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而后工”到“隐而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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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双华
关键词：穷而后工；隐而后工；知识分子；日常生活；诗歌史
摘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指出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揭示了古典诗人与国家政治的特殊关系：古典诗人的精神依托实际上不在文学而在政治事业。元明以来，士人的价值支点不再集中在政治功业一端，他们更倾向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寻求精神寄托。“隐而后工”的诗学观便应运而生。诗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导致了诗风的转变。诗歌成为人们精神存在的方式，成为安顿人们心灵的家园。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7106
在既成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古代诗歌至唐代到达顶峰，此后便雄风不再。至于元明，诗坛不振，已成学界公论。鲁迅也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话。以致有论者曰：宋代以后，中国的诗歌就走在下坡路上。如若按照现今文学史的叙述，一部中国诗歌史似乎就是一部退化史。这是中国诗歌史本来的面貌吗？抑或是我们文学史的观念有误？这是今人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
文学是生活的产物。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以政治事业为己任的士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观点，指出了士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是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卷42
欧阳修此处之所谓“穷”，指古代士人的仕途困顿，政治上不得意的状态。士人壮志难酬，“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便发而为歌诗。且其内容多“怨刺”，常道“羁臣寡妇之所叹”，方能写“人情之难言”。对欧阳修的这段话，人们一般多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理解。这当然是对的，但往往忽视了此处特指的对象，即诗人的社会角色。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士人，或者是官人。一个诗人若想在诗歌创作上达到“工”的境界，就必须与政治体系有密切联系。这是“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生实践中，诗人必须参与政治，进入仕途。否则，离开政治体系，便无所谓“穷”、“达”，诗之“工”之与否就不存在。其次，在思想上，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胸怀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依归；而且还必须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以政治业绩为自己的终极的人生价值。即使“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也必须有政治上的“忧思感愤之郁积”。否则胸中没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功无家园之感，也不可能做出好诗。再次，要具备以上两点，他们一般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按照当时的社会体制，他们具有不可摆脱的政治义务。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身份上与当时政治事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血缘的或是裙带的，他们与国家政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若有可以轻易脱离政治干系，便可能一挫即退，成为乡间野老，就会失去特殊的政治情怀。脱离了政治体系，就脱离了可使人“穷”“达”的环境，所谓“穷而后工”也无从谈起。
目前见于著录的中国古代诗人基本上属于知识阶层，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指向是明确的，即参与政府的政治运作。中古以前的知识分子主要分布于贵族和士阶层。贵族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王、公、诸侯、士大夫及世家大族。周人建立的宗法制度虽未被后朝承续，但其宗法观念影响一直延续到古代社会晚季，对古代政治运作影响甚巨。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控制着家族中每一个成员，任何个体对整体都具有天然的义务和责任。他们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族乃至于国家。所以，作为贵族的一分子，他与国家政治有着不可解脱的关系。如屈原，本与楚王同宗，虽遭受打击，但对君国仍然忠贞不贰。其中崇高的爱国精神固是重要动因，但他与君国的血缘关系是更为直接的因素。面对君国之兴亡，他想置身事外都不可能。像曹植，身为王侯，实则囚徒。非但壮志不得实现，甚至不能逃离是非之地。再如阮籍，其家庭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本为政治圈中人。他本有济世志，然而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借以避祸。虽自列于方外，还是难逃政治网罗：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1402
只有采用非常行为才得活命，真乃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其身心处境可想而知。《晋书》记阮籍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就是处于是非之地的贵族知识分子人身状况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极具象征意义。愤激如嵇叔夜，以不孝被杀；纵娱如谢康乐，亦以谋反被杀。天网恢恢，无处遁形。政治就是他们的宿命。
至于士阶层，情况稍微宽松。尤其是庶民出身的士人，他们并无卷入政治的必然性。然而在社会定位上，他们作为四民之首，又与农、工、商不同。他们不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但掌握着文化技能，并以此谋生，存身于社会。正因为如此，余英时认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学人谈论的“知识分子”极为相似。能够超越阶级利益，成为“社会的良心”。从历史上看，文人常以道统自命，似乎具有某种超越性。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士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有本质的差异。古代士人尽管不从事具体职业，似乎超越于私人或小团体利益之上，但他们却不能超越于统治者利益。正因为他们不从事具体职业，他们必须依附于统治者，否则就难以生存。而在专制体制下，他们的价值定位又被维系在君国政治上。“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3］2711他们必须为国家政治服务。况且在先唐时期，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是征辟和察举，主持举荐者均为权豪势要（如九品中正制）。士人出仕，也与政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亦受到国家政治体系全方位的控制，与政治圈中人亦存在密切利害关系，与国家政治亦有强烈的荣辱与共之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所谓政治并非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而是由执政者掌控的政府政治或官场政治。官场以外的政治活动绝无存身之处。也就是说，步入仕途，加入政府为君主服务，是知识分子所能参与的唯一政治活动。其思想感情、人生价值观乃至于思维方式，都被固定于特定的政治模式之上。他们的生活状态只有“穷”、“达”两途：在穷达之间，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和情感模式；只有在穷达之间，才能激发出高昂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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