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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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除了从文学整体思维方式入手探索当代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转型道路之外,更应该重视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呈现出了娱乐化、消费化的趋势,具有“可生长性”的特征。解决文艺学研究的危机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当代“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以强化文学理论把握现实文学经验的能力。
　　[关键词]文学性;反本质主义;价值重建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5-04
　　段吉方(1975―),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江苏南京210093)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论,学者们发现:随着社会语境与文学生态的变换,中国当代文艺学面临着多种学术资源融汇与整合的压力,更面临着当代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文艺学研究出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危机――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的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当下文学经验的现实性,又无法找到在整体上把握现实文化经验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文学艺界在文学理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然而,以往的探讨大多集中在“文艺学危机论”的背景与成因方面,这些探讨固然重要,但为了不使凸显出来的问题搁浅,我们的理论探讨更需要回到“文艺学危机论”的问题语境中来,这个问题语境就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性”的现实境遇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做一点自己的思考。
　　
　　一、“文学性”与“文学性”理论
　　
　　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性”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研究视野开始,中西学者都对它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但在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性”的理论研究仍然比较复杂。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本质主义”解答与历史性建构之间的矛盾,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它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关系是一种“反讽”式的悖谬关系。[1](P29)人们似乎都承认:无论是在广义的“文学”,还是在狭义的“文学”中,“文学性”是存在的,但是,“文学性”的历史建构意识却往往对某种统一的、人人都认同的“文学性”提出种种质疑。比如,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就坚持: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文学,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文学性”,“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文学,而任何被看作不变的、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可以不再是文学。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2](P27)而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则提出:当人们问“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去非文学作品?”之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对“什么属于文学”已经有了一个概念。[3](P21)正是由于“本质主义”的解答与历史性建构之间的悖谬,“文学性”的问题显得更加虚无缥缈。
　　然而,无论关于“文学性”的理解是多么复杂,有一点我们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都无法排斥“文学性”是在一种语言的互动中产生的和被理解的。美国学者卡勒曾提出了五种“文学性”的定义:(1)文学是语言的突出;(2)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3)文学是虚构;(4)文学是美学对象;(5)文学是文本的交织或者叫做自我折射的建构。[3](P29-36)卡勒的“文学性”突出了文学语言对“文学性”的理论构成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那种“文学性”的语言其实构成了文学的底色与原质,离开了这种底色与原质,“文学”的概念就将失去它存在的合理性。卡勒和伊格尔顿的观念也传达了关于“文学性”理解的另外一种观念,那就是在不同的理解中,“文学性”的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复甚至矛盾,这是关于“文学性”的历史建构所产生的歧义,这种歧义也说明了在“文学性”的问题领域中,本质主义的理解与历史建构意识有时也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种观念,也就是说,在“文学性”所包含的理论视阈中,其实既包含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界定“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理论问题,也包括从接受者与传授过程来说,他人如何知道“什么是文学”这样有明显历史建构倾向的问题,更包含了如媒介、广告、表演、消费的“文学性”等“文学性”的文化转喻含义与功能。正是因为此,有的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念其实存在着本质主义的特征[4],而卡勒也强调“文学性”是语言的“突出”,但语言的“突出”不仅表现的文学文本,而且还表现在广告语言、文字游戏都其他非文学文本的语言中。[3](P31)这也说明其实在“文学性”的理解中,本质主义与历史建构这两种理解路径都存在着理解上的不周延性,也都不是绝对的视角,正像卡勒所说的:对“文学性”进行思考其实并非一定是要对“文学是什么”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是“把文学引发的解读实践摆在我们面前”[3](P44),这也正是“文学性”问题之于文艺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二、“文学性”的蔓延与当代“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
　　
