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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语”和“骑射”的演变探究满汉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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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满族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先祖女真人生活在长白山林之中,擅长狩猎、骑射,以武力统一东北地区,进而推翻明朝统治,统一全国。在发展武力的同时,也注重本民族文化的建设,逐渐形成了满族文化。但是随着政权的壮大和生活地域的迁移,不断面临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冲击,“国语”和“骑射”为代表的满族传统文化也随之被封建化的浪潮所渐渐淹没。从具有代表性的“国语”和“骑射”两方面来探究满汉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满族;国语;骑射;封建化;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6-0079-02
  满族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形成了自己善于骑射的习性和使用满文、满语的交流方式。经过长期的、多因素的沉淀,形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满族的发展壮大,以“国语”和“骑射”为代表的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融。
  一、“国语”的演变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也有些民族的发展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只能借用其他民族语言或文字,满族则是其中一支。
  明朝时女真人在使用女真文的同时还使用蒙文。在元朝统治和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女真上层人已经学会并使用蒙文,这种情况越发普遍,许多部落甚至改用了蒙文。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①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十余年征战,已基本统一各部,发布政令,指挥军队,对外联络交涉等使用蒙文多有不便,也不利于金国尊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史载:“太祖欲以蒙古字编创译书。”“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②到皇太极时期,“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③于是在原来满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圈点。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起兵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至天命四年(1619年)基本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在征战的同时,也俘虏了大量的汉人。努尔哈赤表示:“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们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④可见,虽然努尔哈赤时期女真人与汉人有接触,但汉人毕竟是被统治者,范围狭小,所以并无实质上的交流或是融合。到皇太极统治时,后金政权相对稳定,民族关系也逐步缓和,对汉人也积极地笼络,分而治之,给予一定的官职,重视汉官的作用,但是汉官不懂满语,对统治造成极大的不便。天聪六年(1632),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道:“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⑤皇太极又设立汉军八旗,把汉人从八旗满洲当中分离出来,一方面加强对汉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皇太极对汉人的重视,客观上为满汉的接触和交流提供了制度上的平台。还对满文进行了改进,创造了特定字母和“切韵清字”之法,满足了满文吸纳汉语文的客观需要。为了解决满族人学习汉文化的需要,采取了最直接的译书的方式。天聪三年,设立文馆,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⑥。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满文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满文得到普及,满汉文化得到初步交流。
  顺治元年(1644),清军大举入关。顺治帝不久便迁都北京,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1]据清代文献记载,“国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专用满文,使得汉族官员办公十分不便。康熙年间,尚书王指出:“供词非汉语,汉官无由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载满字稿。”[2]乾隆初年,“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说明汉文已经与满文融汇,甚至出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乾隆帝则以“钦定新清语”代之。满族人讲汉语也成为大势所趋,就连皇室也如此,“上(乾隆帝)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3]可见,清初入关时,满族人还普遍使用满语。到乾隆朝时,汉语成为具有优势的普遍用语。
  进入辽沈之前,满族还处在单一民族群体的状态下,生活环境相对闭塞,与外界的交流不是十分的频繁,使得满语成为主要的用语。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政权不断壮大、生活的疆域扩大、接触的汉族人增多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使得汉语的影响逐步加深。入关迁都之后,满族群体真正地开始与汉族多层次、大范围的接触。皇太极在位期间,建立八旗蒙古,又“命编汉军为八旗”[4],这无疑是八旗人口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八旗汉军的设立更是改变了单一满族人口的形态,增加了满汉交流的机会。其次满族从东北迁移到京畿地区和驻防其他地区,分散了人口,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格局。
  满族入关之后,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其文化逐步变迁。统治阶层认识到要实现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的统治,仅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转变理念,推崇汉族传统思想统治体系即儒家思想。这无疑会造成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满族文化没有汉文化历史悠久,与强大的汉文化相比也没有优势。
  二、“骑射”的演变
  满族以狩猎、农耕为生时,形成尚武的风俗,“凡生男儿,则悬弓矢以门前志喜。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驰弛逐……盖其风俗使然也。”①在清初,骑射活动十分盛行。满族统治者和贵族经常练习骑射,并且定期狩猎。骑射还成为入仕考试科目。
  骑射来源于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长期的采猎生产活动使满族人民善于骑射。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对八旗士兵“计丁授田”。将俘虏的汉人编入田庄,满族的农奴制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农业经济占据了一定的地位,骑射出现松弛。入关前,皇太极指出:“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史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5]八旗士兵战斗力不断下降。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命勒尔锦率兵平吴三桂叛乱,军队抵达前线,却不敢渡江作战,“终日嬉戏,挟弹手搏以为乐,旁及琴弈医卜之属,纳妾生子,不问军事。”②雍正年间,八旗将士安于舒适生活,甚至“俱不亲佩腰刀,一味偷安”[6]。至乾隆朝情况愈加严重。   骑射来源于狩猎生产。入关之后,大量满族人进入北京和驻防全国各地。缺少了关外茫茫林海、高山峻岭的自然环境,同时为保证八旗军队兵源,不准八旗人员参加生产。八旗原本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但脱离了劳动生产,骑射逐渐废弛了。满族人数虽不多,但满贵族为了保持民族统治,很大一批满族人被授予官职,享受厚禄。旗人披甲当兵,分给旗地和粮饷。逐渐形成了城市中的奢靡生活方式,养成了汉族人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可见“国语”和“骑射”的发展与衰落历程,这种流变成为统治者日后提出并重视“国语”“骑射”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以窥探到满汉文化融合的轨迹。首先是满汉文化的融合。表现在“国语”方面,从入关前到入关后,不管是向上发展时期,还是满文逐渐衰落时期,满语在吸收汉文的同时也在向汉文渗透。这就是满汉语言文字的相互交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表现在“骑射”方面,入关后,政权相对稳定,八旗军力松懈,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积极地吸收儒家思想,把崇尚武力思想逐渐过渡到“文治”。说明汉族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满族民众尤其是统治者思想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其次是生活方式的融合。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满族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进入辽沈之后,对八旗官兵计丁授田,入关后又圈占京畿土地,农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八旗官兵生活来源由国家保证,更加速了原有生活方式的丧失,逐渐融入汉人的生活方式中去。满族人的生活方式渐渐向汉族人生活方式转变,最终导致本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人大体相同。
  “国语”和“骑射”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封建生产方式和儒家传统伦理文化的作用下逐渐失去原本的风采。这正是两个大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也恰恰说明了满族这个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大量接受汉族的影响,促使其从原有的落后赶超上来,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充分展示了满族人民的智慧。
  参考文献:
  [1][清]昭.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
  [2][清]吴振械.养吉斋从录(卷6)[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61.
  [3][清]昭.宗室小考[M]//《啸亭杂录》(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洲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50.
  [5]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0.
  [6][清]昭.不忘本[M]//啸亭杂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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