的充分可能性。”
  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神学家所宣扬的预定论思想,一方面捍卫了传统的天意观,凸显上帝对世界不容置疑的至高主权,从而与宿命论思想划清了界线;另一方面,这种极端的预定论却使得上帝颇似异教文化中的命运之神。在 这样的上帝面前,人无力为拯救自己的灵魂做出任何积极有效的努力,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上帝早已为之预定了的命运。更为可怕的是,上帝拣选的标准神秘莫测,人的任何向善的努力都无法确定会符合这一标准。这样的预定论让人感觉仿佛是命运之不可理喻的意志在操纵着个体灵魂的终极归宿,“我们在这其中可以发觉到改装了的、早已有之的有关命运的观念;但是命运之神的任意武断已经被预想了的、不可改变的,但同样是武断的上帝的意志所替代――预定论替代了世俗的宿命论。”因此,预定论在捍卫传统天意观的同时,必然也会使之陷入困境。正如下文所要论述的,莎氏悲剧体现了新教神学的预定论思想与传统天意观之间的尴尬关系。
  
  三、莎士比亚悲剧所体现的天意观
  
  莎氏的伟大悲剧深刻揭示了在新教神学以及以伊壁鸠鲁主义为代表的复兴的异教哲学的冲击下,传统基督教天意观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如前所述,莎氏悲剧中的很多人物表达了基督教信仰中的天意观,然而,这种信仰中往往夹杂着异教文化中的命运观。在莎氏四大悲剧中,天意和命运这两种相矛盾的事物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人物的观念之中。比如,麦克德夫先前祈求上天让他能有与麦克白正面相对的机会,以便使他可以亲自为妻儿报仇,后来在战场上他却又求助于命运:“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五幕七场)哈姆莱特常常表现出身为基督徒对于天意的信仰,但是他也提及异教中的命运女神,声称“她本来是一个娼妓”(二幕二场),流露出对盲目轻浮的命运的不满。有学者指出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的两重性:“一个上升为天意的代理人,另一个则屈从于命运无情的严厉。”“他从英国的逃脱既可以解释成上帝的天意,也可以解释成纯属偶然。这恰恰表明哈姆莱特思想的复杂矛盾:他既可以是虔信的,也可以是愤世嫉俗的。”当哈姆莱特躲过克劳狄斯设下的圈套、从英国逃回丹麦后,他对霍拉旭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五幕二场)这种“冥冥中的力量”究竟是指命运还是指上帝?接下来哈姆莱特这样感慨自己的侥幸生还:“啊,就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五幕二场)哈姆莱特在此表达的正是新教神学家所宣扬的预定论思想。接下来,当参加比剑这件事使哈姆莱特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疑虑而惶惑”时,霍拉旭劝其回绝这场比赛。哈姆莱特回答说:“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生死,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五幕二场)这句台词中的“命运”原文是special providence,它的含义是“上天的护佑”,因此,将它理解成“天意”要更为符合原文的意思。哈姆莱特在此引用了《圣经》中的这一典故:“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阐述其预定论思想时,也引用了这同一典故。由此看来,哈姆莱特在这段台词中似乎表达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观念。
  关于这段台词,西方学者的争议很多。布拉德雷承认哈姆莱特在此使用的是基督教的措辞,但他认为其语调及含义却是异教的;与其说它表达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如说它表达的是宿命论思想。弗莱则认为,哈姆莱特的这段台词表达了基督教的天意观。巴顿豪斯同意弗莱认为这段台词具有基督教倾向的观点,同时他也同意布拉德雷的观点,即哈姆莱特自己的态度是非基督教的。辛菲尔德一方面认为哈姆莱特在这段台词中暗示了预定论的神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指出:“哈姆莱特承认神决定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对此却并无热情。尽管他的那一段关于麻雀与天意的台词用的是明显的新教的措辞,但是人们却感觉到了斯多葛主义者的厌世”,因为“天意在哈姆莱特心中激起的不是愉快的合作,而是疲倦的默认”。总之,哈姆莱特的这段台词揭示了新教神学使生命个体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他相信基督教的传统天意观,即上帝的意志决定了一切事情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一信仰却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安全感。在这样一个凭着其使人无法理解的意志武断地预定人的终极归宿的上帝的掌控之下,生命个体感受到了任由命运摆布所带来的那种无能为力和惶恐不安的感觉。面对这样的上帝,哈姆莱特没有表现出虔诚的信徒对于他的神所应怀有的热情,而只是流露出听天由命和无可奈何的态度。
