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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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是社会各行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剩余人力物力投入并发展其他行业，然而社会文化对处于基础生产链的农民却充满了贬斥，这种贬斥广泛体现在语言、文学、文化作品中。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作品，尤其是针对那些充满了负面农民形象的作品，要提倡批判地阅读，提倡反思意识，为传统作品解毒，同时更要防止滋生新的他者化现象。
　　关键词：农民形象；他者化；后殖民文化研究；弱势群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C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8－0090－03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诸多方面快速现代化，整个社会呈现出中华古老文明的复兴，但农村仍处于发展速度最慢、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的状况，成为社会综合持续协调发展的瓶颈。不过，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提高，“三农”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毕竟，没有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
　　文化领域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日益显著，如中央电视台仅在2005年就连续播出了“三农”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马大帅Ⅱ》、《圣水湖畔》、《民工》等作品，这在以往是罕见的。为支持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本文运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特别是弱势群体研究理论，概括性地梳理传统中国文化遗产，检讨其中广泛存在的对农民形象他者化的再现，并指出衍生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是造成这种他者化的根源。文化领域里要解决的农民问题之一是必须根除社会其他群体特别是文化界将农民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他者化(otherization)的传统偏见。
　　
　　一、传统文化作品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
　　
　　中国文化作品中对农民形象的刻画充满了偏见和贬斥性的语词。我们将依照作品的种类即经典(社会伦理)作品、成语、谚语故事、经典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大致按照创作年代的顺序勾勒出其中负面的农民形象。首先从儒教的精髓《四书》开始。儒教旨在劝戒统治阶级对人民实施仁政，并教化民众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然而其中却充满了赤裸裸的贬低农民的话语：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这里，“君子”与从事“耕”的农民形成了对立，孔子重“道”轻“食”、褒“学”贬“耕”、好“禄”恶“馁”的思想表露得很明显，体现了前者的社会优越性与后者的低贱。如果说上述话语所表达的这种好恶态度还不够露骨，那么下面的话语就再直白不过了：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孟子・公孙丑》上)
　　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的这句话直接将身为广大农民的“乡人”列为可恶的“恶”者，因为怕被其衣冠不整的样子玷污自己而厌弃之，可谓是小题大做；为了说明“礼”的重要而将因劳作而衣冠不整的农民划做丑恶的另类。此外，《论语》中的“阳货”篇中也将“君子”与作为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即农民称做“小人”。
　　从上面对《四书》中有限的提到农民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的农民形象是：“可恶”，“小人”，与“食”、“耕”、“馁”、“贫”相关。可见中国文化对农民的偏见和贬斥具有悠久的、“正统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还广泛体现在常见的成语和寓言故事中。这些文化遗产经过人们(也包括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农民自己)广泛的传诵逐步被语言使用者们想当然地接受，并逐步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自然化(naturalization)，其中所含的他者化、负面化的农民形象，也在这些文化作品的再现、传承、散播(circulation)过程中，全方位地构建，形成一系列的虚假的负面农民形象。
　　类似常见的成语和寓言故事也很多，如“守株待兔”、“农夫和蛇”、“揠苗助长”、“郑人买履”、“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等。其中前三个成语及其背后的寓言故事将农民作为愚蠢事件的当事人十分欠妥：长期从事农事的农民应该比其他行业的人更加懂得农田、农事的规律，因此不太可能拿禾苗的生长开玩笑：也应该比其他人更懂得蛇的习性(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蛇)；依据天长日久的耕作经验，不会不知道兔子撞树桩现象出现的频率之低。乍一看来，“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等成语以(上了年纪、因此充满生活阅历的)农民为人性的某些正面特征(如持之以恒等)的原型。但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成语及其背后寓言故事包含着一个大问题：故事中的当事人太没脑筋，前者为什么就不能考虑简单一些的办法如把家搬到太行、王屋二山的另一边；而后者也完全可以找到小一点的铁棒或请人将大铁棒分解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这两则故事其实不假思索地预设了农民蛮干的前提。这些成语的问题在于，处于社会精英地位的文化人士在讽刺人性普遍的弱点或弘扬人性的某些优秀品质时，所创作的文化作品往往不顾事实，想当然地以农民为诸多人性弱点的原型(stereotype)或代表。这种带有偏见的创作与前面谈到的孔孟著述中的做法一脉相承，而我们所质疑的也正是这种失真的、充满偏见的表述手法本身。
