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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浩然与胡万春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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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浩然与工人作家胡万春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
中国论文网 /4/view-13079156.htm
  胡万春出生于贫苦家庭,是钢铁厂工人,为建国后党培养的工人作家之一,与仇学宝、费礼文等属于文学新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万春。1952年开始发表小说,譬如《青春》《爱情的开始》《铁拳》《战地春秋》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父亲浩然是农民出身,所写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脱离农村、农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就是这样两个出身不同、远隔千里的作家,又是如何相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呢?据我从父亲遗下的书札与日记中,得知1962年3月21日他曾执笔给胡万春写了一封信。3月29日,收到胡万春的回信。4月1日,他又给胡万春回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一切,也从此开始了与胡万春频繁的通信联系。但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却在一年后的1963年。
  首次会面
  父亲为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于1963年4月27日乘火车来到上海,住在淮海饭店。当紧张的剧本修改工作告一段落后,于5月11日下午来到上海作协与胡万春相会,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晚上又与胡万春来到文化俱乐部,一边喝酒吃饭,一边继续聊天,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宿的饭店。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文化俱乐部里,我见了工人作家胡万春。他比我大几岁,但是,他的作风却像比我小几岁。真是热情洋溢,有一种工人的气质。这位在旧社会从小就进了工厂当童工的人,并没有念过几年书。解放初期,因为新生活的鼓舞,他大胆地拿起文笔,为小报纸写小新闻、小通讯。那时候,连许多常用的字都很生疏,文理更不通了。可是,报纸、刊物的编辑们,却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有时请他到编辑部,有时编辑亲自到工厂找他,帮他逐行逐字修改。以后,很多老作家也常常帮助他看稿,向他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胡万春在各方面的关怀培养下,以一种主人翁的气魄,钻研文学,几年之后,就成长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青春》《特殊性格的人》《谁是奇迹的创造者》《过年》等许多部短篇小说集。他的描写童年生活的小说《骨肉》,曾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文艺奖。
  做客胡府
  这一年的11月26日傍晚,父亲再次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同时为《收获》杂志社压缩《艳阳天》,以便在刊物上发表。到了第二年的1月初,才把这些任务忙出一个头绪。
  1964年1月9日,父亲应邀到胡万春家中做客,受到胡万春及其夫人的热情招待,在不知不觉中就聊到了深夜,可能是因为酒逢知己干杯少的缘故,饮酒也有些过量,最后只得夜宿在胡府。
  到1月底时,《朝霞红似火》的电影剧本又一次修改完毕,父亲于29日下午回到北京。他十分好客,对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是这样,对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就更是如此,当他回到京城的一个月后,胡万春来到北京,浩然得知后热情邀请他到家中畅饮。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文学创作。
  1964年8月,父亲接到中国作协外委会的一个外事任务: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作为领队全程陪同一位来自非洲索马里的作家。浩然陪着外宾在北京参观、游览过后,于8月21日飞往上海。在第二天与上海作协的座谈会上,父亲与胡万春再次相见。
  父亲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在《收获》上首次刊出,到1966年初,第三卷再次由《收获》刊出,三卷本长篇全部完成。胡万春得知消息后十分欢喜,他为父亲在创作上的突飞猛进感到高兴,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浩然同志:
  你好!
  你的长篇第二部己出了,是不是?第三部我在《收获》看了校样。你创作上的突飞猛进,使我很为你高兴啊!
  那天,我和赵自、费礼文等五六个同志在一起,都说到了你。写作是要有这样一股子革命的劲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学习。本来,《文学评论》约我一篇评论《艳阳天》,后我突然赴越南,刚刚回来不久。结果,他们自然只能约别人写了。以前《文艺报》的债也一直没有还。看看!欠了一屁股债哩!
  这次去越,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对我的思想上影响很大。可惜,大都不能写作品。
  你最近不是在下面吗?在《收获》我看了你的信,看了你的短篇,你用了“红野”的笔名?我非常理解你的用意,但我以为大可不必。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快工出�货”。过去,专门强调“慢工出细货”是片面的。《欧阳海之歌》连深入生活到写成作品还不到一年。看看!这应该表扬的吧?你的《艳阳天》反映是挺不错的,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和听到了一些文艺界、工人等的议论。祝贺你,三部都写成了。
  第三部发表时,唐铁海曾和我谈了一通,说“挺不错”,要我翻一翻校样。我为此翻了,可惜,《收获》篇幅限制,删了不少。肉痛吧?
  现在《收获》由唐铁海负责。他是最近调回编辑部的。
  好了,也谈谈你的情况吧!
  匆匆,致以敬礼
  胡万春
  1966.3.19
  写信鼓励
  “文革”开始后,胡万春利用到北京的机会与父亲相会,而浩然则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与胡万春等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多次聚会畅谈。之后胡万春再也没有机会来北京,而父亲也没有了赴上海的机会。到了1969年,北京市文联被撤销,浩然到京郊房山县下放劳动。1974年下半年,父亲因身体不适,在给胡万春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胡万春阅后很是着急和震惊,很快给他复信。信中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浩然同志:
  收到你的信,先是高兴,接着使我十分震惊,你的血压高至130-170。这是非同小可之事。你的精神叫我十分佩服,可你无论如何不能麻痹大意。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要靠一大批新生力量来完成的,但也要靠比较成熟的文艺工作者来创建的。你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你还要从长远的革命需要考虑。
  我希望你能很好治疗、休息。
  你在信中对我表达的感情,我很是感动。你对我的嘱咐,我将句句牢记在心。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风浪中喝过一、二口水,总是会有所长进的。   你有旺盛的革命斗志、朝气蓬勃的创作劲头,不怕牺牲、不怕死的勇往直前的精神,这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的创作上的成就是用生命来换取的。
  你一定要治病,万不能麻痹。我患高血压已有三年多时间,到110-160己头昏脑胀,就像晕了船那样,心脏的跳动也不正常。这几年我吃够了这种病的苦头。你是初�l病,及早治疗,是能根治的。我估计你的病是日夜在写字台旁苦战得来的。只要治疗就能好。但是一定要休息。如你现在不注意,它会把你拖垮的,虽然你不想做“软床上的废物”,但它会叫你身不由己,非叫你躺倒不可。如果如今早作休息,及早治好,将来你将能写更多更多党和人民需要的作品啊!那样,你为革命的贡献就更大了。
  我非常关切你的病。当我把这一点告诉我的战友陈继光同志(火车司机)时,他立即叫我写信劝你治病,我们都很关心。你一定要治病。
  祝你早日健康,致革命的敬礼!