　　如果说以往关于“文学性”问题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发展线索与理论演变流程的探讨的话,那么,就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给予了更严肃的重视。在当代文学经验中,作为文学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文学性”和作为文学存在方式的“文学性”,已经在媒介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导致的文学边界“泛化”与文学“非经典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足性和统一性的立场,因此必然引发当代“文学性”现实境遇的变化。
　　首先,在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已经作为一种文学视野向历史与现实完全敞开了它的问题领域,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与接受已经在感官化和消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与“生活方式”的统一。无论是网络文学的兴起,还是消费文学的出现,它们既是新的文学形式,同时也在新的文化体验中预示了生活方式的变革。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就曾强调:在当代生活体验中,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是将生活提升到艺术化境界的标志。[5](P98)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中也谈到:消费不单是生产的结果,也是生产的形式,消费不是生产的“镜像”,它还以一种符号的秩序构成了文化生产的方式。[6](P98)在消费文化到来之际,人们现实体验中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却是事实,当代文学经验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发生深度的连接,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人们生活方式现实走向的影响,因此当代文学经验也不断将“文学性”问题的理解引向娱乐化与消费化。
　　其次,在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已经从一种单一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存在,这是受文学传递方式与传播方式影响的。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的飞速发展,当代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中有着许多中介地带,媒介、广告、表演等既传播了文学性的内容,同时由于媒介本身的传媒势力,传播过程以及传播媒介本身也具有明显的“文学性”色彩。正像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所揭示的那样,在当代文化体验中,所有的文化形式所造成的效果,没有不经过中介的。[7](P119)当代文学与文化体验中的“文学性”问题也是如此,“电子邮件服务和公告牌中充斥着各种故事”,这种故事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形式,马斯•波斯特称之为“后现代的小叙事”,这种“后现代小叙事”毫无疑问也拥有一定的“文学性”色彩,它是在“赛博空间”发生的叙事行为,它的“文学性”具有“语言游戏的异态性质”[8](P51)。正是这种媒介变革所导致的语言以及叙事的变异,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已经不再是“纯文学”叙事的专利,而呈现出了复杂的态势。
　　再次,在当代文学体验中,“文学性”的体验方式与体验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体验形式来看,由于所谓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发送者/接收者、生产者/消费者、统治者/被统治者的结构特性已经在“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中发生了颠覆,“双向交流”乃至“多向交流”的“互动性”趋势更加明显。信息交流手段的变化也带来了“文学性”体验的“个体化”、“大众化”、“非经典化”,其中,网络文学的深入人心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在网络文学的体验中,“文学性”不再是无法捉摸的神秘力量,而成了文学活力的证明与文学自由精神的象征;而从体验需求来看,当市场和消费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时,也使“文学性”变成了“娱乐之死”的载体。这毫无疑问也削弱了传统“文学性”问题所包含的经典意识和精英意识。这也正是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难题所在,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将必须在一片“文学性的蔓延”之声中面临它带来的危机与困扰。
　　
　　三 “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经验处于一种开放的格局之中,因而当代的“文学性”问题也必将处于一种开放的格局之中。在这个开放的格局中,永远找不到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文学性”,在这样的情形中,伊格尔顿的“文学性”观念似乎正得到了响应;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应该“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9],这样的局面正在悄悄发生。“文学性的蔓延”、“文学的终结”、“理论的死亡”,这些声音不约而同地呈现在了文艺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也在探索“文学性统治”的过程中总结新的文化转向时代文学的命运。的确,“文学性”的现实境遇已经让当下文学研究无法找到更深刻地回复自身的途径,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要突破困境,走出危机,就不能不重视这种深重的变革与矛盾。但是,这是否就真的预示了一个“文学消亡”时代已经来临?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该到了清算“文学性统治”的时候了?无论突围的方向定在何处,无论理论重建的需求多么迫切,我们都首先需要理清种种迷误,然后再高昂地出发。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终结论”与“文学性统治论”提出的问题同样是由于“文学性”问题引发的一种悖谬性的主张。从严肃的理论分析角度看,“文学终结论”还不同于“艺术终结论”。在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和美国当代哲学家丹托那里,“艺术终结论”是基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历程的思考,艺术的“终结”并非仅仅指对以往艺术经验和艺术生命的抛弃,而预示着新的艺术的开端,探讨艺术终结的问题正是艺术学科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证明。[10](P39)“文学终结论”则有不同的语境,它起源于特定的技术与传媒的时代对文学命运的忧虑。[11]这也正是“文学性统治论”的同源语境,也就是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大学的学术界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传统的术语,包括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词汇与概念,当我们在后现代主义社会谈论一些问题时,我们通常没有发觉我们是受那些关于“文学”定义与词汇影响的,因此,文学的边缘化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文学在后现代主义社会行将终结之时已经完成了它的文学性统治。
