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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西因是解唐诗的思维个性与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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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日本江户晚期葛质所撰《通俗唐诗解》是东亚唐诗接受史中很有价值的典型个案。著者通过对唐诗“秘法”的探究,力求获取唐诗艺术的深层奥秘,以说服更多读者传播和接受唐诗,从而改变江户晚期宗宋抑唐的时代审美风尚。它显示唐诗丰富意义的生成既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也是跨文化的空间集合。本文从建设“唐诗学”这门学科的意识着眼,将日、韩等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传播与接受唐诗的情形与实绩加以整体考察,当能更完整地体现唐诗的典范意义。
中国论文网 /4/view-13951993.htm
  关键词 通俗唐诗解 日本 葛质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7-0050-07
  在日本古代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江户晚期葛质的《通俗唐诗解》是相当特别的一部,是东亚唐诗接受史中很有价值的典型个案。在日本学界,田中康二、小野泰央、池泽一郎等当代学者曾就该书之论诗特色、与中国诗论的渊源等问题有过专文探讨。而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日本学者所探讨的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唐诗学”研究的海外延伸,颇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葛质该书对唐诗字法、句法、篇章结构以及内蕴的独特解读,值得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葛质(1764-1823年),字休文,号因是。为仙台藩士葛西五左卫门之子,生于大阪,长于江户。曾两度入儒学世家林述斋之门,虽以儒者自命,但不拘于师传,著有《大学辨锦》《中庸辨锦》《老子辐注》《庄子神解》等书,是日本江户晚期著名的汉学家。其解释经子之书时多“抹杀旧说,尽出独见”,自称“我观经子,别有慧眼。汉孔安国以后,宇宙之大,其有几人哉!”这种“豪快俊迈,蔑视一世,眼中无人”的独特性格,①也体现在他对唐诗的解说中。
  一
  《通俗唐诗解》收100首唐人七言律诗,凡二卷,汉文原诗,日文解说,载明“因是道人葛休文口说,宫无端笔授”。②今存刊本有享和二年(1802年)上善堂本,扉页书名题为《通俗唐诗七律解》,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九州岛大学图书馆、县立长野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前有宽政十二年六月廿七日葛质汉文自序一篇,末有署名“白鹭主人”跋语一则以及葛质于享和二年自题简短识语。
  与日本古代很多基于《唐诗选》《三体诗》等中国选本来进行释解的著作不同,《通俗唐诗解》是由葛质本人编选并解说;且相对于《唐诗选》之重盛唐、《三体诗》之重中晚唐来说,该书上卷50首为初盛唐、下卷50首为中晚唐,从比例上看似乎并无偏执。而在具体篇目上,其中虽有相当数量的名篇同样见诸《唐诗选》《三体诗》,但大多篇目见于明末清初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唱经堂杜诗解》。在《通俗唐诗解》序言中,葛质对金圣叹的钦佩溢于言表:“后得金圣叹先生批唐诗而读之,其分前后解,真读唐律诗之妙诀也。其云句皆有讽托、并无写闲景者,真读唐律诗之卓见也。……金圣叹先生之于唐律诗,亦犹孟子之于圣人也乎?”⑥[日]葛质:《通俗唐诗解序》,《通俗唐诗解》卷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三、一叶。因此,在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中,金圣叹对葛质的影响被反复提及,如田中康二甚至认为葛质的解读是对金氏的措词转换(�iみ替え)。[日]田中康二:《葛西因是の『通俗唐诗解』の解��槁浴罚�《江�跷难А返�36号,2007年6月。确实,无论从解诗理念还是解说内容看,金氏对葛质的影响都显而易见。
