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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体认与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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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产生于人,以人为中心,而人的物质形态是人体,人体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对人体的体认不同,会影响不同文化及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当然,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改变人们的体认。人体体认与汉文化关系的具体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论文网 /4/view-10380941.htm
  关键词:人体;体认;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6-0130-03
  
  “文化是一种积淀物”①。罗常培先生引用人类学家戴乐尔(E.B.Tylor)的解释:“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合,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②可见文化是社会一切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规约,必然以人类的产生为前提。
  
  一、人体体认类比与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基础
  
  中国古人在体认自身的同时,形成类比的思维特征,发展出隐喻的文化传统,同时,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的认知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世界大宇宙的基础。
  在中国类比思维中,以人体为基础的“体认”特征思维最为突出。《易传》将八卦与人体作类比:“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说卦》),这是把以八种自然物为代表构成的宇宙整体与以首、腹、足、股、耳、目、手、口构成人身的整体相类比。秦汉时期还有人将人体生理结构与自然事物及现象联系在一起,如:“是故人之身首坟而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而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思维,这种思维形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被广泛运用。所谓“观物取象”,即“意”既由“象”出又由“象”着(附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夫象者,出意者也。”这里的“象”既指卦象,又指物象。意象理论就是建立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经验方法之上的八卦起源,根据《周易・系辞下》的说法,就在于“观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丰富的类比材料说明,这种取象体认类比的隐喻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很普遍,就连我们的汉字开始也是“观物取象”而成的象形字,《诗经》中的“比”、“兴”亦然。
  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体现的则是以“仁”、“善”为核心的伦理文化。这一整套从理性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的道德纲常,处处时时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和行为,而这种纲常系统的产生也离不开汉民族对人本身的重视和体认。对人的尊重和重视,是从对人身体的尊重和重视开始的,人们充满了最原始的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和对创造生命者的敬重之情,由此才有了祖宗崇拜,有了传统的孝道,有了祖、父、母、伯、舅、姨、姑等庞大的宗族亲属关系。当人们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时,就会用“我”的身体去感受、体验和认识世界,就会用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去“同构”世界的万事万物,理顺它们的关系,并形成一个网络,于是有了“天地父母”(即天为父、地为母)、“皇帝陛下为天子”、太阳公公、月亮娘娘、土地爷爷、老天爷、风伯、雷公、云婆、电母、雨师等等称谓,比如“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山海经・大荒北经》)。人将对生命的尊重之情和自身的体验之感都化作了伦理纲常,而这张伦理纲常的网既统括了人和自然界内部的关系层次,也形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有序的同一关系。而所谓中国人的热情、善良、有人情味等都是由此(即人体体认)延伸而来,即使在说教的理论书籍中,我们也时常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属于社会基本伦理关系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规则,从文献资料看,既可归于人对自身体认启发的结果,也可看作是古人对这种关系的体认式解释,不过,从上述“尊老爱幼”、“尊上卑下”观念的产生看,这些有序纲常的源头还应该是人对自身的体认。同样,君臣关系的确定与人们对自身的体认也分不开。头在人体中起着总指挥的作用,手脚则是实施头部行动指令的最重要部位,所以古人早就用人体部位来类比君臣关系,如“臣作朕股肱耳目”(《虞书・益稷》)。古人用“元首”喻君,用在人体行动和知觉中起重要辅助作用的“股肱”和“耳目”喻臣,借此表明臣对帝(君)应起的作用和应尽的职责。这种君臣之喻是以古人对人体头部(元首)与腿部(股肱)既为一体又为主辅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这样,人们就将对自身器官部位――头与腿之间关系的认识类化为中国几千年的“君君臣臣”的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制度观念。而古人对其他人体部位的体认,也通过隐喻的方式固定下来,如“喉舌”表示代言人、宣传者的意义从上古开始出现以后,就一直影响和沿用至今。
  可见,对人体的生命尊重和特殊认知是社会基本有序规约产生的源头和基础。
  
