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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话语透视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寇鹏程

  摘要:“不健康”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话语。这个话语的内涵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从它的“使用史”来看,其内涵主要有:(一)“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纯艺术”是不健康的;(二)“灰色阴暗”的艺术是不健康的;(三)“小市民趣味”的艺术是不健康的;(四)“小资产阶级情趣”是不健康的;(五)“形式主义”是不健康的。这些内涵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性与政治性,是政治话语权的转化,这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史的格局。
  关键词:不健康;为艺术而艺术;阴暗;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07-09
  “不健康”本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却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流行的尺度。被指为“不健康”的作品,其价值受到怀疑。但究竟什么是“不健康”呢?《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健康不像疾病,后者往往是可认识、可感知和比较容易定义的,而健康是一种有些模糊不清和难于定义的情况……按医生之见,精神健康可以接近,但总达不到。”对文学来说,“不健康”的精确内涵指什么?这往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频频使用“不健康”来评定一个作品,这在某一时期曾深刻地改变与决定着文学的格局,对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从“不健康”的“使用史”表现出来的“症候”中去窥探它究竟是什么,以便不再盲目地以“不健康”来否定一部作品,从而给予文学更好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我们在对“不健康”的所指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几十年来心安理得地把它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强加于文学,却一直没有沉下来反思什么是“不健康”?凭什么说一部作品“不健康”?
  一、“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健康”
  较早用“健康”与否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标准的是徐志摩。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发刊词中,他提出评价文艺的主要标准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什么是“不健康”呢?徐志摩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列出了13个“不健康”的流派,即: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从徐志摩的论述看,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注重的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相对来说功利性较强,有简单化、口号化嫌疑的作品以及情感较为狂热与低沉这两个极端的作品,都是“不健康”的。那种“有闲式”的冲淡闲适、中正平和,应该说比较接近徐志摩的“健康”了。徐志摩讽刺革命文艺“不健康”,立即遭到反击,彭康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中质问“健康”是谁的“健康”?彭康认为,徐志摩的观点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说话的,“健康”与否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认为健康的无产阶级却认为不健康,无产阶级认为不健康的资产阶级却认为健康,他说:“‘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彭康敏锐地指出了“健康”标准的阶级性,认为不能抽象地用“健康”、“尊严”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而要从社会阶级的立场去分析作品,但从社会阶级立场分析的“健康”究竟又具有怎样的内涵,彭康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们由此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健康”还是“不健康”文学观的对阵双方,即主张社会功利性、政治性的工具论文学观与主张审美独立性、非功利性的自律论文学观之间的对垒,双方互相认为对方是“不健康”的。一贯主张美是“距离”之下“情趣意象化”的朱光潜,就认为只有那种不为某种直接目的服务的艺术才是健康的,其余的都是“不健康”的,他说:“我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压抑与摧残,无论那是在身体方面或是在精神方面。我主张每个人无牵无碍地发展他的‘性所固有’,以求达到一种健康状态。”他强调文艺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如果丢掉了这块自家园地而去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当然是“不健康”的。在这种审美独立范式之下,朱光潜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最健康,而沈从文自己也这样认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就是健康,相反,那种“呐喊”与“革命”的紧密反映时局的作品则是为了“任务”,为了直接的政治目的而牺牲文艺自身的纯粹性,是口号标语式的“抗战八股”,是概念化的工具,离文学本身较远,因此“不健康”。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这种“审美主义”取向在“革命文学”看来,自然又是“不健康”的。上官筝《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说:“一切不健康的,色情的,堕落的世纪末的思想,如螺旋菌般的牢固繁殖在我们的文坛之上。另一面则是学院派的学者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彼此筑起象牙的堡垒,在沙发上吟风弄月,漫谈风雅,哥哥妹妹,蝴蝶鸳鸯,依然是追求个人的情爱的问题,或向虚无主义中逃避,直到今日为止,这可怕的毒素仍未被彻底的清算,所以文坛之健康的要求,是至为迫切的。”在革命者看来,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吟风弄月”、个人情怀等就是“不健康”,文学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的赞歌。“健康”与否实际上是审美独立论与审美工具论两种文艺范式之间的争论,在各自立场上互相攻击,“不健康”的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中国近百年来的文艺道路一直纠缠于审美工具论与审美独立论之间。在民族危亡关头,文艺被当成启蒙、革命、救亡、建设的有力工具,梁启超早年美学观就特别强调艺术的社会变革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中,把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小说家身上。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也要求文艺青年做一个时代社会的“留声机器”;李初梨把文学作为“机关枪”、“追击炮”。鲁迅、郭沫若等放弃“实业救国”理想而投身文学事业,就是为了唤醒民众而“呐喊”,为了革命而“前驱”,都有明显的审美功利主义目的。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也多少有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的启蒙意义。随着抗战全面深入,这种审美工具主义合情合理地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第一范式,审美“介入”社会革命的程度越来越深。毛泽东认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确立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学仍被看成从属于政治斗争的工具,对文艺的批判总是和对作家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批判连在一起,文艺工具主义成了横扫一切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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