  从解诗理念上看,金氏与葛质都认为诗可以清晰地加以解释,可以求得确切的答案。此前,明代谢榛曾强调解诗不可拘泥于事理:“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并引黄庭坚语以明释:“黄山谷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则诗委地矣。’予所谓‘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与此意同。”谢榛撰,李庆立、孙慎之笺注:《诗家直说笺注》卷一,齐鲁书社,1987年,第11页,第60页。而在金圣叹稍后,清人叶燮则将此一特点推为“诗之至处”:“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汛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若夫诗,则理尚不可执,又焉能一一征之实事者乎!”叶燮撰、蒋寅笺注:《原诗笺注》内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95页。诗之妙处“在可解不可解之�g”实为明清人评诗常谈。金圣叹却说:“弟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辈辈相传‘诗妙处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一语,弟亲见世间英绝奇伟大人先生皆未尝肯作此语,而彼第二第三随世碌碌无所短长之人,即又口中不免往往道之。”金圣叹:《与任升之》,《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页。他自然没有“亲见”谢榛、叶燮等一流诗家作此语,但认为此乃头脑糊涂人相传、二三流无所建树者所道,则显示金氏不以为然。而葛质同样在《通俗唐诗解》序言中说:“吾七八岁随例诵李家《唐诗选》,十七八与学伴学吟诗,取注释《唐诗选》读之,字训典故,尽得通晓,茫乎不知作者为何作此诗为何作此句。尝就宿老先生而请解,大率以‘诗妙处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相答。夫诗者言志也,志者一直划然、不左不右之谓也。言而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方寸所得,其将安发泄之?”⑥可见葛质认同金圣叹的观点,因此他们解诗常擘肌分理,入情入境,以心会心,在细致寻绎事理的同时,也积极揣摩诗人的情感。
  从对诗歌的具体批评看,葛质也有对金圣叹的继承。如对 “侧卸”之法的认知,金氏解律诗,有谓“唐人三四多作侧卸,最是好看”,金圣叹:《示雍又与顾掌丸》,《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页。“弟每举唐人三四侧卸之法”;金圣叹:《与顾五玉干鼎》,《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页。而葛质评解王建的《早春五门西望》,也注意到“侧卸”之法:“第一为人,次为马,次为鸡,次为松,次为柳,次为草,侧卸而下,所谓言之而中伦者也。”⑩[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下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廿五、十一叶。而在《通俗唐诗解》的具体解说中,金圣叹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例如刘长卿《赠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葛质认为“春风”下紧接“春寒”二字,乃“云他人行乐于春风,自家则在春寒中受阴晴不定之苦味之意”,⑩这一将春风、春寒分为自他二元的理解方式,其实也是对金氏评点的节录:“人自春风,我自春寒,其阴其晴,身自受之,又向何处相告诉也!”②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2,《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5、327页。又如温庭筠《过陈琳墓》“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金氏解作“不知如何偷笔,忽于句中�q地插得‘飘零’二字,于是顿将二句十四字,一齐收来尽写自己”,②而葛质则解作“一二两句中插得‘飘零’二字,十四字皆是自家身上之事”,⑨B12[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下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廿七、廿二、一叶。同样是对金氏的明显化用。除此之外,在《通俗唐诗解》的解说中袭用金氏评点之成句、化用金氏评点之意趣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过,尽管受到金圣叹的影响,但《通俗唐诗解》依然有其鲜明的批评个性。   二
