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口安全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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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人口的矛盾已从总量规模过大转向了结构调，而这种自然结构的蜕变将对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用科学发展观从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诸多方面研究人口安全问题，增强忧患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人本论；人口发展观；人口安全
　　中国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7)03-0037-04
　　
　　自1798年英国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问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始终着眼于人口的规模和总量的增长。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自然界所能提供给人的食物是有限的，人的繁殖能力是无限的)和“两个级数”(食物的增加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繁殖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了人口抑制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计划生育的出发点也是对人口总量实行有效控制。
　　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基本呈“一边倒”的态势，强调若不采取强制的生育政策，中国将会出现“人口爆炸”的可怕后果。有人还用数学模型推测，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6亿，到2050年则为40亿。在此背景下，中国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并推行了1／4世纪。然而现在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却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口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态势，而这些国家并未按马尔萨斯所开的“药方”采取“两个抑制”(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前者指通过各种客观途径进行人口的自然减员；后者指通过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的方案去控制人口。此后，北美、南美以及东亚、南亚大部分国家也开始出现人口增速放慢以至停滞的现象。第25届世界人口大会(2005年7月)的主要议题就是老龄化、低生育率、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中国人口在这些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目前中国人口的矛盾已从总量规模过大转向了结构失调，而这种自然结构的蜕变将对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一、人口变化趋势及我国人口所处的阶段
　　
　　人口总体数量、结构的变化及增殖能力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经过实证性研究，发现人口变化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例外。
　　第一阶段，传统的前工业化社会阶段。在此阶段，高出生率伴随着高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很低。我国在清中期以前就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食品供应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造成出生率不变而死亡率下降的局势，因而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北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的十年以及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就是处于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经济迅猛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使得许多夫妇不想多要孩子，因而婴儿死亡率降低的同时出生率也随之下降，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南美及亚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正处于这一阶段。
　　第四阶段，经济成熟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水平很高，夫妇双方均参加社会工作，人们崇尚高质量的生活，家庭的概念越来越淡漠，每家的小孩数量降到了1至2个，并有不少“丁克”家庭和单身主义者，这时人口增长趋近于零，甚至呈下降态势。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欧洲、北美及日本的人口就处在这一阶段。
　　尽管我国城乡、东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但是从城市化程度(2006年末为43.9％)、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年增速都超过10％)及人均GDP水平(2006年已达2000美元)等多方面都可以充分证明我们正处于经济迅猛发展阶段。同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对于女性婚育观念特别是晚婚晚育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2005年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98.35％)。
　　持续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教育，在全国已是深入人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生育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多子多福”的概念基本不复存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众多“啃老族”的存在使得“养儿防老”的意识越来越淡漠。此外，育儿成本大幅度的上升(有人曾预算，将一个孩子从出生培养到大学毕业按现在的物价水平需用40万元左右)，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敢多要孩子，为了摆脱负担，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甚至不要孩子。出生人口递减的态势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对此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注释。毋庸置疑，我国已进入了人口增长十分缓慢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的矛盾已由总量规模过大转向了自然结构的失调，正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人口问题的决定》)所说，“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发展局面的复杂性直接显露出人口安全存在的潜在危机，只有对此有全面透彻的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人口发展战略。
　　
　　二、中国的人口安全问题
　　