　　经典小说《红楼梦》用了两章(即第39章和第41章)的篇幅比较详细地刻画了刘姥姥这一老年农民妇女形象。就作品内容本身而言，刘姥姥机智、善良，以至于聪明如王熙凤者都能托孤于她，足以说明其身上的诸多优点。然而后来的人们根据小说衍生出来的熟语“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很难说是正面的了。与之相似的是，现代作品《陈奂生进城》，可爱的农民老大哥陈奂生的正面形象不一定能被很多人记住，倒是“陈奂生进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这两句口头禅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往往忘却了其中两个角色本身可爱的正面形象，而取了他们“乡巴佬”、“土里土气”的含义。这一类原本属于正面的农民形象，经过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潜意识)的加工和传播转变成负面的农民形象，问题与其说在于加工者或传播者，毋宁说是原创者对作品中农民角色的某些近乎夸张的负面刻画(使其显得傻乎乎的)为人们偏负面的再加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这种负面形象的形成或可追究到人们潜意识中已经内在化了的对农民的某些偏见和歧视。
　　其它形式的许多文化作品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导演本欲借秋菊表现与传统的农村妇女不同的现代意识，即秋菊懂得利用法律为丈夫和自己维权的现代公民意识。就这点而言，秋菊身上体现了正面的形象，她那窝囊的丈夫、力劝她放弃申诉的公公、沉默无言的妹妹、霸道的村长等其他农民很难说体现了多少正面的农民形象(除了村长等在秋菊难产时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的一幕)。然而影片中秋菊坚定地追求公正处理丈夫受伤的诉求过程本身包含了太多的非正面形象因素：那种不计成本(须知在陕南，辣子是人们冬 天生活必要的调味品；而且妊娠期将满的秋菊挺着大肚子全然不顾小生命的安全，搭乘颠簸的拖拉机四处申诉)的做法既缺乏真实性，又与“愚公”及“磨铁棒求针”的村妇一样迂腐；而且那种始“愚”终弃(末了试图阻止对村长的惩罚)的做法也不禁让人皱眉。该影片试图表现农民正面形象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的做法潜意识地以农民为弱者的前提足有问题的，结果是附加了诸多的负面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作品是以农民暴动为素材的，往往充满了表面上正面的农民形象，如《水浒》，《李自成》，等。但正如斯匹瓦克(Spivak 1993)所指出的那样，暴动或针对暴动的描述并不是真正有效行使话语权的形式，暴动本身正说明了暴动者话语权的极端缺失。而且暴动与其说是话语形式，毋宁说是特殊的行为，因此应该被排除在话语活动之外，除了少数操纵暴动的高层领导者，大多数参与者不能说处于有意识、有话语权的状态。
　　以上表明，农民没有话语权，他们处于被表述(再现representation)的地位；表述的主体由于不是农民本身，因此其表述充满了对农民负面的刻画。
　　
　　二、社会文化权力的不均与滥用：农民全面负面形象的根源
　　
　　上节我们回顾了中国文化作品中对农民形象大量的偏见性建构(construction)，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读手段。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学者们对世界近现代社会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颇丰。受福柯(Foucaultl978)等的影响，当代文化研究者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他们往往试图解构(deconstruet)社会文化诸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最集中地保留在各种文化作品中)背后起作用的社会权力及其相互作用。虽然直到现在就文化研究学界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其中的主要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归结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弱势群体研究(subaltern studies)。各种文献可以看作话语场，话语作品实际上就是各相关主体的话语权之间的交互作用。上述几个基本流派都揭示了一个基本的话语权规律：强势者充分享有话语权并利用之为自己或本群体辩护，替自己对弱势者的宰制进行辩护。这样，上述流派或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强者对自身霸权行为的诠释，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形成了维系殖民活动的文献，文化研究理论中对应地形成了后殖民研究流派；在性别问题上是父权制(patriarchy)对女性的宰制，文化研究理论中对应地形成了性别／女性主义研究流派；在社会阶层方面体现在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他者化(otherization)和边沿化(marginalization)，文化研究理论对应地形成了弱势群体研究流派。
　　如果说父权制是以纯体力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的主要生产力要素)，那么殖民就是以资本及其附着物如知识技术、武器等为基础(究其本质原因，是资本运作所涉及的主要要素如市场、原材料、人力、技术、管理等在起着本质作用)。弱势群体问题的形成就体现了上述要素的综合(amalgamation)，强者通过对话语权(其核心是知识和教育资源)的绝对掌控诠释和维护着自身利益的延续和发展，并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窜制。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然而人们对它的充分认识却并不容易，如人们容易将农民暴动误作农民有效地行使话语权。对弱势者的话语权研究贡献最大的当属斯皮瓦克(Spivak 1993)。