  葛质自序《通俗唐诗解》时,明确提出了对金氏诗论的异议:“如其谓律为法律之律、非声律之律,则吾不服矣。”而金氏再三致力的唐代律诗“前后解”之说,葛质也只是笼统地加以肯定,却并未在《通俗唐诗解》中加以运用:“吾今所释百首不复分前后解者,吾所张皇,别有在焉。”[日]葛质:《通俗唐诗解序》,《通俗唐诗解》卷首,第三叶。在具体批评中,葛质也常有对金氏的直接否定。例如金氏所评李白《登金陵凤皇台》之底本作“二水中分白鹭洲”,而葛质却强调“‘一水’别本作‘二水’,义固通而意浅。”B11[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上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十一、十六叶。金氏在解沈�缙凇兑M�杜员外审言过岭》一题时认为“同,亦和也”,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1,《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6页。而葛质却认为“‘同’与‘和’义似而异也。‘和’为彼唱而求和之意,‘同’则此方乃任意而作也。”[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上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三叶。金氏将柳宗元《从崔中丞过卢少府故居》的“泉回浅石依高柳,迳转垂藤间绿筠”解释为“五六是写从崔过卢一路闲景”,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5,《金圣叹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9页。而葛质却强调“此二句不可读为从崔过卢一路之闲景”。⑨诸如此类显示葛质并非一味认同金圣叹的观点,甚且时有明显的针对性。至于金圣叹解唐诗六百余首,而葛质仅百首,其余五百余首更无从比较。即便如此,犹可看出葛质极力要彰显属于自己的心得,尽管有些明显是金圣叹观点的移花接木,但至少也证明他是经过甄别后的个人选择。因此,时时可见其自信自负:“才子�]落,千载无知者,今日忽为因是道人之神眼觑破了也”,“请读者以我读唐诗之法勘破此诗,勘破之时,其人眼睛必与因是道人一般慧眼。”[日]葛质:《通俗唐诗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上卷第十六叶,下卷第廿五叶。这一表述,倒与金圣叹自高其才、倜傥不羁的个性有些神似。
  在《通俗唐诗解》中,葛质经常会使用“唐人好用此法”“唐人秘法”之类句子加以总结,说明他认为唐诗多有诗人用心经营词句谋篇布局的法度在。如解李颀《题�v公山池》首联:“‘远公遁迹庐山岑,开士幽居祗树林’共十四字,向来人皆以为惠远法师、菩萨之称号,而无人能知‘远公’二字、‘开士’二字皆幻出以化人,‘遁迹’之‘遁’即支遁,‘祗树林’之‘林’乃林道人也,如此方不突兀于‘许玄度’三字。此唐人诗中秘法也。”B11葛质此所谓“唐人秘法”,实乃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虽自负独睹其秘,所解利用和字面意义相关的人名联想,显然流于牵强。不过从中却可窥见其刻意于字面背后的隐藏意义,有将唐诗崇拜过度,从而推向神秘化的倾向。而对《秋兴》一联的解说,倒可谓悠然神会,窥破了上下句共同组构而成的诗歌意境:“‘江间’七字乃巫峡之萧森,‘塞上’七字乃巫山之萧森,一句从下至上,一句从上至下,唐人好用此法。”B12说明葛质留意到杜诗的句法结构,可谓正解。
  葛质对唐人诗法的关注点,有的来自中国诗论。日本学者小野泰央对《通俗唐诗解》一书中“连环”“纲领”“当句自对”“错对”等术语进行了梳理,指出“这种执拗地探讨词与词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的做法,发端于元代诗论,在明代的《冰川诗式》中得到了继承,到金圣叹则达到了最高潮。这是葛西因是诗论的根据。”[日]小野泰央:《葛西因是『通俗唐诗解』と中国��》,《国�Zと国文学》2015年第10期。例如“纲领”的提法已见于元代诗论《诗解》,如“《秋兴》一题,分作前三章与后五章,以夔州、长安自是二事,此其纲也。”旧题吴成、邹遂、王恭撰:《诗解》,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页。