  二、人体体认对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人体类比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当然也成为传统儒学构建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础。而传统文化里除了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秩序外,还有很多具体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比如为什么人们认为中心是关键、主要部位呢?无疑,这些观念来源于生活实践,来源于对具体事物的认知。许多事物都可以启发人们体悟到某种观念,人体和其他动植物都是这种启发物。古人对一些人体部位的体认,可能不是某种观念产生的唯一启发物,但却是很重要的启发物,因此,可以说人体体认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丰富了文化观念的细节,而表示人体的符号则成为文化发展的载体和促动工具。
  对手和脚功能的体认,延伸了汉文化中的尊卑观念、道德价值和审美观念等。在早期生产力低下、劳动完全依靠手足的社会环境中,古人体认到手、脚对生存十分重要,手、脚理所当然就受到了重视。而正因为“苦乐关乎手足”,便有了手、脚的重要甚至神圣意义,手、脚也可以表示尊重,于是有高足、高手、圣手之美称,足下之尊称,手下之谦称等。手、脚既带上了重要的价值意义,当然也能成为评判人生经历和道德的符号,如拆墙脚、(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失足(青年)、手黑、耍手段、手不稳(方言,指爱偷窃)、手脚不干净等评判语。在中国人的体认中,脚又因位置处于人体最下端和功能有局限性,而成为不洁、无用、低贱等不好意义的符号。如“脚货”表示无用的东西,“落脚货”、“下脚货”表示卖剩下的不好的货物,“蹩脚货”指同类中质量低劣的产品。古代女人地位相对男人低下,所以用脚指称女人,如用“脚头妻、暖脚的”等称自己的妻子。古代与脚有关的职业也多是低贱的,如脚下人(仆人)、跟脚(跟班)、脚客(商人)、脚夫(靠卖体力挣钱的人)等。
  此外,古人对脚的畸形体认也带来了畸形的审美观,形成畸形的文化。古代有钱有权的男人喜欢欣赏女人的小脚,于是缠小脚在民间上下渐成气候,并使得这种行为袭非为是,成为一种小脚文化。
  而对手的体认,还促成了古代右尊左卑观念的形成。古代富贵人家居闾右,贫寒人家则居闾左。就一座房屋而言,也是右室尊于左室。让客人住右室甚至是一种较高的待遇,“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右室,上室”(《正义》)。因为右尊左卑的观念,左就有了贬抑、疏远、卑邪等不好的意义,如违背常理的途径被称为旁门左道,差错称为左错,邪恶的计谋则称为左计等。而右则相反,右为尊的观念至今还应用于道路规则,马路上行人行车都是以前行方向的右边为优先和正确方式。其实,左右二字本来就表示左右两只手,甲骨文中他们分别为左右手的形象,方位的左右就是从左右手的意义引申而得。而古人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到左右两只手中,右手干活方便而有力,比左手更重要,就尊崇右手,这种尊右源于右手的推测实际可以从其他民族的广泛尊右现象中得到印证③:如云南纳西族现在仍维系着原始的母系亲族制度,妇女在家族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吃饭、起居、祭祀等都是按女右男左的规矩分开,杨琳先生认为据此就可以否定尚右源于君臣尚右的观点,因为母系社会还不存在君臣关系。还有英语中的right表示右,也表示好的、正确的,如a right way表示正确的道路,left表示左,也表示不好的意思,如a left-handed marriage表示不合适的婚姻等。可见,正是相同的优势生理功能,右手才能得到不同民族相同的体认和尊崇。
  对头部的体认,使得头成为礼仪文化的载体,脸成为面子文化的符号。古人体认到头位于人体的最上端,又是整个身体的控制中心,头上还有着主管饮食说话的嘴、主管视觉的眼睛和主管呼吸的鼻子,当然也就认识到头对人的重要性。因此头代表着人的至高尊严,所以对别人主动低头多代表对人的敬重。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礼仪虽多,但都包含低头行为在内,比如古人有稽首、顿首、空首等多种跪拜礼。另外,古人上尊下卑的空间观念与其对头脚上下不同位、作用不同重的体认也不无关系,而且这种上尊下卑的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称领导为上级,位阶在下的称为下级等。位于头部的脸(古称面),也是区别和代表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志部位,人的长相和表情全都靠脸来呈现,古人体认到脸的重要代表性后,就赋予脸情面意义,于是有要脸/不要脸、没面子/有面子等说法,在古人今人的审美认知中,脸还都是衡量人外貌好坏的重要指标,相对于体内的代表部位心而言,脸是外部的重要代表部位,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直到今天,从个人到集体单位,大家都看重面子,办事要看面子够不够,遇到检查少不了要搞面子工程等。
  类似的,中国对耳的体认则形成了耳文化。早期社会里,人们交流沟通最开始主要靠语言,而记录语言符号的文字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有的,人们的交流事实上主要靠语音,因此在先民的体认中,听觉是第一重要的,而耳朵自然就成为判断正误是非的器官。耳朵主听,周代“听”的一个意思就是“决断、治理”,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周礼・秋官・小司寇》)。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决断力也都体现在耳朵上,所以用凡耳表示常人的耳朵,表示普通的人;用耳朵软表示没有主见和判断力,容易听信他人的话。古人体认到耳朵是信息进入的最重要通道,所以心理活动和道德观念也都与耳朵有关,如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耳顺”本为接听神灵的诏语,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耳顺”表示的是能包容不同意见,而汉字“耻(�u)”为什么以“耳”为构件也可以找到外在理据了。一方面古人从自己那里体认到耳朵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从通神明的人――老子的耳朵那里得到外形的验证和体认。老子,名耳,字聃,“聃,耳曼也”(《说文・耳部》)。可见老子的耳朵又长又大,人们认为正是老子的耳朵不同一般,所以他能以耳通神,能有那么大的智慧和那么长的寿命。于是“大耳朵”成为非凡人物外貌的共同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大耳儿,唐僧也是双耳垂肩的形象,如来、弥勒等佛像雕塑都是大耳形象,直到现在,流传于中国民间的“福相”、“贵相”中,有关耳朵的描述还是以耳垂厚、大、长为特点。也正因为耳朵重要,所以古代杀敌后要取其左耳,用刑也是割其耳。
  另外,在汉文化中比较重要的尚中观念也与人们对“心”的体认分不开。尚中观念从“中国”这个名字就可见一斑,自古就有尚中观念,从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居住区到后来的明堂和宗庙,再到普通的民居,房舍中间的那间房都比其他房间要大,而从古籍记载的城郭建筑看,王宫一般建在城中心,这种建筑格局都反映了人们尊崇中心的思想。这种崇尚地理的中心与人们体认到自己居躯体正中间的心这个器官的重要性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中心”二字就能说明这点,今天很多单位取名时,都爱用“××中心”,如研究中心、运输中心、商务中心等等,从这些名称上似乎可窥见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潜在欲望。
  总之,人体体认是文化形成和丰富的重要来源和工具,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影响不同时代里人们对人体的体认。
  
  注释:
  ① 转引自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③ 参见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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