  万春
  1974.10.2
  情谊加深
  父亲的书柜藏书上万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包括《红光普照大地》《特殊性格的人》《家庭问题》《王刚传》《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等等十余本胡万春的主要著作。这些书都是胡万春在几十年间,陆续赠之,扉页上均有他亲笔签名。
  《红光普照大地》是胡万春1962年2月4日签赠给父亲的,这是他送给父亲的首本书。父亲在收到胡万春一本本赠书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新作一本本地回赠给他。胡万春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几年,你寄我的一部又一部作品,一封又一封的信,对我既是鼓舞,也是鞭策。你远远地跑到了前边,我很惭愧,我比你落后了。现在,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像你寄我照片时信上说的那样:‘我要向你学习。’这不是客套,这是实心话。……我将以你为榜样,为党、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迎头赶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永远不该自甘落后的。
  父亲接到朋友的创作成果,全作鼓舞的前进动力。因此,他不仅与胡万春有书作的互赠,相互赠书的还有张长弓、魏巍、杨啸、郭小川、李季、蒋子龙、赵大年、马烽、杨沫、张笑天、刘绍棠等作家。除此之外,他还收到其他艺术家朋友的字画、印章等友好礼物。譬如,胡万春的小儿子胡小春善刻章,曾特意给他篆刻五枚印章作纪念。闻是胡小春奉父亲胡万春之命所刻,是胡小春去东北途经北京,专程送到家。我从遗存的一批印章中,辨认出胡小春所赠的五枚印章中的其中一枚,边上刻有边款,因刻得不太明显,只大致辨认出:浩然叔叔斧正于丙庚夏刻胡小春。
  1976年6月,父亲赴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到沪后想起了数年未曾谋面的朋友胡万春,就在宾馆提笔给胡写去一信。胡收到信后立即给父亲复信,盛邀父亲到家中做客、聊天。6月6日这天,父亲在《收获》杂志编辑朋友郭卓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大名路胡万春的家。父亲与胡万春已有八年没有见过面。父亲在日记中这么记载的:“1976年6月6日早上跟郭卓同志一起,去大名路看胡万春同志。下午三点多回到住处。八年没见了,他并不显老,然而,他在生命的征途上,经历了一场多么严峻的考验。”
  几天后,父亲又一次去胡家闲聊,并在同年4月初,赠予胡万春的《春歌集》扉页上题写了小诗一首,这是很少见的:
  喜观新生面,羞翻旧文章。
  扪心何可慰,热诚在字行。
  南下长沙前夕题《春歌集》赠胡万春
  1976年12月30日,父亲正在紧张地起草着《金光大道》第四部,因周围环境乱糟糟,难以静下心来,好赖总算开了头。傍晚时分,胡万春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给《人民文学》改稿,刚来到北京,父亲接电话后,赶去北京东四旅馆看望他,途中还买了些肠、肉冻等食物。
  文友转行
  1976年的金秋10月,父亲不放心胡万春,特意写信给他,问他的近况。胡万春立即回信说一切均好,请其放心。可惜不久后,社会上又开始有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流言蜚语,胡万春写过一信:“来信带来了喜讯,我高兴极了。你知道,我已没有多少好的战友了。唯有在北方的你,是我十分十分关心的。听到流传的关于你的消息,我一度心乱如麻,很不安,现在,我放心了。你又闯过了一个大关。”
  1978年开始,浩然还是没有摆脱开江青的政治株连。而胡万春也没有能够幸免。4月1日,父亲接待了前来外调胡万春的人员。尽管他觉得这种外调很无聊,但也必须为他们写出书面材料。父亲对此感到很无奈。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的召开,既给父亲与全国各地文艺界的好友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会议期间,浩然与胡万春多次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参加某些活动。
  1980年年初,河北《长城》的编辑潮清,准备去上海组稿,因知道我父亲与胡万春关系不错,特意请他给胡万春写一封“介绍信”。潮清返京后,给父亲写来信,讲述了他在上海见到胡万春时的情景:“我在上海,拿着你的信,专程拜访了胡万春同志。他看了你的信,动了声容,当时让我看了你在年轻时赠给他的照片,同时打听了你的情况。他对《长城》向他邀稿,也很有好感。对《长城》发表《男婚女嫁》更为赞赏。”
  再以后,因父亲忙于“文艺绿化工程”,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常年居住于京东农村,奔波往来于城乡之间,很少回到北京城里,身体健康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与胡万春的联系也就渐渐减少。1992年8月的一天,父亲在他京东县城的书斋“泥土巢”里翻阅着我从北京家里带来的《作家报》,报上的一条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作家胡万春去越南经商。”读罢这条消息,他感慨万千,认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大了。
  (作者原单位为北京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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