而葛质也经常提挈诗中纲领,如沈�缙凇逗炻ピ河χ啤贰啊�寺逼宸居’四字为一篇之纲领”、李颀《赠卢五旧居》“‘物在人亡’四字为一篇之纲领”、杜甫《秋兴》“‘巫山巫峡气萧森’七字为三四五六句之纲领”、李商隐《马嵬》“‘此生休’乃下六句之纲领”等,[日]葛质:《通俗唐诗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上卷第二叶、第十三叶,下卷第一叶、第三十叶。都致力于把握题旨,疏通筋脉;又如明代梁桥《冰川诗式》“练句”法中专列“错综句法”,梁桥:《冰川诗式》卷3,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50页。《通俗唐诗解》也有“对法错综”“错对”等用法,如解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以字法而论,则‘绛帻’与‘翠云裘’对,此云‘手便错对’也”;解杜甫《秋兴》:“‘画省’、‘粉堞’错对”;解张南史《陆胜宅秋雨中探韵》:“‘自’字与‘辟疆’对,‘相将’二字与‘偶’一字对,‘手便错对’之法也”。[日]葛质:《通俗唐诗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上卷第廿六叶,下卷第二、十八叶。致力于对诗中字词对应关系的发蒙。不过,即便是沿用中国诗法理论,但在实际阐释时依然鲜明显示出葛质个性色彩。其中有二点比较明显。
  其一是对律诗体式结构的突破。律诗由四联组成,一般每联由上下句自足一意。元代后更是明确强调各联的功能为“起承转合”。如元代诗家云:“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律诗,第一联是起,第二联是承,第三联是转,第四联是合。”元代佚名撰,或题“傅与砺述范德机意”:《诗法源流》,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此“成法”多为明清诗人所遵循。金圣叹即认为:“除起承转合,亦更无诗法也。”⑦金圣叹撰、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398、399页。按此解诗,必先解析一联之内出对句合成的含意。如解韦庄的《鹧鸪》:“三四‘暮雨’、‘残晖’,已极幽怨……五六严秦人越女,不解我心。七八我于世更有何恨,只无故国得归耳。”⑦葛质在解读时,却打破这一规则。王维《敕赐百官樱桃》的后半首为:“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自有蔗浆寒。”葛质解道:“从‘中使’至‘内热’十四字成一句,又与‘大官’七字成一对”,⑨⑩[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上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十四,廿八,十六、廿六、三十、卅一、卅二叶。将颈联的对句和尾联的出句视为“一句”,并将此“一句”与尾联的对句视为“一对”,这种理解方式完全打破了律诗的阅读常规。显示出葛质并未拘限于一联之内,而特别注意到联与联之间内在的意脉流转,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情味。同样,在评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时,葛质将“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三句视为一个单元:“第二第三原为一句,起句‘紫陌’与此十四字一句之‘青琐’连琐,是色”,⑨虽然越出常规,却是抓住了“起”与“承”之间的真正的承接所在。   其二则是对色彩用词的强调。这也是《通俗唐诗解》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如:
  天花为红、春草为青、参禅之人为玄,良工妙手彰施五色之尤奇绝者。
  “五色诏”遥映“绛帻”与“翠云裘”,所谓彰施五色者也。
  白发为白,青山为青,鸦为黑,枫叶为红,鹭与芦花为白,所谓彰施五色也。
  “青琐”、“紫微”、“头白”,通篇中见彰施五色。
  “素书”、“青云”、“紫阳”三者显用色,草生青、雪在白、浊水黄三者藏用色,所谓彰施五色,所谓言之而中伦者。⑩