  《李尔王》虽然以古代异教文化作为背景,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它反映出在伊壁鸠鲁主义的冲击下,当时英国社会错综复杂的信仰状况。艾尔顿指出,莎氏创作《李尔王》的时候,正值关于天意与命运的争辩在英国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一争辩极有可能在《李尔王》中得到了反映。该剧深刻揭示了传统宗教观念所遭遇的尴尬和幻灭,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掌控世界的究竟是干预人事、赏善罚恶的天意,还是变幻无常、不可理喻的命运?正如布拉德雷所指出的:“在《李尔王》中,比在莎士比亚的其他悲剧中,更为经常地涉及宗教或非宗教的信仰与感情,他让不同的人物用各自特有的语言谈论命运、星辰或神灵,并且显示‘是什么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一问题是如何强行进入他们的头脑中的(严酷的现实将他们引向这一略带绝望的问题)。几乎在这出戏的整个后半部分中,大多数的较为善良的人物面临的当务之急便是有关终极力量的问题,并且他们迫切需要解释这一问题,否则他们就会走向绝望。”
  如果说在《李尔王》的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神明之类超自然力量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是伊壁鸠鲁主义意义上的神。剧中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拥有传统的天意观,但是无情的事实却让他们的信仰遭受一次次的打击,使他们在信仰的边缘绝望而困惑地挣扎着。葛罗斯特相信神明一定会惩罚李尔两个大逆不道的女儿,“可是我总有一天见到上天的报应降临在这种儿女的身上”(三幕七场)。话音刚落,现实就给予他这种信念最为无情的讽刺――不幸的葛罗斯特被剜去了双眼。在惨剧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上天出于维护正义而进行干预的迹象。综观全剧,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传统信仰自身的坚不可摧,而是剧中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支撑着李尔以及葛罗斯特等老人关于天上存在着关注世事、维护正义的神明这样的天意观。不幸的是,这种维系信仰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现实的无情嘲弄。虔诚的奥本尼祈祷神明保佑考狄利娅,结果她的尸体极具讽刺意味地躺在李尔的怀里。艾尔顿指出:“这种讽刺使宣称上天会干预人世间事务的观点遭到摧毁。”起初,李尔相信天上的神明会倾听他的哭诉和呼求,替他主持公道。于是,他在荒野中向神明上诉恶人的罪恶,呼唤神的使者――风、雨以及雷电赶快惩罚恶人。然而,李尔所信仰的神要么又聋又哑,他们对李尔的祈求保持沉默;要么是伊壁鸠鲁主义意义上的神,他们对人世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总之,善良的弱者仍旧饱受欺压,邪恶的罪人依然逍遥法外。信仰所能提供的希望之落空使李尔绝望了,他开始怀疑并没有所谓的神明在暗中护佑他,他只是命运手中的玩物罢了,“我是天生下来被命运愚弄的。”(四幕六场)从这一刻起,李尔不再向天上的神灵祈祷和呼求,信仰危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失落使他最终走向疯狂。李尔的疯狂揭示了伊壁鸠鲁主义的神学观念对于一个信仰传统天意观的心灵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正如艾尔顿所指出的:“人类与天上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之新的定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的几个方向,使得中世纪相对的安全感碎裂了。”
  总之,在上述莎氏创作的悲剧中,基督教的天意信仰同异教中的命运观念往往是并存的。这似乎表明,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天意观已不再能为人们提供安全的精神港湾了。综观莎氏的四大悲剧,如果说《麦克白》还能让人看到表明上帝公正仁爱的天意之存在的蛛丝马迹的话,那么在《奥瑟罗》中我们则很难发现半点明确的迹象;《哈姆莱特》虽然暗示了天意的存在,但却对它的公正产生了疑虑;这种疑虑在《李尔王》中达到了顶峰。最终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惑:决定万事万物之结局的究竟是神的公正判决,还是命运之轮的盲目运转?
  
  [责任编辑:张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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