　　斯皮瓦克针对以古哈(Guha 1982)为首的印度历史学家们试图改写部分印度历史――他们试图纠正传统的将印度历史归结为社会精英史的做法，欲将农民暴动作为农民有效地表述自我的形式写入历史――展开讨论，敏锐地指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并没有话语权(暴动并不属于行使话语权的形式，至于受过长期良好教育)从而获得有效的话语权(的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地将暴动解释为有效的表述，这种做法本身是欠妥的)，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女性的农民更加没有话语权(以至于印度某些地方盛行的寡妇的殉葬被描述为她们自愿而快乐的行为)。弱势群体在被强势群体表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被边沿化(marginalization)、他者化(otherization)，因此对他们的表述也就不可避免地饱含偏见。她指出，特定的社会或群体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话语机制，只有掌握了这套话语的人才具备话语权。其要素大致包括：掌握该社会语境下有效的话语形式并熟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适当的表达机会或场所，有有效的听众等。
　　斯氏的这篇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文化研究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但更多的是曲解。为了纠正人们常常出现的一些误解，斯氏又专门对其常用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解释。如，弱势者没有话语权并不是说他们不能为自己说话，而是其表述要么表达不力(不懂得现行的话语形式)、要么没有表达的机会、要么表达了也没有人听取。简言之，其话语行为达不到有效的对话式的话语效果(dialogic effect)。
　　我们认为，斯氏的理论能恰当地解释中国文化中对农民形象他者化的现象。
　　首先，所谓表达不力，指的是农民作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群体，不具备足够的话语能力，因此不能有效地表述自己。这里，话语能力既包括驾驭语言及其他符号的能力，也包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和利用的能力。其次，在现代社会里，农民也没有表达自己的话语场，正如斯皮瓦克引述马克思关于德国(农民)小农场主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和表述”。
　　一个社会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话语机制，欲有效地表述自身，就必须依照该套机制进行，别无选择。农民暴动不是话语行为，且暴动的领导者或代言人也往往不是农民，即使暴动胜利了，也很难说是农民的胜利――往往是胜利的果实为其它阶层所窃取，以至于隔不了多久，农民因为生存状况的恶化且又诉求无门(没有话语权)，又只得诉诸话语以外的行为，即暴动。
　　综上，农民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表述，自身陷于沉默，因此其他阶层对其表述的结果也必然充满偏见。
　　
　　三、争鸣：根除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
　　
　　农民没有话语权，沦为被社会精英表述的地位，而后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歧视性的偏见，并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作品构建了诸多的负面农民形象。正如彻底的扶贫必须是造血型的而非输血型的，要真正有效地帮助农民群体，必须弘扬他们的阳光面，根除对农民的偏见。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精英的其它社会阶层必须加强反思，充分认识到农民群体的弱势正是强势者自身的损失，这一点在我国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体现着很好的类比性特征：一方面，工业生产相对过剩，为渐趋饱和的市场购买力而苦恼；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村中农民却因为相对贫弱而享受不到基本的现代工业产品，这不能不说是工业产业经济和与之对立的小农经济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同样，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也受限于农村、农民的落后。社会精英层应当充分认识到其相对于农民的强大优势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劣势，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从根本上检讨对农民的歧视性偏见。
　　在提高反思意识的基础上，社会精英层应该为农民提供尽可能的话语场，让弱势者有机会行使话语权。当然，要使后者能够真正有效地表述自身，必须创造环境，提高他们的话语能力，即从教育上――话语权培养的有效途径――重视农民群体。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作品，尤其是针对那些充满了负面农民形象的作品，要提倡批判地阅读，提高反思意识，为传统作品解毒，同时更要防止滋生新的他者化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提倡考虑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问题时，绝不可矫枉过正地提倡以农民为主，转而剥夺“精英”的话语权。设若为了充分赋予农民话语权，而将现行社会话语机制用弱势者的话语机制取代，则只能是社会文化不折不扣的倒退，甚至是反动的。
　　
　　责任编辑　陈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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