  上例中频频出现的“彰施五色”,源出《尚书・益稷》:“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意谓通过施加不同色彩使事物得以彰显。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就将“五色”之“形文”置于文道之首,所谓“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刘勰著、詹�A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51页。唐代独孤及评沈�缙谑苯�声色并举:“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员外,始财成六吕,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独孤及:《唐左补阙安定皇甫冉文集序》,《唐文粹》卷92,杭州许氏榆园校刊本,光绪庚寅(1890)年,第691页。
  强调“彰施五色”是达成“缘情绮靡之功”的必要手段。日本学者田中康二也发现葛质对诗中的色彩具有敏锐的感觉,[日]田中康二:《葛西因是の『通俗唐诗解』の解��槁浴贰4哟醋鞯慕嵌榷�言,色彩能彰显事物的形象,使之鲜明可感;从解读的角度而言,对色彩的敏锐感觉,无疑会强化诗歌的整体意象。刘禹�a《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中别墅》诗:“君思郢上吟归去,故自渝南掷郡章。野戍岸边留画舸,绿萝阴下到山庄。池荷雨后衣香起,庭草春深绶带长。只恐鸣驺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尝。”葛质解道:“‘绿萝’之‘绿’字管到‘池荷’‘庭草’‘晚菘’,三者反衬‘郡章’‘画舸’,十分之渲染。”⑤⑥[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下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二十、十三、七叶。“阴下”萝之绿、“雨后”荷之绿、“春深”草之绿,使读者感受到勃勃生机,正体现了诗中的愉悦情调,而与之前的“郡章”“画舸”在色调上形成鲜明反差,从而愈益彰显了各自的本色和情调。
  三
  书名《通俗唐诗解》,从“解”而言,无论对字、词、典故、人物、地名的注释,对章法结构的分解,对意旨情味的揭示,对诗歌艺术的阐发,对作品意义的评断,本是一种诉诸逻辑思维的理性分析。但是,在葛质的分解中却时常表现出审美的直觉感受,充满着丰富的文学想象。
  最明显处,是解诗者充分展开艺术联想,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如解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寮友》:“是时先生应倚舷而下一大白。先生又曰:此境界我已尽领,不可不以报知旧熟寮友。而于怀中取出纸笺,于腰间取出墨潴,作一通书,认之曰:诸君好在,珍重自爱,仆已解官,扁舟不系,正是吾心,大得自在!封筒上则题赠洛桥游宦诸位大人足下。”⑤所谓“于怀中取出纸笺,于腰间取出墨潴”之类的语句,生动细致,如真事真境,却完全超出原诗的文本范围,常见于曲艺、说书等语言表演的场合,在一般的解诗著作中则少见。又如对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两句的解释:“圣天子昨夜之宿醉未醒,昏梦中不省漏声催晓,仅由宫人扶起,以干葛汤一杯之力而出御。”⑤葛质同样加入了文本以外的想象性叙事细节,而使原本描写性的诗句表现得生动形象。
  这种故事性的叙述特点,与《通俗唐诗解》的评解以“通俗”口述的表达方式不无关联。书的扉页标注“因是道人葛休文口说”,有学者认为:“如果使用者口述事物,那讲述的天秤自然会向情节一边倾斜,情节首、身、尾完整的表述自然就是行动的完美叙述。”林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葛质会在解诗中采用讲故事的感性形式,并加入很多原诗中完全没有的叙事细节。
  此外,葛质热衷于故事性的解读,或缘于日本固有的解诗传统。日本古代的汉诗传播多与佛教寺院有关,正如村上哲见在描述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学时所说:“这些寺院流行着学僧们的讲义,是当时最高水准的学校,而讲义并不限于佛典,也包括了被称为‘外典’的佛教以外的典籍,中国的儒教经书、史籍、诗文集等也得到了讲授。”⑨[日]村上哲见:《�h�と日本人》,讲谈社,1994年,第152、173页。原文为日文。问题的关键在于,寺院中的诗歌讲授不仅同样体现为口头言说的方式,还同样会在言说中增加一些想象性的叙事细节,以吸引听众。如天文五年(1536年)的《三体诗幻云抄》中所说:“如心(如心中恕)之义云:张继本淫于色,故泊枫桥与妓同卧。妓欲奔他人家,伪告曰:‘月落乌啼,霜满于天,夜已明矣。渔人亦不钓鱼,空烧火而休息。’妓乃请暇,继许之。妓去后,初闻夜半之钟,继噬脐而已。”⑨如果仅有这一则解说传世,不免会让读者怀疑其作者是否拥有罕见的史料文献为证,但稍后元和八年(1622年)的《三体诗素隐抄》中却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张继夜泊枫桥,约妓女,不料为他船所夺,然张继不知,终夜待其何时能来而终不来,故作此诗,以述客中之愁寂云。”[日]村上哲见:《�h�と日本人》,讲谈社,1994年,第172页。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除了在张继招妓这一点上相同之外,内容往往都有很大的出入,可见这些具体的事迹大多是说诗者的杜撰。