　　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的1798年到1980年，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都在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担忧。其中最为有影响的三本书《生存之路》(威廉・福格特，1949)、《人口爆炸》(保罗・埃利希，1970)和《增长极限》(丹尼斯・梅多斯，1972)代表当时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普遍认识：由于人口激增、资源耗损，在今后一百年内，这个星球上的经济终有一天要达到极限，到2100年，人口和经济将走向崩溃，并宣称：人类困难难以解脱，除非停止人口增长。
　　然而出乎大多数学者的意外，世界人口从马尔萨斯(1798年)时的10亿增长到了今天的65亿，人类不仅没有覆灭，反而经济更加繁荣，地球上居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困扰社会的已不再是人口的增长，反而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老化问题。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无不对本国人口增速递减的状况忧心忡忡。
　　人口安全与否，主要应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考察。
　　在人口总量方面，自唐朝以来，中国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中国有4亿人，占世界人口12亿的1／3；20世纪初，尽管长期战乱，仍有4亿人，占世界16亿人口的1／4；到了21世纪，中国有13亿人，只占世界65亿人口的1／5。如果按照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发展，再过几十年中国人口在世界的比例，恐怕只有1／6，或者更少了。有人曾设想，中国要是只有3亿人，最多不超过7亿人，人民的生活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想法。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绝对达不到现在的水平，中国也不会有今日这等繁荣强盛。另外，还应考虑更重要的一点，即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我国“五普”(2000年)年龄的中 位数为30.8岁，已比“一普”(1953年)的22.7岁提升了8.1岁。如果人口保持在7亿人以下，年龄的中位数恐怕要达到50岁了，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40％。在未来15年内，中国人口总量矛盾尚不突出，但若依现在的生育水平继续下去，人口总量的矛盾必然凸显出来(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缺乏方面)。
　　目前，我国人口安全方面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人口自然构成失调。人口的自然构成包括年龄和性别两个方面。从年龄结构看，由于生育率下降过快，低生育率运行时间长，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无论按60岁还是65岁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于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化加速并持续的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低下，使老龄人口比重加大的同时少年儿童比重缩小。
　　人口老龄化必然要加重社会负担，对劳动力供应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会对生产发展、消费扩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起到钳制作用。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有三点不同：一是发达国家是在具备较为雄厚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有能力解决老龄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属于“先富后老”的类型，而我国是“未富先老”。二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渐进的，而我国是短期速成的，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们在一个世纪才逐渐完成的老龄化进程。三是发达国家始终没有对计划生育进行政策性限定，而我国“独生子女政策”使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加深，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
　　从新生儿的性别结构上看，中国人口出生性比例严重偏离了103－107：100的生育性别“铁律”。我国1964、1982、1990、2000、2005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6.6、107.2、111.3、116.9、118.6，呈逐步上升态势。根据总人口和性比例资料测算，到2020年，中国25-35岁的男性将比同年龄组的女性多出4000万人。失调的性比例将会对社会道德伦理产生巨大冲击，直接后果会加大婚姻不匹配的因素，造成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
　　人口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家庭平均每户人口也呈逐渐减少的态势，1982、1987、1990、1995、2000、2005年各年平均每户的人数分别为4.4、4.2、4.0、3.7、3.4、3.1，突出反映了中国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体的家庭结构。以前我们研究人口问题从经济资源的角度考虑较多，这不能不说是有些偏颇，我们更应从社会、政治、国防及民族的未来多层面统筹安排，因为社会安全最根本地是取决于人口安全，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千年大计。
　　
　　三、中国总和生育率分析
　　
　　目前对于中国人口的发展战略争议很大：是继续坚持只生一个的政策，还是放松乃至放开对生育的限制。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生育状况的认知，特别是对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和分析存有歧义，鉴于此在这里专门作一讨论。
　　中央关于《人口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当年各年龄别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每个育龄妇女在育龄期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通俗地说就是按该地当年生育率水平计算的每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该指标不受育龄妇女结构的影响，能够反映某一年份一批育龄妇女整个生育期可能达到的生育水平。人口统计学经过较长时期大量的观察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男女比例为1：1，那么其人口要想保持不增不减(即零增长)，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2.1这个世代更替水平上。如果一个国家男多女少(我国2005年性别比为106：100)，则总和生育率要略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证人口总量的不变。
　　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编制的《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资料，2004年全世界总和生育率为2.8，东亚各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与近20年生育率一直低下的欧洲十分接近，有些国家和地区还低于欧洲。
　　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其总和生育率仅为1.22(按1970年到1997年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轨迹，2000年降为1.22属正常现象)，大大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基本上与亚洲日、韩等富裕国家生育水平接近。国家计生部门根据“五普”1.81％的漏报率和在校小学生的人数将总和生育率调整成1.73，对外公布为1.8。此后6年间，对外公布的总和生率始终是1.8。