　　现在我们来看,这种观念是否契合了我们当下的“文学性”事实?首先,从问题起源来看,“文学终结论”并不具备学理上的足够根据。我们不否认媒介与技术的日益发达使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和文学体验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文学生产、文学研究面临新的挑战;我们也不否认在当代消费文化潮流中,感性阅读与大话文学等种种实用娱乐形式日益威胁着文化经典与理智思考的空间,但这并非是文学行将“终结”的唯一依据,而正是说明了在当代文化生态中“文学性”正以异质化的形式展现出它的生长能力,因此,所谓“文学性统治”也可以说正展现了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的异质生长能力。不过,我们倒可以从中深入地总结当代“文学性”的现实,更可以以“文学性统治论”深入地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当下的理论研究更应该强化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包括后现代主义社会中那些已经构成了某种“统治”的“文学性”,而不仅仅是强化“将死”的阴霾。
　　其次,我们该深入对待“反本质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与“文学终结论”的话语联系。一度高亢的“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其实不同程度地借力于那种“文学性统治论”,也曾经试图以寻找对“文学性”问题的开放的多元理解的“名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提升到理论重建的高度。他们试图表达这样的观念:在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已经失去了自足性和统一性的立场,日常生活中的文学体验与审美体验在扩大了“文学性”的现实领域之余,更腾出了理论重建的空间;而“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观念则试图找到一种独立的、不存在任何阐释间隔的“文学性”理解方式,这两种观念其实都是承认具有所谓的“文学性统治”的,在具体的解读实践中,他们强调对文学不做“本质主义”的理解,但其实还是承认有一种类似于大卫•辛普森所说的一种关于“文学”定义的“老祖宗”,即构成了“文学性”的潜在话语与规范术语存在的,那么,那种潜在的话语与规范术语究竟是不是“本质主义”的呢?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观念是否找到了一种独立的、不存在任何阐释间隔的“文学性”理解方式?而且,如果真的找到了这种不存在任何阐释间隔的“文学性”理解方式,那是否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立场呢?“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观念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观念如果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就不会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之争了,因此,“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研究最终是难以走出自我限定的理论陷阱的。坚持“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学者强调“文学性”的研究融入消费文化大背景,强调以文化研究“回归日常生活”,但以文化研究全然取代“文学性”的理论研究也未必可取。“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科形态和研究视野,关注既定社会的文化构成与文化裂变,重视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新兴文化事物与文化主体,它对传统文学研究构成挑战与压力在所难免,但这种压力是文化研究学科正当辐射力的结果,而并非是取代文学研究的理由。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关于“文学性”理解的开放视野以及“文学性”的文化转喻功能已经让“文学性”问题保持了一种“可生长性”。在这种“可生长性”面前,我们不宜过于突出“文学性”的“蔓延”之势,特别是不适宜过于突出“文学性”的感官化与消费化,而更应该对那种消费和娱乐倾向保持必要的批判性思考。法国学者尼古拉•埃尔潘在他的《消费社会学》中认为:消费并不仅仅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属性,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12](P7)既然消费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那么“和一切自重的伟大神话一样,‘消费’的神话也有其话语和反话语。”[6](P227)即伴随着对消费社会种种顶礼膜拜的歌颂性话语的泛滥,批判性思考也应是面对消费文化的理性形式。这种批判不单单是对消费社会带来的需要过剩与欲望扩张的反思,还包括对消费逻辑导致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拒斥,更包括对“文学性”以及当代文学理论价值重建问题的省思。就现实而言,当代媒介与消费文化对“文学性”问题的理解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为当代“文学性”问题中各种异质文化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可能,在这种“可生长”的“文学性”面前,我们应该警惕那种“非理性主义”的娱乐冲动与消费趋向。文学接受、文学阅读与文化体验中的消费趋向缔造的也不一定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很有可能也是日常生活的“庸俗化”。鲍德里亚也说:“消费社会需要商品存在,但更确切地说,需要摧毁它们,商品的‘用途’只会导致慢性堕落。”[6](P30)在这种情形之下,“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念不应该是罢黜文学本体追问的理由,“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也不应该是过分张扬感性审美兜售欲望与娱乐的口实。当代文艺学研究步入困境并非是接近黄昏,种种可贵的探索仍在继续,危机不是退却的理由,焦虑与压力是客观的现实,但也正是理论探索的动力,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宣告“文学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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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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