  事实上,葛质的论诗和日本古代僧人解诗传统存在着多方面的关联。首先,尽管葛质多以儒者自居,但《通俗唐诗解》一书中则更偏向于僧人弘法式的言说方式。诚然,中国学者或借佛理论诗理,如严羽的以禅喻诗说、沈曾植的“三关”说;或论及与佛教相关的诗时用佛学解诗。然而在《通俗唐诗解》中,一些诗完全与佛理无涉,葛质也会从中引申出佛理来。如解徐安贞《闻邻家理筝》:“‘思无端’三字乃‘一向专念’之四字,当时释迦如来说观佛之法,亦只是此法”;解陶岘《西塞山下回舟作》:“人世本无常定之法,正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日]葛质:《通俗唐诗解》上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第九、卅一叶。与此同时,葛质在解诗中往往还会运用佛学术语和理念。如用佛教的“六根”“六界”之说,解孟浩然《除夜有怀》“起句七字写尽除夜,是一惊耳界。二句写意中,却是眼界。三四五六句皆由此一句生出,全补‘往复回’三字。”解钱起《和王员外晴雪早朝》:“‘长信月留’、‘宜春花满’八字为眼界,‘宁避晓’、‘不飞香’六字为意界,‘独看’七字为眼界,‘已觉’七字为意界,文字真正有绳墨。”[日]葛质:《通俗唐诗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享和二年上善堂刊本,上卷第八叶、下卷第十四叶。以佛学佛理而对唐诗进行附会解说,这无疑也是《通俗唐诗解》一书的一大显著特色。从中亦可看出五山文学传统对葛质的潜在影响。   江户时代中期,日本著名儒者荻生徂徕所倡导的古文辞学派深受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影响,力推唐诗,使得李攀龙名下的《唐诗选》在日本诗坛风行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拟古诗风的剽窃模拟亦渐为时人所不满,因此在安永、天明、宽政年间(1772-1800年),从关西到江户地区都经历了一个诗风的转换期,贴近日常生活的南宋诗风逐渐获得了诗人的关注,并成为了批判拟古诗风的立足点。例如天明年间(1781-1788年)的山本北山就对古文辞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唐诗选》伪书也,《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妄书也,《唐诗鼓吹》、《唐三体诗》谬书也,《唐音》庸书也,《唐诗贯珠》拙书也,《唐诗归》疏书也,其他《唐诗解》、《唐诗训解》等俗书,无足论也。特有宋义士蔡正孙编选之《联珠诗格》,正书也。”[日]山本北山:《孝经楼诗话》卷上,转引自张伯伟:《选本与域外汉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恰与中国明代后期的诗学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如晚明的袁宏道也以推崇宋诗来作为对盲目拟古的反动:“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1页。而袁宏道、袁枚等强调性灵之中国诗家的诗论也同样成了山本北山等人批判拟古派诗风的武器,并对江户的“江湖诗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正如新稻法子所概括的那样:“拟于唐土士大夫、遵守盛唐诗之歌调而咏的诗作,与荻生徂徕所唱之�T园学一起风靡一世。但业已厌烦了这种模拟剽窃的拟古诗的诗人,开始摸索新的诗风,并亲近描写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南宋诗。京城在安永、天明时代迎来了这一转换期,江户则稍迟至天明、宽政时代。……天明年间痛批萱园诗文的山本北山,基于明代袁宏道的性灵说而张开论战,而在江户地区流行南宋诗风的江湖诗社的诗人那里,则可以看到清代袁枚的影响”。[日]新稻法子:《江湖诗社の�@花�》,《待兼山论丛・文学篇》25,1990年。