　　依照中国的国情，还可以计算出政策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并与实际生育率作比较，以考察统计数据的可信性。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的统计：目前全国执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符合“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符合“二孩政策”的占9.7％，符合“三孩政策”的占1.3％。按此计算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9，如果考虑至少有15％的不育人口(不育症、单身、丁克家庭等)，政策生育率只能达到1.18，若再考虑计生委统计的6％超生家庭，生育率也只有1.25，与“五普”测算的1.22非常接近。
　　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状况、社会竞争程度、社会保障制度、生育观念等诸多因素决定了生育愿望。1997年国家计生委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城市妇女期望生育值为1.56，农村为1.80，总的平均值(城乡人口比例按4：6)为1.70，1998年上海对9905名育龄妇女进行调查，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条件下，意愿生育率为1.51；对1000名已婚男子的调查，意愿生育率为1.67。 2002年北京市的调查结果是1.04。天津市对新婚夫妇的调查，意愿生育率为1.26-1.30。
　　考虑到不孕症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意愿生育率总是小于实际生育率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北京、上海、天津“五普”资料显示：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7、0.68和0.88，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的幅度一般在30％以上。根据1997年国家计生委调查的意愿生育率1.7的数值推算，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应为1.19左右，与“五普”的1.22也是十分接近的。
　　因此，任何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充分理由，只凭惯性思维去试图推翻、修正“五普”的调查结果而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取向
　　
　　前面分析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现状和人口安全存在的问题，并对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了阐述。我们认为，运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党和政府“坚持低生育率水平”的社会发展策略，从中国人口安全的角度出发，适时调整持续了27年的生育政策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第25届世界人口大会与会110个国家的2000两千多位人口学家就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 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解决老龄化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程度。
　　对于我国的生育政策，需考虑这样几项内容：是否应该调整；何时及如何调整；调整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笔者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可采取如下步骤：(1)淡化“独生子女政策”和晚婚晚育的宣传，并停止对“自动退掉二胎指标”家庭表彰报道，加大对优生优育和公民养育子女社会责任的宣传，大力改善妇幼医疗保健条件，实行生育、儿童医疗免费制。(2)逐步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两年内实行允许生二胎的政策，并取消生育间隔的限制。(3)5年(2011年)后适当时机放开生育政策，国家只对公民的生育意愿进行积极引导，不再实施行政干预。
　　即使采取以上放宽的生育政策，中国总人口的峰值也不会超过14亿(2015―2018年左右)，此后还会呈递减态势。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去印证：
　　(1)我国人口增量递减趋势。1991年之前我国人口每年的增量都在1600万人以上，1991-1999年每年增量在1000万人以上，2000―2006年各年的增量(万人)分别为：957、884、826、774、761、768、692。若以每年的增量为因变量y，以年份序号为自变量x，用1987―2005年的人口资料可拟合回归直线方程：
　　y=120556-59.785x回归系数为-59.786，即每年人口增量平均递减59.786万人，到2017年人口总量将开始下降。
　　(2)生育意愿减弱。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社会活动参与感的增强、生活工作压力的加大、抚育子女成本的提升、传统家庭观念的淡化及社会保障程度的普及，使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逐步减弱，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他们也不想再多生育孩子，不仅城市如此，农村也已逐渐形成风气。从1985年开始，国家特批在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业县)试点二孩晚育理论，但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总和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新疆建设兵团在20世纪90年代末放宽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统计结果“十五”期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3)传统的生育文化已遭到诋毁。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核心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世代传授的古训也是这种文化的经典语录。这里所说的“后”与“儿”不仅仅是对一个家庭而言，更主要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讲的。养育儿女是每一代人的家庭责任，也是一种不容推脱的社会责任。要想使生育水平保持在略低于世代更替的水平上，从现在的生育状况看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放开生育限制而育龄妇女不愿意去生，任何激励政策也不会起太大作用的，这已经成为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生育方面最令政府头疼的事情了。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生育文化，使人口的繁衍维持在正常水平，应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去落实。
　　尽管我国老龄化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那样严重，但推进速度之快，预期推进程度之深较之发达国家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检测、审视生育政策，适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应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正如中央关于《人口问题的决定》中所说，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责任编辑：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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