  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葛质对唐诗仍然情有独钟。他在《如亭山人初集序》中说:“谓唐诗佳者,其诗具存,世皆诵之,而莫识其所以佳;莫识其所以佳,故欺之以唐诗不佳,宋诗真佳,世或以为然。甚矣哉!世俗之然不然,无定识也。”[日]葛质:《因是文稿》卷上,第卅九叶,日本国立国会博物馆藏。这段文字体现了葛质对“雷同世好”的不满,他希望世人能真正认识到唐诗的佳处,而不是人云亦云,毫�o自己独立的审美判断能力;更不能因为缺乏鉴别唐诗的眼光,就被人欺骗从而否定唐诗肯定宋诗。这显然也是葛质著《通俗唐诗解》的基本动机。在《辨唐诗》一文中,葛质记载了一段江户后期日本汉诗人的生动的解诗场景:
  有一人说窦巩《访隐者不遇》诗者,“‘又恐’二字,全顾槿花,槿花是易落之花,芭蕉是易败之叶。”有一先生雷同世好,颇喜宋诗,忽闻此解,心若有释然,对诸弟子说诗云:“生素好杨陈陆范之诗,不尚唐诗,近日顿得唐诗滋味。且如‘又恐芭蕉不耐秋’一句,‘又’字全顾槿花,槿花蕉叶,的的成对,宋诗并无此等结构。”[日]葛质:《因是文稿》卷下,第卅五叶,《天香楼丛书》,日本国立国会博物馆藏。
  将这段文字与当时宋诗流行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尽管在诸如山本北山等著名汉诗家的倡导下宋诗的价值得到了重视,以宋诗为尚的风气得以盛行,但唐诗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时人崇尚。
  《通俗唐诗解》是继《三体诗》《唐诗选》《唐宋联珠诗格》等中国诗歌选本在日本古代产生巨大影响后,由日本学者编著刊行的唐诗评选本。尽管对金圣叹和其他中国古代诗论有所摄取,但葛质在选诗和评诗中多有创见。在崇尚宋诗的背景下,葛质以独特的思维个性和文学想象,通过对百首唐人律诗的具体解说,重新抉发并凸显唐人律诗的独特质性:“唐人苦心费力,多在比兴,情绪多端,讽托幽远,而词语典丽自然,使读者瞥然眼迷猜不出。律之为律,唐人独能之文。”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曾批评宋人主理,不用比兴,“其词艰涩”,李梦阳:《缶音序》,《空同集》卷五,明万历三十年邓云霄、潘之恒重刊本。葛质所为,显然具有针对性,他强调了唐诗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而且,他显示出非常自觉的唐诗传播意识,采用和文“国字作释”,希冀通过编撰此书示人以唐律秘法,指导本国诗人以唐诗为范进行汉诗创作:“刺绣必须买针线,织锦必须求机轴。吾今所释唐律诗,虽仅仅百首,读之而知读唐律诗之法,以此法读全唐诸律诗,无不可读之律诗。读之而知唐人作律诗之心,则有所起手,必非徒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之诗也。”[日]葛质:《通俗唐诗解序》,《通俗唐诗解》卷首第五叶。出于这样的动机而著《通俗唐诗解》,确如其所言胜过《诗学小成》和《唐诗础》之类仅供初学按韵索词的字汇类书籍。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批评家,葛质对唐诗的理解或有过度阐释之处,甚且某些解说显得矫枉过正,但仍不可掩盖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正如池泽一郎所说:“因是在实际的作品阅读中,从诗的构成以及用语、语法、色彩感觉等各侧面归纳得出的独自见解有很多闪光点。”[日]池泽一郎:《葛西因是の唐诗推重 -「通俗唐诗解序」と「柏山人集序」-》,《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8号,2013年2月。这些闪光点与时常存在的过度阐释本质上是基于同一种意图,即通过对唐诗“秘法”的探究,力求获取唐诗艺术的深层奥秘,以说服更多读者传播和接受唐诗;同时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创造性地增加唐诗文本以外的故事性细节,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从而试图改变江户晚期宗宋抑唐的时代审美风尚。它显示唐诗丰富意义的生成既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也是跨文化的空间集合。从建设“唐诗学”这门学科的意识着眼,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日、韩等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传播与接受唐诗的情形与实绩加以整体考察,当能更完整地体现唐诗的典范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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